陆俨少：学画微言
1962年起兼课于浙江美术学院，1980年在该院正式执教，并任浙江画院院长。我学画六十余年，其间顺逆之境，甘苦自知，暗中摸索，一得之愚，卑之无甚高论，略记于后。我提出这个比例，其用意是学画不光是作画，还有画外的功夫。字帖的临摹范本，亦多反映了名书家的忠义之气，或潇洒倜傥的高尚品质，耳濡目染，日久也会潜移默化受到影响，变化了学画人的气质。
山水画
唐代山水画风略论
唐代山水画风略论唐代早期山水画中的神仙思想仍然存在，但随着社会的富庶、贵族生活的奢华，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兴趣远远超过了魏晋时期的求仙访道、卧游山水，因而这一时期与之相联系的反映琼楼玉宇辉煌壮丽的工细山水画随之而兴，并呈后来居上之势。具体而言，在表现形式上，唐代山水画主要有三类体格：其一是李思训为代表的工细巧整、青绿重彩一格。而各种风格山水画的建立，标志着唐代山水画的发展已翻开了新篇章。
王石谷绘画为何褒贬悬殊
王石谷绘画为何褒贬悬殊山水画大家王石谷是中国绘画史上颇具争议的画家，在清代受到广泛推崇赞赏，人们称其作品“妙绝千古”，“惊爆海内”；但“...”以后却遭到全面否定，被斥为“中国恶画的总结束”、“社会盲目崇拜的对象”。王石谷绘画在清代备受欢迎，还有其绘画本体发展规律等因素。尤其是王时敏，对王石谷绘画达到一种痴迷地步。可见在他心目中，王石谷画艺远在查士标之上。
李可染与新中国画的改造
李可染与新中国画的改造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域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自20世纪下半叶急剧开始和全面渗透的全能政治时代。李可染于1950年发表的《谈中国画的改造》，谈到了中国画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受到了厄运的现象。李可染对新中国画改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山水写生活动和创作的“红色山水”。李可染的写生山水和红色山水在这一新传统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
山水画南北宗论的时代性之认识
山水画南北宗论的时代性之认识山水画里的南北分宗论是明清时期绘画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画家的创作活动，及其对绘画本身的理解和对中国山水画史的把握，甚至波及了书法、诗词等相关艺术门类的理论建构。在晚明乃至整个清代，南北宗论打着董其昌的标签，逐渐成为一种后人认识山水画发展的权威理论，进而演变为描述画史的常识以及评判作品的套语。此后，南北宗论基本上被当作一种对山水画史的错误描述而遭到否定。
宋代理学对山水画自然观的影响
宋代理学对山水画自然观的影响站在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探讨宋代理学对山水画自然观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理学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山水画在自然观的认识系统中超越了前代，启示了后世。说明宋代艺术家在时代文化性理学说的影响下，对于山水自然观的美学认识与魏晋隋唐时期的审美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换句话说，从“格物致理”的层面要上升到“穷理尽性”的状态，这便是宋代山水画家们在改良山水自然观时的主要课题。
谈谈中国山水画以气主生
谈谈中国山水画以气主生中国山水画是中华民族用以表现自然环境的一种形象语言，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突出的区域性文化特点。这种以气主生万物的概念，在汉代的纬书中被普遍采用。中国山水画独立于其他画种、趋于成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可以说中国山水画从一开始就受“气”的影响。那么，中国山水画中气的美学特征又是什么呢？这种婉约的画风，几乎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主流。
中国画坛“五百年第一人”
中国画坛“五百年第一人”艺术品,无论如何被售卖，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特殊属性注定其必须具有艺术性、学术性和历史性。这就是张大千的绘画艺术之所以被徐悲鸿先生称之为“为现代绘画生色”的根本之所在。如果没有“敦煌寻源”这一前无古人的壮举，没有对敦煌艺术的广收博取，张大千是不可能成为中国画坛“五百年来第一人”。1949年以后，张大千前往海外，从此一别祖国数十载。
陆俨少——超世俗的诗性追求
陆俨少——超世俗的诗性追求陆俨少生在中国急速现代化的时代，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世俗化的过程。古代山水画特别是古代文人山水画，始终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诗性追求——即人与自然，心与物，道、技与造化合一的追求。为了赋予世俗题材作品以超世俗的诗性，他有时采取“以古为今”、“以古喻今”的方式。
黄公望山水画的艺术特色
黄公望山水画的艺术特色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重武轻文，实行民族分化政策，迫使江南文人退隐山林，将精力、情感寄情于山水，于是文人画创作大兴。相对于前代和同时代的画家而言，黄公望的作品颇有新意。黄公望接受了这种思想，在山水中追求古朴简拙的风韵，在气势构图上吸取了荆、关等北方画派的特点，以雄强的气势悠长简淡的笔法表现江浙一带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