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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秘北宋王朝主动出兵西北：战略失误导致屡次战败 一、 弹性战略防御的概念 弹性防御（又名机动防御，activedefense）是运动战处于防御形态下的一种积极战略。一般来说，防御战有三种形式，即前沿防御（forwarddefense）、纵深防御（defe...
探秘北宋王朝主动出兵西北：战略失误导致屡次战败
一、 弹性战略防御的概念
弹性防御（又名机动防御，activedefense）是运动战处于防御形态下的一种积极战略。一般来说，防御战有三种形式，即前沿防御（forwarddefense）、纵深防御（defenseindepth）和弹性防御。前沿防御又可称为战线防御（perimeterdefense），目的是要拒敌于国门之外。纵深防御的意图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敌军占领和推进的困难，从而尽量减低其入侵的获益。弹性防御的意图是集中兵力在局部战场上构成相对优势，击溃或歼灭入侵的敌军。
三种防御形态各有优劣。前沿防御采用最直接的途径来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若我们同意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1781-1831）所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防御战的政治目的自然是保护国家免遭敌人蹂躏。由于成功的前沿防御可免国土遭受战祸涂炭，很多国家从政治的考虑出发而采用前沿防御战略。例如北约（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简称NATO）的成员德国，在80年代坚持前沿防御战略作为留在联盟的先决条件，其原因是西德百分之三十的人口和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业都位于距离前沿不足一百公里的地方。北约的前身西欧联盟（WesternEuropeanUnion）曾遵循蒙哥马利元帅（Field MarshalMongomeryofAlamein,1887-1976）在莱茵河建立防线的构想，但这样无疑将德国推向苏联那一边，结果北约还是采用前沿防御。不过，前沿防御能否成功，从军事的角度看，取决于防御者拥有的优势，诸如火力、工事的坚固、对地形的熟悉等因素，能否消弭对方在兵力兵器上的相对优势。在一般情况下，进攻者多半拥有较强战力，而且能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大量部队，只要撕开一个突破口便能长驱直入。
纵深防御正好避免这种情况。它强调节节抵抗敌人，令敌军每攻陷一城一村，都遇到抵抗和付出代价。在深一层次上，这种抵抗不单是物质性的，也是心理上的。成功的纵深防御将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给对手：我国军民上下一心，无论何处都会进行抵抗，要彻底征服我国的代价是很大的。若对方在发动战争前已能深刻体会这一点，其发动入侵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因此，纵深防御作为一种备战姿态，可能收到武装劝止（armeddissuasion）之效，而达成保卫国家的政治目的。但不幸战争一旦发动，则双方可能都是输家，防御者纵使赶走敌人，得回的往往只是糜烂的家园。因此，除去军事上的因素，纵深防御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如统治者的决心和人民对 *** 的支持。事实上，纵深防御往往倾向进行持久战，以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形式出现。
弹性防御则不然。它避免将部队分散在前沿漫长的战线，也避免作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弹性防御能同时拥有进攻者的机动和在本国作战的便利，在战役层次上常常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守军可以在内线集中相对优势的兵力，逐个击破敌人几个并进的外线军团。守军也可以凭着对地形的熟悉，隐伏一定兵力，或派出一个迂回部队于敌军的侧后，配合正面的大部队同时前后夹击。守军也可以作大幅度的退却，让敌军过度延长的补给线逐渐暴露后加以袭击，削弱敌军的整体战斗力，然后集中兵力决战。弹性防御并不必然意味着完全放弃前沿抵抗。若没有给予敌军相当的迟滞、骚扰和杀伤，则在纵深处会战和反击的效果未必很好。弹性防御未必要求人民无限度的支持，但通常要具备较机动化的野战军和一体化的指挥机制。总之，弹性防御是一种积极的战略。
二、 北宋对辽战争中的弹性战略防御
北宋开国伊始，宋太祖（926-975，960-975在位）似乎有从事前沿防御的意图，命郭进（921-979）控西山、李汉超（？-977）镇关南、何继筠（920-971）领棣州、贺惟忠（？-973）屯易州、张美镇横海，虽“少与之兵”，但“二十年不迁其任”，给予极大的自 *** 。太祖任命这批前沿将领，历受北宋一代文臣赞美，且作为一个典故在讨论战略问题的奏章上一再出现。然而，以上史实是否便说明太祖具有前沿防御的构想，这似乎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论定。一方面，太祖时宋辽之间并未出现持续的军事对抗，诸将的任务可能仅在对付契丹的日常抄掠。另一方面，在969年围攻太原一役，契丹援军深入定州嘉山之后，才遭遇韩重赟（？-974）所统禁旅伏击而败走，也似乎反映出宋太祖对前沿防御没有寄予厚望。
大量史实说明，宋军由于不容易建立巩固的前沿战线而宁愿采用弹性防御。宋辽边界的地理形势是这种取向的主要因素。自沧州至顺安军边吴淀，边界有塘水阻隔。这段天然防线，按照何承矩计算，其直线距离“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但全长则“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水深自五尺至一丈不等，“深不可以行舟，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度也”。按照沈括记载，“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但边吴淀西向至长城口不到一百五十里，“山阜高仰，水不能至，敌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尤其是989年易州、满城相继失守，辽骑直叩唐河，是边防最严峻的考验。据沈括调查，这一地段中又可分为两段，即定州、西山、北平寨一段，和保州以东至顺安军一段。对于前者，宋军可倚西山布阵，另以奇兵设伏，令局势不致恶化。但后者则“平川横袲三十余里，南北径直、并无险阻，不经州县。可以大军方阵安躯，自永宁军以东直入深、冀，行于无人之地”。这才是前沿的最大漏洞。
宋军在前沿列置堡寨，作为体现 *** 、维持治安的机制，为巡检司等小部队提供基地设施，也作为难民的临时庇护站。部分堡寨还有贸易功能。可是，这些堡寨未必能抵御辽军大部队的进击，县邑的抵御能力也似不强。《宋史•翟守素传》说君子馆战役（987）之后，“河朔诸州城垒多圯”，指的大概是诸州属下的县邑和堡寨。事实上，二十五年的宋辽战争中，宋曾经失陷的州城只有易州、深州和祁州，而失陷的县城和堡寨则甚多。单是辽军在989年的攻势就攻拔了满城、长城口、小狼山寨等多个宋军沿边的据点。
宋军北方防线既出现了一大漏洞，而沿边堡寨又不能完全填上这个空档，弹性防御就成为重要而必须的战略。自979年宋辽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太宗便提出“会兵设伏夹击”的训示，并进行了满城会战（979）--宋军第一场大型的弹性防御作战。宋军不在前沿的易州拒敌，而将镇州、定州两处屯军集结在徐河待机。太宗为这一战特地颁下阵图，结果因不合符战场实际，以致诸将必须临时变阵出击而大受史家诟病。然而，无可否认，太宗“会兵设伏夹击”的战役意图是完全达到，而且镇、定和关南（瀛州）三路大军的协同也恰到好处。这一方面，崔彦进巧妙的侧翼迂回功不可没。他“潜师出黑芦堤，趣长城口”，恰好在辽军从满城方向败退时从后截杀，因而将大量辽军赶入西山坑谷，造成巨大的伤亡。宋军在处理战役上的成功，主要是能在纵深上的徐河巩固一个坚强的正面阵地，同时，得到一个有力的外线兵团威胁敌军的退路。这种战役法鲜明地体现了弹性防御的特色。
此后，宋军的正面阵地大体就以定州为枢纽，环绕着唐河、徐河、保州、威虏军、北平寨等要点，随敌情而修正位置。如冯拯（958-1023）曾作出置大阵于唐河、中阵于邢州、后阵于天雄军的构想。寇准（962-1023）对澶渊之役的种种构想，也是基于在定州设大阵的既定方针而变化出来。与在定州设大阵这一相对稳定的措施相比，如何构建外线兵团，却是煞费苦心的事情。宋军很难再寄望契丹会重蹈满城会战的覆辙，轻易地让关南部署司切入其后方；而且太宗也表现出过度留恋战区指挥权，迟至关南部署司在君子馆战役覆没后，才设置一体化的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司。然而，要怎样建立必要的迂回力量，仍然没有定论。
宋辽战争期间，宋军所施行的弹性防御还有很多内在的问题。如八万人以上构成的大阵中步兵比例高，以致行动和反应能力比较迟缓，后期的主将傅潜、王超（？-1005后）作风保守，更大问题出在一体化的指挥难以达成。太宗、宋真宗虽然屡次颁下阵图来划一行动，但往往未能符合战场实际。值得一提的是，真宗对王超过于谨慎的作风似有微词，索性将沿边游骑的指挥权完全独立出来，下令杨延昭（958-1014）等四位骑兵将领不受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亦即大阵主将王超的指挥。真宗说：“本设奇兵挠其心腹，若复取裁大将，则四人无以自效。”这样无疑活跃了沿边游骑的功能，但对于达成指挥一体化的目标而言，却仍是遥遥无期。到庆历初年，边患又再日益严重，朝廷对于万一与契丹发生战争时，如何构建河北战区的指挥体系的问题上出现分歧。程琳主张四路分帅，夏竦（985-1051）主张平时置四帅，战时择一位两府大臣为总帅，而韩琦则主张分东西两路。其问题症结在于河北的政治重心在大名府，而军事的重心则在镇定两州，“其势倒置”，加深了建立一体化指挥的困难。
三、北宋对西夏战争中的弹性战略防御
与河北相比，陕西虽然也发生指挥权不一的问题，而庆历时期的宋夏战争中也确乎发生过关于四路分帅的争议，但更大的困难，似乎是由战区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本来陕西一度是北宋土地开发量最高的三个地区之一，但并非国家经济命脉所在，尤其是人口比较不那么集中的北部，即使沦为大型机动战的战场，也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可是，宋夏之间的天然国界横山，物产丰盛，遍布党项部族，西夏可以利用这些部族作为大型进攻前夕的补给站，陷宋于不利地位。宋初名将李继隆（950-1005）取夏州时，曾提议筑城山界久守，本来很有远见，但太宗却图谋消灭李继迁于一战，而忽略长远的边防计划，没有好好巩固前沿。
失去横山之险，北宋陕西前沿便按着延水、洛水、华池水、马岭水、泾水、胡芦川及渭水的上游布防。上述河川除了胡芦川西北向之外，全属东南向，大致上纵深越大，地势越低。根据各支河道的分水岭，北宋陕西前沿分为鄜延、环庆、泾原和秦凤四路，而四路又隶属内里的永兴军路，构成防御纵深。可是，鄜延路边面“西自保安军，东自白草寨四百余里”，难以分守。环庆路虽“素为险扼之地”，但庆州以东有西夏金汤、白豹二城，威胁鄜延、环庆两路的接合部。其南又有明珠、勿藏等强族阻隔于泾原、环庆的边界，这使环庆路成为一个犬牙交错、互相楔入的战线突出部。泾原路接西夏点兵的重镇天都山监军司，“山川平易，可以出大兵。若劲骑疾驰，则渭州旦暮可至。自渭以东，缘泾河大川，直抵泾、邠，略无阻阂，彼若大举为深入之计，须由此路”。只有秦凤路的地理结构较为独特。它是边界贸易重镇永宁寨所在路份，且出产巨木，经济上较为重要，而“绝在西南，去贼界差远”，比较安全。
本战区的道路系统主要沿着河川走向，而各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则不易通行大兵。1041年，鄜延路都钤辖、知鄜州张亢（994-1056）指出：“去春贼至延州，诸路发援兵，而河东、秦凤各逾千里，泾原、环庆各不下十程。去秋出镇戎，又远自鄜延发兵。且千里远斗，岂能施勇？如贼已退，乃是空劳师旅。”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1003-1058）也批评：“环州赵振引援兵，却由庆州取直罗赤城路入鄜州，方至延州城下，约近十程。比至，则贼马出境已数日矣。”地形的阻隔严重降低了宋军的反应能力。
宋军既已不能快速应援防御体系内的薄弱环节，就不得不分散兵力扼守前沿各处。这样，不但前沿守不牢固，弹性防御的格局又变得很难维持，陷于左右为难的地步。田况《兵策十四事》说：
陕西虽有兵近二十万，戍城寨二百余处，所留极少。近又欲于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抽减防守驻兵，于鄜、庆、渭三州大为屯聚，以备贼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万六千余人，环庆路四万八千余人，泾原路六万六千余人，除留诸城寨外，若逐路尽数那减屯聚一处，更会合都监、巡检手下兵并为一阵，极不上三四万人。贼若分众而来，犹须力决胜负，或昊贼自领十余万众，我以三二万人当之，其势固难力制。
张方平（1007-1091）也作出类似的批评。很明显，北宋在陕西很难建立如唐河大阵那样十万人上下的兵团。那样，宋军每路三四万人的机动兵力，其战役角色有待重新定义--它既不可能在西夏的主要进击方向上单独抵御，战区地理形势又限制了它们互相应援的能力，在有限的道路上它们不容易转出外线进行遮断或反击。
可是，某些具有远见的大臣已在探讨如何在陕西战场落实弹性防御。在战役层次上，重点有两个：一是遮断，二是浅攻。关于遮断，王尧臣指出：
且贼之犯边，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近塞山原川谷，虽险易不同，而兵难行小道，大众须由大川，大川之中，皆为寨栅控扼。然其远引而来，利在掳掠，人自为战，所向无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门寨，镇戎之刘墦、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静边寨，皆不能扼其来，故贼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虏人畜，赍至财货，人马疲困，奔趋归路，无复斗志，以精兵扼险，强弩注射，旁设奇伏，断其首尾，且逐且击，不败何待？故贼之患在不能出也。
他批评了宋军前沿的脆弱，针对西夏侵宋战争的掠夺性质，指出其退兵时战斗力严重下降的事实。透过这番论述，他重申了弹性防御的适切性，认为宋军应该避其锋锐、击其惰归。同时，韩琦亦指出“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他们都看出宋军所面对的敌军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手，成分复杂，人数众多，贸然以寡敌众只会落得失败的下场，因此集中兵力和发动反击的时机要很讲究。
问题是，当时兵将的战术水平还没有达到以上的战役要求。在好水川战役（1041）前，韩琦曾授意任福（981-1041）“并兵自怀远城趋德胜寨至羊牧隆城，出贼之后……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然后击之”。这项战役指导和王尧臣的主张并无二致，可是任福却见敌轻进，不但没有完成韩琦的构想，还全军落入西夏的圈套。定川会战（1042）时，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1042）也没有听从部将赵珣的建议向笼竿城方向撤退，而是死抱镇戎军大道不放，终于兵败身死。会战后，元昊纵兵大掠渭州，环庆路主帅范仲淹立即出兵，打算遮断西夏大军的退路，而宋将景泰（？-1042后）亦在潘原击败西夏前锋，元昊掳掠数日后自动退兵。大致上至1042年，遮断的概念已备受理论上的重视，也重新成为宋军鲜明的战役意图，但执行时仍未能得心应手。
当陕西帅臣一再尝试威胁敌军退路的同时，也有论者主张从外线反击。一路受攻，其他三路不能快速赴援的事实，说明了从内线合兵会战的构想不切实际，但其他路份从外线进入敌界反击却未必不可能。那样，即使受攻的一路遭受一定程度的破荡，只要主力未受重创，而邻路又获得一定战果，未必不能得失相抵。在《平戎十策》中，张方平提出从麟州方向对银州发动反击。与遮断的构想不同，浅攻的方案不强调获取一两次决定性胜利，反而强调战略上的持久。这一点范仲淹在讨论攻略横山时极力强调。浅攻的要义在于“浅”，不用特意搞补给和调发民夫，而且由于攻击纵深不大，比较容易安全撤回。如范仲淹所说，“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致有他虞”。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山界的蕃部整个地招降或强逼迁徙入内地，积累地影响敌我战略力量的对比。全民皆兵的西夏不可能承受长期没有决定性战果的侵略战争，频繁的调发会成为经济的负累，如果在战役层次上得不到可观的胜利，本身已是战略层次上的挫败。
弹性防御需要质素较高的野战军，而根本的改革，是必须将野战军独立于戍守部队。本来北宋的禁军都属于野战军，但随着疏于训练，“东兵”不能战已成公开的秘密；加上厢军的衰落，禁军也要负上较重的戍守任务。前引田况的《兵策十四事》已指出，陕西驻军的戍守任务相当繁重。韩琦上疏主张“今鄜延、泾原、环庆三路，除驻扎防守兵马之外，可以各那一万人聚于鄜、庆、渭三州。臣今为陛下计者，莫若于鄜、庆、渭三州，各更益兵三万人，拔用有勇略将帅三员，统领训练，豫先分定部曲，远设斥堠，于春秋西贼举动之时，先据要害，贼来则会驻扎之兵，观利整阵，并力击之。又于西贼未经点集之际，出三州已整之兵，浅入大掠”。这其实已是将兵法的雏形，其精义在由固定将官编练和“豫先分定部曲”，随时可以投入作战。同时，范仲淹也在延州设六将，成为后来蔡挺推行将兵法的楷模，这一点已为学者所熟知。
同时，另一个重点是巩固前沿。大部分建议者都知道没有收取横山之前，陕西不可能建立永久的前沿防线，但相对坚固的前沿，对弹性防御的运作仍属有利。另外，前沿的党项部族也是北宋国防力量的一部分，从政治或军事的因素来看，都不能拱手让予西夏。因此，陕西四路相继展开招蕃部、筑城寨、团结弓箭手的计划。以相对巩固的前沿，来争取时间重新训练野战军，以备攻略横山，这就是范仲淹的长远战略。有关具体措施，近年学者已作过一定研究。
北宋的弹性防御到了11世纪末可谓完全成熟，其战术上和战役上的基础也更巩固。经过熙丰改革，北宋的野战部队得到成长，将兵法在元祐旧党回朝的阶段没有被废除，至宋哲宗亲政时已施行多年，也得到多种试验的机会。例如，把将兵按安南九军法编练、把三将兵合成较高的指挥单位、将同等数量的弓箭手或蕃兵配属将兵等等，都强化了将兵作为野战部队的角色。在1087年的洮河之役，宋将姚兕（1026-1094）和种谊（？-1087后）分兵两路，一方面在青唐、西夏联军抵达讲珠桥前先将大桥焚毁；另一方面则突袭了洮州，生擒敌将鬼章（1017前-1091），展示出典型内线作战的范例。在防御计划方面，宋军大致能从两至四个战况，根据对方的主要进击方向，来收缩兵力和策动遮断，也大体能做到外线反击。一路受攻，各路同时浅攻牵制。在一路之中，也指定野战部队在外线活动，这是庆历时代所没有强调，而为章楶所大力提倡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在1092年，他根据这个原则赢得洪德城战役的胜利。此后，西夏转入战略防御，宋军便公然在天都山上筑城，短短数年间几乎尽据横山。哲宗去世前，宋军面临一个更大的战略抉择--到底是利用横山地势转入前沿防御，还是改采攻势战略，直至彻底消灭西夏为止？无论如何，弹性防御已完成了战略任务。当然，这项转变和西夏的中衰和内争也有关系，然而，宋军战略的成功，毕竟历历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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