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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85岁的南宋诗人陆游，一病不起。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人死了，一了百了，但我还是会心痛，痛心看不到国家统一。如果有一天，朝廷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家祭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你们的老父亲。陆游的出生，赶上了北宋的末世。他两岁时，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了北宋，饮马淮河。终其一生，陆游都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爱国情绪饱和在他的整个生命里。
公元1210年，正月。85岁的南宋诗人陆游，一病不起。临终前，他给儿子们写了一首遗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人死了，一了百了，但我还是会心痛，痛心看不到国家统一。如果有一天，朝廷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家祭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你们的老父亲。 陆游的出生，赶上了北宋的末世。他两岁时，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了北宋，饮马淮河。 终其一生，陆游都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爱国情绪饱和在他的整个生命里。但是，在他生前死后，南宋均无力「 ”北定中原”，告慰一颗沸腾的爱国心。 然而，最爱君想说的是，包括陆游在内的几乎所有南宋人，都以北宋的疆域作为大一统的目标，但事实上，无论是宋之前的唐朝，还是宋之后的元朝，都不会认同宋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整个宋朝都不能算统一时期。我们知道，北宋时，西北有西夏，北方有辽国，至少是三国对峙的情况；南宋时，则是宋金南北对峙。 所以，历史学家把唐朝灭亡到元朝建立中间这段时间（公元10—13世纪），即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这大约400年，称为中国的第二个「 ”南北朝”。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1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根据史书记载，「 ”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周初分封，「 ”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 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如今的中原地区一带，小邦林立，最多时有「 ”万国”（数字肯定有夸张），后来慢慢吞并、兼并、合并，但到西周，还分出了1800个小国。 可能现在一个县的规模，就是当时的一个国。 到春秋时代，灭国的数量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快。据统计，楚灭掉43国，晋灭掉34国，秦灭掉23国，这三家是春秋灭人国排行榜的前三。其他诸如，齐灭10国，鲁灭9国，宋灭7国等等，还有很多。大家不约而同走上兼并崛起的同一条道路。 进入战国时代，就剩下我们熟知的战国七雄，以及十几个小国了。 照这个趋势看，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统一是必然，由谁来统一则是偶然。 历史学家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候的人，已经有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主要来源于残酷的生存环境。 公元前651年，在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召集的葵丘之会上，参会的诸侯国达成一条盟约，叫「 ”无曲防，无遏籴”。 什么意思呢？就是各诸侯国约定，不得修建有碍邻国的水利工程（比如不能以邻为壑，把洪水排泄到邻国去），不得在天灾时人为阻碍粮食的流通（因为国家小，一受灾可能就需要「 ”进口”粮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在2117年间，官方有记录的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 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治水，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葵丘之会的盟约，相当于想建立一个欧盟，共同应对当时的公共议题。但毕竟不是一个国家，自我利益至上，盟约很快遭到破坏。 领土大一些的国家，还好一点，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实现资源调配，降低风险。领土小的国家，就真的很渴望形成统一的大国，共同治水和抵御天灾。 梁惠王曾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孟子的回答，像干脆面一样干脆：「 ”定于一。”就是要大一统，天下才能安定。 这是很有见地的一种观点，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许多国君加入领导统一的行列，都想做「 ”秦始皇”。 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有一个著名的「 ”治水理论”，说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一环，但要兴建、管理和维护水利工程，需要一个高效、集权、统一的 ... 来实施。 因此，是治水和抵御灾害的共同需要，促使古代中国从诸侯林立走向了大一统。 2 如果要我说出，对中国统一大业和疆域形成影响最大的朝代，我会选择——秦汉、隋唐、元清——这三组六个朝代。 具体来说，秦、隋、元均完成了中国分裂时期的统一大业，按帝国分期的话，这三个朝代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帝国的开端。而汉、唐、清三朝，则是各自所处帝国时代开疆拓土，实现疆域最大化的朝代。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大一统，虽然有我前面所说的那么多时代大趋势的助攻，但这临门一脚射得漂亮，拿个最佳射手，实至名归。 秦朝统一的疆域（黄色部分），大约相当于如今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以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构建一系列制度，打造一系列工程，让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 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郡县制的推行，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加强。后来对中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历朝历代，都沿着秦朝确定的制度，做有益的创新。比如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元代创立的行省制，都有利于国家巩固统一。 秦朝统一后，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局面，采取了「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策。这些政策的重要性，可以这么解释一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文化差异不会比现在的欧洲小，车轨、衣冠、法律、语言、文字等等，都不一样。秦朝将这些统一后，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地区间的沟通障碍，到汉武帝时推行独尊儒术的措施，进一步减少列国时期形成的文化差异，从而在中国内部塑造出共同的文化心理。 所以，梁启超说，中国自「 ”秦汉以降，以统一为常轨，而分裂为变态”。 此外，秦始皇修驰道，凿灵渠，加强地区间的交通和联系，从而促进统一。后来的隋朝开凿大运河，元朝修建全国性驿道系统，道理一样。这些全国性的交通工程，把各个看似独立的经济区粘合在一起。 史学家许倬云有个论断，他说：「 ”中国经济体系，一旦编制成形，可以扩张，却难以裂解。如果分成几个地区性的网络，仍会回到整体大网。因此，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时，经济的重新整合，常早于政权。” 当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秦朝统一的疆域大约仅相当于今天中国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大约在汉武帝、汉宣帝时期，中华第一帝国的统一疆域才达到极盛。 汉朝的极盛年代，不仅拥有秦朝全部疆域，而且扩展到 ... 半岛北部和越南的大部分。凡是当时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汉朝几乎都建立了行政机构。与今天中国的领土相比，除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东北大部分，汉朝都有了。 历史学家葛剑雄说，中国的主体民族称为「 ” ... ”，就是因为汉朝对中国历史极其重要，它奠定了中国统一疆域的基础。 西汉后期版图（绿色部分）。 3 西汉大一统的局面，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成为所有王朝比附和参照的对象。每一个统治者，觉得最能夸耀于世、名垂青史的政绩，肯定有一条，就是自己统治的疆域能够超越前代。 但有些时代，统一与分裂，非人力所能控制。 秦汉以后，中国大概2000年的历史中，仍有两次漫长的分裂时期，各有400年左右时间。这就是中国的两次「 ”南北朝”： 第一次，从公元189年，董卓入长安，东汉政权瓦解开始，至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重建大一统王朝为止，整整四个世纪，除了中间西晋大约20年的短暂统一（从280年西晋灭吴到301年八王之乱爆发），中国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第二次，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公元10—13世纪，恰好也是四个世纪左右的分裂、对峙期。 为什么在大一统的思想和实践都很成熟的情况，仍然会出现分裂？我在前面引用许倬云的话，说经济的一体化会早于政权的大一统。反过来，如果出现分裂局面的反复，一定也是经济先出现问题。 就中国古代来说，决定经济好坏的关键要素是人地比——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强调，中国两千年来都处于治乱循环，其关键因子主要是人地比例。 一般王朝初期经过战乱后，人口损失严重，地广人稀，劳动力的边际产量较大，这时，从事盗匪、起义等暴力行为的成本也较大，导致从事生产的人口多，从事暴力的人口少。 ... 从事暴力镇压的支出就少，税收相应减轻，因而出现良好的政局。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数量增加，人地比减小，边际产量相应减少，越来越多人会铤而走险，从事暴力行为。这进一步增加了 ... 的防暴开支，加重民众税收。累积到一定程度，中央集权 ... 财政破产，王朝分裂的局面由此产生。 这个过程，一个小周期就是一次改朝换代，一个大周期则是上面提到的两个400年。 当然，导致人地比减少，除了人口增加、土地兼并等常规因素外，气候变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农业社会，平均气温下降一两度，就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连锁产生各种社会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是历史上几次游牧民族的南侵，均与全球气候变冷有关。气候变冷，使得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南移，压缩了中原可耕地面积，激化人地比，从而引起上面所说的中央集团财政崩溃，王朝陷入分裂。 而且，由气候变冷促发的战争与疆域分裂在全球都是一样的。公元1世纪以后，东方的大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都受到各自边疆游牧民族的南下侵袭，这之后，两个帝国均无法应对而崩溃，疆域陷入分裂期。 所不同的是，罗马帝国辉煌的文明，随着帝国灭亡而消失，欧洲进入漫长的长达千年的 ... 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文明才重新影响欧洲历史；而中国在历经400年的分裂与动乱后，由隋朝再次完成大一统，从而保持了文明的延续。 612年，隋朝版图（土黄色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隋朝对于中国历史、文明与疆域的正面影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但因为隋朝短命，很多人看不起，或认识不到这个流星朝代的重要性。 实际上，隋朝是中华第二帝国的缔造者，中国成长为有别于分裂式欧洲的统一性世界帝国。隋朝承上启下，功不可没，上承秦汉，下启大唐。 最爱君以前写过重新评价隋文帝和隋炀帝的文章。在我看来，隋朝两个皇帝都很有作为，隋文帝在政治、 ... 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相对机械和脆弱的，如前所述，真正有机和牢固的统一是经济上的统一。这时，隋炀帝修大运河的奇想和魄力，就能印证他的雄才大略。 大运河的修筑，不但沟通了南北，而且深刻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格局。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有一段话说得很精辟： 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当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 ... 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 ... 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同一时间，便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这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 ... 政治重心连系起来，以便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能够运用灵活，尽量发挥它的作用。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交通线，是那沟通南北的运河。 741年，唐朝版图（绿色部分）。 4 陆游是一个悲情的人。终其一生，整个时代都未能走出第二次「 ”南北朝”，他也未能看到祖国大一统的那一天。而且，他的子孙，肯定也无法履行他的临终叮嘱——「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因为，平定中原、统一中国的军队，不是来自他奉为正统的南宋，而是来自「 ”野蛮”的蒙古人。 他的南宋，同样灭于蒙古人的铁蹄下。 我很理解陆游的痛苦，还有那些在南宋亡国时拼死抗争的英雄的痛苦。但我们对英雄精神的推崇，和对历史的认识应该区分开来。 从中国统一的脉络来看，宋朝从来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不仅现在的史学家这样认为，当时人就已经这样认为。 北宋版图（绿色部分）。 1234年，蒙古人灭掉金朝后，一群汉族文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将来怎么给金朝写国史。跟我们传统认为 ... 一定敌视辽、金政权的认识不一样，这些汉族士人生活在金朝政权下，对辽、金两朝都很有感情。 讨论的过程中，一个名叫修端的 ... 说，宋朝从来没有完成真正的「 ”大一统”，对唐朝以后的历史，以「 ”南北朝”的框架来认识才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修端强调，按照历史实际情况来说，金朝平辽克宋，占有中原三分之二，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南宋对金称臣侄，已经把天下共主的位置让给了金朝，所以「 ”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应以金朝为《北史》，宋为《南宋史》。 公元1208年，中国境内对峙的政权。 后来元朝修前朝史，接纳了这个观点，《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并立，说明这三朝都是正统，而不是狭隘地仅把宋朝当作正统。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元朝本身不是 ... 建立的政权，所以它有需要，也有意识去推行这样一种观念：「 ”正统”是天下公器，不是某一个族群所私有，无论哪一个民族，只要它奉行中国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与秩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 ”正统”王朝。 而宋、明这两个 ... 建立的王朝，仍然坚持「 ”华夷之辨”的正统论。这种狭隘的大汉族正统论，在当今显然是过时的。我们一直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这一定位的形成要仰赖元、清两个朝代的贡献。 与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经过一轮兴衰就全部覆灭不同，中国是唯一延续了数千年文明、历经多轮兴衰仍不致断裂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中华文明如此特别而幸运？ 我们以往单方面强调，这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涵化作用使然，不管征服者是谁，我都能把你同化了。但还忽略了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征服者，他们本身也认同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并愿意加入对正统性的争夺，而不是我一来就另起炉灶，把中华文明消灭掉。 公元24年，更始帝刘玄派人出使匈奴，要匈奴向其称臣。匈奴单于不仅拒绝了，还说汉匈本为兄弟，当年匈奴内乱，汉宣帝助我们平乱，所以匈奴称臣尊汉；如今汉亦大乱，匈奴出兵助汉打王莽，所以轮到你们称臣尊匈。 可见，从匈奴人开始，边疆游牧民族就有进入中原争夺正统的观念。后来的所谓「 ”五胡乱华”，也是各民族加入争正统的序列，跟乱不乱华其实关系不大。匈奴人刘渊直接假托刘氏后裔，建立汉政权，氐人苻坚出兵百万，发动淝水之战，以及后来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汉化改革，都是意欲争正统，统一全中国。 如果我们的历史叙述能够跳脱汉民族视角，从多民族统一中国的角度重新切入，就会发现，少数民族进入中国的历史，与汉民族政权出击边疆统一中国的历史，根本就是硬币的两面，是一体的。 德国著名汉学家傅海波有一段话说得很到位，他说： 10至13世纪创建征服王朝的民族，无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都不是新来者或局外人。他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也绝对不是纯粹的游牧民，不是所谓的游牧帝国，他们从事混合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本身都是多种族、多语言的联盟，其中 ... 是重要的组成。 1280年，元朝版图（绿色部分）。 5 按照傅海波的观点，明清易代也应当理解成中国体系内部的改朝换代，而不是外来者对中国的征服。否则，我们现行的多民族政策就无法解释历史上的这一幕。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明粉，喜欢黑清朝。但我们如果真正对历史感兴趣，就要学会客观分辨明、清的历史贡献，不要人云亦云，或者抱着强烈的民族情绪去代入这段历史。 我之前写过很多明清时期的文章，如同对明朝皇帝的一些做法不敢苟同一样，对清朝皇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的做法，比如当时的文字狱、思想控制，也多有批判。我们研读历史，是为了更加客观地认识和解读历史，而不是为了更加主观地去认同和吹捧某段历史。所以，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种理性、中立的态度，批判该批判的，同时肯定该肯定的。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体察到。 单从对中国大一统疆域的贡献来看，明朝远不如清朝。 明朝皇帝很得意本朝的疆域，自视为大一统王朝的极盛期。但因为缺失了对北部草原地区和西域的有效管辖，这个大一统王朝明显名不副实。 1582年，明朝版图（土黄色部分）。 相反，清朝不仅在明朝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而且在统治方式、统治理念等诸多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开疆拓土方面： 在南方，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兵入台，郑克塽降，清朝设置台湾省府，隶属福建省。在北方，康熙先后三次与噶尔丹部激战，噶尔丹兵败 ... ，内外蒙古完全统一于清朝。此外，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与俄国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雍正五年（1727），进一步明确了中俄中段边界线。在西北，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断征伐，清朝最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了准噶尔部，巩固了对天山北路蒙古等族聚居地的统治。两年后，清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最终统一了天山南北。在 ... 地区，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入藏，结束了和硕特及准噶尔等蒙古势力统治 ... 的历史，正式将 ... 纳入清朝版图。 全盛时期，清朝陆地总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在全国设置了18个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以及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蒙古的盟旗。 统治方式方面： 根据边疆地区各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机构，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体系。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度下的旗、民分治。在蒙古地区，实施盟旗制度，对蒙古诸部分散编制，分而治之，并通过封授爵职、政治联姻、朝贡互市和藏传佛教等，加强满蒙之间的关系。在新疆地区，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并推行军府制度为主，郡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为补充的统治制度。在 ... 地区，通过设置驻藏大臣，颁布《钦定 ... 章程》，创立「 ”金瓶掣签”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强化了中央 ... 对 ... 的管理。在西南地区，一开始沿袭明代的土司制度，利用地方民族上层实施间接统治；雍正时期起，实施「 ”改土归流”，用流官取代土司，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清朝中央 ... 直接控制的版图，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 1820年，清朝版图。 正因为清朝不是 ... 建立的政权，统治者很在意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严厉反对「 ”华夷之辨”，主张「 ”天下一统”「 ”华夷一家”。雍正写《大义觉迷录》，其中就在批判「 ”华夷”观念不利于民族和睦。也正是在清朝，长城才真正失去了屏蔽农耕与游牧族 ... 流的功能，加速了边疆、内地「 ”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清朝统治者观念的变化，以及边疆统治的经验，最终促成了大一统中国疆域的形成。 如今，历史学家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基本都是以极盛时期的清朝疆域为标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清朝，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会推迟到什么时候。 1840年以后，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清朝被拖入割地赔款的境地。这是晚清史沦为痛史，清朝最终被黑的主要原因。但平心而论，中外对战落败的结局，是中西两种历史模式在近代相遇的一个结果，不因统治者是不是满清而改变。 而清朝在应对这个沦丧的过程中，确实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努力。在保卫边疆方面，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允许人口迁徙，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据统计，从清初到道光朝中叶，中国内地大量 ... 进人边疆地区。关外东北地区至少有 ... 150万人，蒙古地区约计 ... 100万人，新疆地区约计迁入50万人，云南、广西合计约迁入200万一300万人之间，台湾省约迁入150万人。至 ... 战争前后，内地共约有700万一800万人迁移到边疆各地、海岛。 这么大规模的 ... ，意义重大。正如葛剑雄所说，到1931年「 ”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侵略者面对的是我们在东北的3000万同胞，只能扶植了一个傀儡，建立了伪「 ”满洲国”。要是东北还是没有人，或者人口稀少，会是什么结果？ 台湾省也一样，在1895年日本侵占前十年，大批 ... 迁入台湾省，确保了台湾省在日本殖民50年后，仍能平安回归中国。要是没有清朝的鼓励 ... ，被日本殖民50年，台湾省会是什么结果？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希望大家可以更冷静地评价一个朝代的功与过。 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大一统，这归根到底是对历史的交代。 参考文献：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 江媚：《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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