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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恰如俄国学者伊·谢·科恩在《自我论》里所称，原始人姓名的诞生是古人自我意识萌芽的出现。没人能确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字的人，但这个人一定是存在过的，从他意识到自己为自己命名的那一刻起，有关起名的争议和学问就逐渐展开了。古代圣王尧舜禹的名字分别是伊祁放勋、姚重华和姒文命，但这到底是其真正的名字，还是后世的附会，就如尧舜禹其人是否真的存在过一样，是一个尚存疑的问题。
恰如俄国学者伊·谢·科恩在《自我论》里所称，原始人姓名的诞生是古人自我意识萌芽的出现。没人能确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字的人，但这个人一定是存在过的，从他意识到自己为自己命名的那一刻起，有关起名的争议和学问就逐渐展开了。 古代圣王尧舜禹的名字分别是伊祁放勋、姚重华和姒文命，但这到底是其真正的名字，还是后世的附会，就如尧舜禹其人是否真的存在过一样，是一个尚存疑的问题。但从夏朝开始，古人名字的符号意义就开始被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最为重视名字的，应是当时的「 ”帝王家”。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殷商古人多为君主、贵族，在当时，平民大多是没有名字的，至于奴隶更不会有名字，最多有个诨号，便很「 ”了不起”了。 殷商贵族多用天干为名，是很多人的共识，其实对此说法还是有一定争议的。太甲、太戊、武丁、武乙等王的名字，应该不是真名，而是类似后世谥号或庙号一类的称号，但也有其在生前就使用的情况。不管怎么说，当时的人起名字，大概不会这么刻板单调。比如，商纣王名受，考虑到商王姓子，商纣王的名字应该是「 ”子受”，但约定俗成的说法却是帝辛、纣王等。武王伐纣后，史书上依然罕见平民的名字。 但在周朝后，姓氏的问题就愈发凸显了，这大概跟当时兴起的祖先崇拜有关。在西周时期，人名大多都是单字名，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人口较少，不存在太多重名现象，也没必要用更多的字来起名字。比如周武王姬发、周成王姬诵、周昭王姬瑕、周穆王姬满，其单字名响亮而易懂。 春秋时即使君王，也有一些不避俗物的名字。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名小白，好似今天宠物狗的名字。晋文公名重耳，颇有舜帝「 ”重华”的风貌，但显然耳朵和眼瞳的「 ”地位”不可比。至于黑臀、黑肱、痦生等国君名字，更谈不上高雅。 但古人对名字并非不重视。起码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有人在论述起名的必要和注意事项了。如《左传·桓公六年》中所述，「 ”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古人对名字的避讳首先是政治性的，其次才会考虑避开所谓的低俗。先秦古人里最让人不解的人名，大概就是著名的「 ”大阴人”嫪毐(lào ǎi)了。「 ”毐”是品行不端之义，很难想象嫪毐是其本名，更像是结合其性格后起的诨号。或许，当时的平民对待名字并不很在意，所以游走于市井的嫪毐才可以让人忘记曾经的本名。 有些「 ”怪名”，今天看起来奇怪，但了解当时的语言用法后，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汉朝名为「 ”食其”者不少。「 ”食其”读音为「 ”异基”，《汉书》上讲「 ”食”为饮食、饭食之义，「 ”其”为「 ”箕”，「 ”食其”的意思是粮食丰收。在以农为本的时代里，出现郦食其、审食其、赵食其这样的名字，也就不足为怪了。 东汉三国时期以「 ”单名”为主，甚至几乎找不到非单字名的人。这是为何？传统观点认为与王莽托古改制有关，「 ”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以单字名为尊贵。这或许是一个重要方面，但纵观历史，从先秦到三国，大多数人名都是单字。笔者认为，这根本上还是因为当时人口较少、重名率低，用单字名完全可以满足起名需要。 经过数百年的中原混战，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和中原人不断融合、同化，单字名和双字名的情况都有出现，而仍以单字名为主。重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如果说在汉代之前重名现象还不普遍，那么从汉魏六朝开始，此问题开始得到时人的关注。由于前文所述的单字名的流行，读史时常常会遇到让人糊涂的地方。比如，王莽改制前后，活跃在史书上的3个王匡，2个王兴，3个王凤，其中有些是王莽阵营的，还有些是王莽敌对阵营的。 翻阅史料可知，南梁元帝萧绛曾写过一本《古今同姓名录》，他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历史上有3个董仲舒，3个孔子，3个周瑜，3个王羲之，4个刘秀，9个张衡，9个张良……这还是在当时能留下名字的人，加上市井百姓难留名字的，重名者肯定更多。 到了隋唐以后，名字的避讳现象更加凸显，或许是考虑到使用的麻烦，从唐代开始的皇帝名字（尤其是出生在深宫中的太平天子）用字愈发冷僻，这点在南宋和明代皇亲国戚的取名中格外明显。出于避讳考虑，贵族不与百姓生活用字「 ”争字”，倒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如果所有的帝王都用「 ”世民”这样的字，恐怕会干扰到日常用字，毕竟避讳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甚至连古人都会「 ”抢占”今人的使用权。比如，李家夺定天下后，先祖李虎的「 ”虎”字也要避讳，史书上的隋代名将韩擒虎只好「 ”改名”为韩擒或韩擒豹。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除了重名与避讳现象，「 ”热门字”现象在后世依然留存。五代十国时期，名字里带「 ”彦”字者甚多，可见当时的人对这个字的偏爱。《尔雅·释训》有言「 ”美士为彦”，「 ”彦”字有丰富的美好内涵，但这依然不能解释五代北宋人为何偏爱「 ”彦”字。宋代文人对内倾和自省式的文化思维更加迷恋，取名也更加雅致，且双字名开始成为主流。 金朝、元朝时多民族混杂，出现了燕帖木儿这样的混杂名，还有石抹狗狗、完颜驴粪等颇为生猛的名字。从明代开始，传统的崇尚文雅的取名风气复归，明清两代，堪称知识分子取名花样的巅峰期，大多数名留史书者都语出有典故，取名所谓「 ”男《楚辞》，女《诗经》”的说法大概就是那时候流行开来的。清代取名的学术文雅气一直保持到了民国。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数民国人物的名字和今天很不一样，一方面，重名率较低，双字名多；另一方面，名字多有丰富寓意，且上流社会取名和老百姓很不一样。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17年第4期，作者黄帅），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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