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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話說宋太祖趙匡胤以一介軍頭之身當上皇帝之後，心裡其實是很慌的。畢竟從唐末以來，皇帝就像是擺在軍頭砧板上的肉一樣任其宰割，他老趙玩得那套“黃袍加身”的把戲也沒什麽技術含量，他的部下憑什麽就不能再搞一次、把他的趙宋江山變成五代之後的“六代”？為了自家江山的長治久安，趙匡胤算是操碎了心。他先是靠一杯酒收走了武將的兵權、打折了他們的骨頭，又采取了極端的“強乾弱枝”的辦法將軍權牢牢的把持在皇帝的手中。為此，
話說宋太祖趙匡胤以一介軍頭之身當上皇帝之後，心裡其實是很慌的。畢竟從唐末以來，皇帝就像是擺在軍頭砧板上的肉一樣任其宰割，他老趙玩得那套“黃袍加身”的把戲也沒什麽技術含量，他的部下憑什麽就不能再搞一次、把他的趙宋江山變成五代之後的“六代”？
為了自家江山的長治久安，趙匡胤算是操碎了心。他先是靠一杯酒收走了武將的兵權、打折了他們的骨頭，又采取了極端的“強乾弱枝”的辦法將軍權牢牢的把持在皇帝的手中。為此，除了對京城安危息息相關的幽雲十六州以外，他一句“此非吾有也”就放棄了西南的大片土地，並縱容黨項人在西北邊地坐大，最終使得宋朝沒能一統天下，淪為了一個可憐的割據政權。
收了軍權之後趙家皇帝還打算收盡天下人心。他們采取的辦法是拉攏以士大夫為主體的文官集團，與之“共天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避暑漫抄》宋·陸遊）這一祖訓在兩宋319年裡基本得到了執行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至於最終宋亡時，以讀書人為主的10萬軍民隨小皇帝趙昺壯烈的蹈海而死，由此可見一斑。
要收買人心，光靠一個虛名和一塊“免死金牌”肯定是不夠的，所以慷慨大方的趙家皇帝們又設計出一套重疊繁複到無以複加程度的官製，毫不吝嗇的大撒權、錢、名。這固然大大提高了醉心功業計程車大夫們對皇帝的忠誠度，但也使得政治體制極端複雜、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最終形成了始終困擾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問題。
宋朝還在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文館基礎上，設立了專門收藏本朝歷代皇帝的禦製文檔、典籍、書畫等“禦集”的館閣及相應的職官。在近千年之後美國人搞出來個總統圖書館，看上去就像是對宋朝館閣的全盤複製或是抄襲。
宋朝的官製被搞得複雜無比，似乎就是為了給官員多發幾份工資？
宋朝官製之複雜，可不是一句“陳陳相因，疊床架屋”就能概括的。宋亡之後，元朝名相脫脫修《宋史》，估計這貨也被腦洞大開的宋朝官製折磨得薅光了頭髮，最後氣得破口大罵：
“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宋史·卷一百六十一·志之一百一十四》）
上面這段引文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官”是用來發工資的，“職”是用來臭顯擺的（名望與資歷），“差遣”才是權力的所在。除此以外還有文散官銜的“階”、武散官銜的“勳”以及更高級的“爵”，除了可以讓皇帝多出幾個給官員發工資的渠道以示恩寵，還可以用來打發沒地方安排的多餘和閑散官員。
你以為這就完了？作為本官的“寄祿官”除了要分為官品十八級以外，還有“加官”，又稱“檢校官”，又分成十九等；有實際職務的“執事官”，差遣又有判、知（主管）、權、直、試、管勾、提舉、提點、簽書、監之分，如知縣、參知政事、知製誥、直秘閣、判祠部事、提點刑獄公事等等，在職級、權限、任期等方面又各不相同。
我已經竭盡全力用最簡練的文字試圖濃縮宋朝官製的精華，一些不怎麽重要的乾脆舍去不提。即便如此，還是讓我頭大如鬥。
理論說起來其實還算明晰，在實踐中就更讓人頭大了。
宋太宗趙炅（趙光義）的孫子趙允弼死後，在他的墓志銘上堆砌的官銜能讓人瘋掉：
推誠保順同德亮節守正佐運栩戴功臣、鳳翔等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太保兼中書令、行鳳翔尹使持節泰州諸軍事泰州刺史上柱國、東平郡王食邑一萬七千一百戶食實封四千八百戶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相王。
正好100個字。我特意用頓號將代表不同含義的部分區分開來，否則一口氣念下來能把人憋死。
之一截”為副相，一般不超過5人，或“三相兩參”或“兩相三參”。在宰相滿編時，通常以兼昭文館大學士者為首相，監修國史（執史館）者為次相，兼集賢殿大學士者為末相。曾任宰輔（或檢校過）而去位的元老重臣，也會被授予殿學士的榮銜。有宋一朝，曾以殿學士為職名的分別有觀文殿、文明殿、資政殿、端明殿、紫宸殿、保和（宣和）殿、延康殿、述古殿大學士、學士等。
美國有總統圖書館，用於保存總統的檔案文件以及個人物品、圖書、藝術品等藏品，有些人就忍不住嘖嘖讚歎，其實這都是我們的老祖宗玩剩下的東西而已。
這裡說的就是宋朝的“館閣”。設立作為皇家藏書機構的館閣及相應的職官是宋朝的首創，宋真宗趙恆剛即位時，可能是很想念他的老爸趙炅，於是下令修建龍圖閣以供緬懷：
“閣上以奉太宗禦書、禦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及宗正寺所進屬籍、世譜。有學士、直學士、待製、直閣等官。”（《宋史·卷一百六十二·志之一百一十五》）
從此在位皇帝給先帝建閣、也就是皇家圖書館成了宋朝的慣例（趙恆和他兒子趙禎甚至活著的時候就給自己建閣）。除了開國的宋太祖趙匡胤沒人搭理、南宋後期的諸帝焦頭爛額的無暇顧及以外，其他的兩宋皇帝大都擁有自己專屬的“閣”以收藏禦製。諸閣之間本無高下之分，但以資格最老的龍圖閣為尊，同時以在位皇帝給先帝新建之閣為重。
既然是皇帝圖書館，自然就得有圖書館的“館長”和各級“館員”。根據《慶元條法事類》記載，諸館閣職銜中觀文殿大學士為從二品；觀文殿學士、資政殿、保和殿大學士，資政、保和、端明殿學士以及諸閣學士為正三品；諸閣直學士為從三品；保和殿以及諸閣待製為從四品；諸閣值閣為七品或從七品。雖然館閣職銜不一定很高，但非常的清貴，尤為士大夫所重。比如我們非常熟悉的北宋名臣包拯，入仕初歷任三司戶部判官及數路轉運使、知州，入朝後先後授權知開封府、權禦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等職。但是因為他曾擔任過天章閣待製、龍圖閣直學士，因此在官場上別人對他的尊稱就只有“包待製”或“包龍圖”，而非以其他品級更高的職務稱呼。
宋朝的館閣官可被視作皇帝的侍從官，“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文獻通考·卷五十四·職官考八》）。他們不但是皇帝的顧問，隨時可以對國家大事發表看法和建議，同時還負有台諫言官的責任。由於館閣官（尤其是諸閣官）既身份清貴又通常能“簡在帝心”、升官很快，所以這幫驕傲的家夥通常脾氣很壞、嘴巴很臭，罵起人來從來沒什麽顧忌。比如范仲淹在擔任天章閣待製時，就把一眾朝堂大佬們折騰得雞飛狗跳：
“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製侍臣，非口舌之任。’仲淹曰：‘論思正侍臣職也。’……時呂夷簡執政，仕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夷簡滋不悅。”（《續資治通鑒·卷四十》）
在皇家圖書館謀得一份工作，是無數士大夫的終極理想。
因為館閣官既清貴又容易升官，所以宋朝計程車大夫們簡直愛死了這些皇家圖書館，為了在這裡謀得一個職位他們甚至可以不擇手段，比如投靠權臣、剽竊文字等等。為此曾把文壇領袖歐陽修惹得大怒，專門給皇帝上了奏章告狀：
“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乾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恥者。”（《歐陽修文集·卷一百二·奏議六》）
老歐陽的牢騷恰好說明了館閣官所受到的追捧，簡直到了“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的程度。像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就始終為不能“入館”而煩惱，曾賦詩雲“仕宦不由天祿閣，坐曹終日漫皇皇。”還意猶未盡的在詩後自注“轍頃自績溪除校書，即未至京，除右司諫。竟不入館，故以為恨。”最終直到他死後，才被追贈為端明殿學士，也不知道他泉下有知能否除恨。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北宋名士、在文壇與歐陽修地位相仿的梅堯臣，為官30余年卻苦求一館閣之職而不得。更慘的是，老梅連死後追贈的館閣官都沒撈著。
而一旦入了館閣，不但意味著進入了升官發財的快車道，而且立馬就能被視作社會名流、文壇中堅，於是身價百倍不說，整個人的精神氣質都不一樣了。素有神童之名的楊億在未入館閣之前，曾因為沒有資格參加太宗皇帝舉辦的賞花宴而自怨自艾的作詩曰“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將館閣官比作仙人，自己則是凡夫。而當他終於入了館閣以後，馬上就變成了另一副嘴臉：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啟事謝先達，時公啟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卻掃編·卷上》宋·徐度）
曾經的“凡夫”轉眼間就敢在前輩先達面前自比賈誼、司馬相如，可見能夠有幸身入館閣給他的心理帶來的巨大變化。類似的例子還有劉敞在《和張景純初置館中》一詩中調侃好友在入館前“頗如喪家狗，累累敞精神”，入館後則“慷慨氣益遒，詠歌思逾新”，幾乎跟楊億一副德性。
進了館閣固然是好事，可是何以使得他們失態到如此有失體面？
前邊說過館閣官不但清貴而且容易升官，這只是表面上的好處。對於那些在仕途、學術上有上進心的官員，尤其是年輕人來說，館閣的好處可不止這些——比如這裡是大宋朝更好的人才培訓中心，再比如這裡還是結交政治盟友、鋪平未來仕途更好的所在。
在活字印刷術尚未完善和普及的宋朝，書籍仍是昂貴且稀缺的資源，更別提那些孤本善本以及傳世書畫等珍品。但在作為皇家圖書館的館閣，這些東西從來不是什麽稀罕玩意，甚至被歐陽修稱之為“書林”。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終生未得入館的梅堯臣受友人之邀觀賞三館書畫，老梅當時的表現跟劉姥姥進大觀園時幾乎沒什麽兩樣：
“五月秘府始暴書，一日江君來約予。
世間難有古畫筆，可往共觀臨石渠。
我時跨馬冒熱去，開廚發匣鳴鑰魚。
羲獻墨跡十一卷，水玉作軸光疏疏。
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
又看四本絕品畫，戴嵩吳牛望青蕪。
李成寒林樹半枯，黃荃工妙白兔圖。
……”（《二十四日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錄其所見》）
也算是見多識廣的老梅一入館閣就激動得語無倫次，就是因為入館讀書以及鑽研其中珍貴藏品幾乎是所有文人夢寐以求的事情。
對於館閣的教育功能，蘇軾深有體會：“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製舉號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更高。”（《蘇軾集·卷七十·啟四十三首》）同時館閣還承擔著思想文化交流的功用，成為經學討論和傳播最重要的場所之一，“頃在三館，所從者多得海內之耆英，而朝夕與之周旋，蓋亦忘寢與食。廣求博取，以究心於講學之益，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拙齋文集·卷八》宋·林之奇）
而這樣思想上的交流，又促成了不同政治、學術理念的形成與分野。最後通常是龐雜的大集會被更為純粹的“雅集”所取代，這些年輕的官員、文人們往往在無意間便區分開不同的政治道路和學術觀點。而不論賢愚、多寡，在館閣這個開放包容的地方，他們總是不乏盟友和同行者。
正如曾鞏所雲：
“蓋朝廷常引天下文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遊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浸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元豐類稿·卷十三·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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