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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考制度被各国效仿此外，新罗、高丽、日本、交阯学习中国，在本国也举行了科举。科举为何被妖魔化清室的维新和预备立宪没能挽救它的灭亡，科举成了它的殉葬品。它们已从中国文化体系中被彻底抹去。西方学者却在交口称赞然而，在与中国完全不同文化体系的欧洲，对中国科举的看法有完全不同的视角。他在给欧洲人信件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甚至提到了八股文。在中国，人的能力是决定性的。
“科举制之废除，只在朝夕之间便可完成，要想恢复，则至少需要百年。”这是王文元先生的感慨。 “ ... ”以降，科举被认为是落后挨打、人才萧条、科技落后的主因，但事实是，1300多年的科举制中，涌现出无数俊杰，不仅有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苏轼等伟大诗人与政治家，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科学家，甚至直到晚清，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才皆从科举中来。 科举制度到后期确实出现了选题过窄、禁锢思想、选拔不公平、鼓励官本位等弊端，但这并不是科举制度内生的问题，而是专制主义的必然结果，将整个系统设计的缺失全部归罪于分系统，至少有欠公允。 有趣的是，虽然近代以来国人对科举制度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可它在西方却颇有口碑，甚至成为英国现代文官选拔制度的蓝本。科举制度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流动，故唐宋之后，贵族阶层渐次崩溃，世家大族很难长期把持权力，出现了“古今将相，出身卑贱者多”的局面。 孟德斯鸠曾说，中国古代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因为官员毕竟要通过考试，在普遍不公正的大背景下，至少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通道。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从隋唐起，直至清末，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余年，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古代中国，传承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离不开对科举制度的研究。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煌煌五卷本、共计452万字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科举制度历史，剖析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多方面的多重影响，补充了当下学术界的空白。 为了深入了解这套大型原创性学术著作的特色，特请本书三位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及博导毛佩琦先生为您解读。（本书另两位主编分别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和 ...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
东亚各国学子来中国赶考 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主导，长期处在东亚文化的中心地位。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科举制产生之初，就有不少周边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在唐代的国学中，“四方儒士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句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一些高句丽、新罗学生在中国成为宾贡进士。倭国（今日本）阿倍仲麻吕留中国前后50年，吉备真备来唐留学，归国任大学助教为东宫师。 在宋代，高丽（在今 ... 半岛）继续派遣学生以“宾贡”的名义来到宋朝的太学学习。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有的回国，有的就在宋朝做官。元代开设科举后，高丽士人投考，要在本地参加征东行省的乡试，再到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 明朝时，周边国家如 ... 、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也有一些学生来到中国读书，并且参加科举考试。 洪武三年（1370年），高丽生三人参加了考试，其中金涛登三甲第五名，三人都以不通华言请求回国，后来金涛成了高丽的国相。此后交阯进士黎庸、阮勒、阮文英、王京、陈儒都曾中进士，并在中国做官，陈儒做到右都御史那样的高官。
科考制度被各国效仿 此外，新罗、高丽、日本、交阯学习中国，在本国也举行了科举。 在中国唐代早期，日本在学习中国各项制度的同时，也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日本中枢机构设有式部，其职责之一就是“策试贡人”。《养老令》中的《选叙令》规定，“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者；进士取明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明法取通达律令者。皆须方正清循，名实相副。”《养老令》中的《考课令》，更加明确地规定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的考试内容和评定标准。与唐朝不同的是，日本进士科渐渐式微，秀才科日盛。而且，由于考生多来自大学寮，而大学寮又多由贵族把持，科举渐渐失去平等的意义。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就不再实行科举了。 在今 ... 半岛上，新罗王朝于元圣四年（788年）“始定读书出身科”，或称“读书三品科”，这是模仿唐朝科举的明经科而形成的一种制度。 其后的高丽王朝，于光宗九年（958年）决定正式实行科举。其制，常科，有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三礼、三传；制科，由王亲试诗、赋、颂、策等。
交阯废科举比中国还晚 高丽王朝后期，于1314年，仿效中国元朝，规定明经进士科考试《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且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后来又规定了乡试、会试、殿试三场制。在 ... （在今 ... 半岛）李朝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全面实行科举制。其制三年一试，有乡试、会试、殿试；中试者有解元、会元，分一二三甲，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称。 ... 科举还有武科，武科考技击、兵书，还要考“四书、五经”等等。 ... 还设有杂科，有译科，译语有汉学、蒙学、女真学、倭学，还有医科、律科、阴阳科。此外，户曹有算学取士，图画院有画员取士，昭格署有道流，掌乐院有乐生、乐工取士，反映出鲜明的特点。 交阯首开科举是在相当于北宋时期的李朝。其后在相当于明朝时期的陈朝、胡朝、黎朝、莫朝，相当于清朝时期的黎朝、西山朝、阮朝一直都实行科举制度。其最后一科在阮朝启定四年（1919年），那是在中国清代废除科举之后14年了。在考试程序上，与中国大体相同。不同朝代有不同科目，如进士科、鸿辞科、士旺科、选举科、东阁科等等。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多数情况是三年一试。也有状元、榜眼、探花等名目。考试内容，有儒学的四书、五经，也有本国的典籍。其文体，有诏、诰、表，有骈文，诗则为唐律体，赋则为古体。
科举为何被妖魔化 清室的维新和预备立宪没能挽救它的灭亡，科举成了它的殉葬品。虽然在科举废除后，新设的学堂还曾授予其毕业生举人、进士等学位，但如同回光返照，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人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加之列强不能以平等待我，因而变得越来越激进。衰弱的国力和与列强争胜之心，使人们再次把矛头指向传统文化。人们认定，只有彻底打破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彻底学习西方，中华才可以自强。旧文化、旧制度再次成了批判的对象。 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科举制成了重要的靶子，八股文变得臭不可闻，它与 ... 、小脚、辫子一起被作为垃圾彻底扔掉。尽管这时还有一些学者，坚守着不新不旧之学问，甚或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偶尔为传统文化唱唱赞歌，但没有任何人提到科举制，更不要说八股文了。它们已从中国文化体系中被彻底抹去。
西方学者却在交口称赞 然而，在与中国完全不同文化体系的欧洲，对中国科举的看法有完全不同的视角。 早在明朝末年，当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经对中国的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在给欧洲人信件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甚至提到了八股文。1621年在英国出版的伯顿的《忧郁症的解剖》，在讲述中国的科举制度时，说道：“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 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详细地记录了科举的全过程，并且评论道：“从学生头次赴考，直到最后考取博士，是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因为学位和职位带来的名利，都取决于这些考试。”他的言说背景是针对欧洲世袭的贵族特权和教会神权的权威。在中国，人的能力是决定性的。一切荣誉利益都从个人能力的平等竞争中得来。因此，西人几乎无例外地认为科举是最公正、最平等的选才方式。 晚清来华的美国人丁韪良甚至将其与民主联系起来：“有什么能比像这样以提供全体‘公平机会的鼓励’更真正民主的呢？中国这种真正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这种平等与民主正是西方中世纪所没有的。因此，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科举暨文官制度，西方思想界便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种平等的“中国精神”成为西方一系列启蒙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的理论武器，在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形成一股倾心中国文明的潮流。通过他们，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历史进程。 丁韪良1868年10月，在一篇演讲中赞扬了中国的指南针、 ... 、印刷术等发明后，说：“如果我们采用中国测试候选者能力的办法，来选拔最优秀的人任 ... 公职，那必将对我们的文官 ... 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那些技术方面的发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第五大发明”。 他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拔取真才的制度。” 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发源国，为世界现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古老 ... 长期充满活力，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重新发现科举 民国期间，在一连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中，对科举的批判一直没有间断。但也就是从此开始，已经有人更加理性地研究科举，系统地梳理科举制度的历史，研究科举存在的合理性，追寻科举制度设计的优越性，也包括认真严肃地分析它的弊病。西方社会科学研究 ... 的引进，使一些学者得以从新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 一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学者，将科举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之重大课题加以研究。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为民国考试制度设计寻求历史依据而研究科举；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从官僚政治的角度研究科举；卢前《八股文小史》从文学、文体史的角度研究科举；潘光旦、费孝通通过统计分析，申述了科举制对社会流动的促进，用社会学的 ... 研究科举。科举开始被重新发现。 与此同时，海外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蔚为大观。作为旁观者，多数研究者不像中国人那样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因而可以更加开放地研究科举制。日本、欧美都有相当的研究成果。
从被忽视到显学 科举制被重新提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激进主义的退潮和中国经济的崛起，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必然。 与改革开放随之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和普遍的道德缺失，在全球化中民族身份的迷失，都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开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最近更兴起一轮重建国学的热潮。很自然地，科举制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科举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 近代以来，中华学人为自强图存，主动吸纳西学，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形成了一股完全否定国学、彻底抛弃国学的文化激进主义。中华文化被强行纳入西学框架体系，或者被解构、割裂得七零八落，失去了独立性、主体性。我们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无不是在西学体系下的重新组建。中华自身的学术体系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固有面貌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被淹没而得不到彰显。 在今天，复原中国科举制度的完整面貌，建立独立的科举制度史体系，理性地辨析其成败得失，以更好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其时也。（本报有删节） 毛佩琦/文 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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