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观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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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明治时代开始全盘西化，而在此之前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文化，结合相关史料，我们发现，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观正在经历一次深层次的转折。本文将为读者详细介绍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观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日本明治社会的对中国观经历过一次深层次的转型，其原因之复杂、影响之深广，在中日关系史上前所未有。

  日本明治时代开始全盘西化，而在此之前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文化，结合相关史料，我们发现，日本明治时期的中国观正在经历一次深层次的转折。本文将为读者详细介绍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观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 明治时期(1868-1912)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日本学者称之为“风云激荡的时期”，可以说明治时期所构建的核心思想，几乎蕴含了现代日本人思想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日本明治社会的对中国观经历过一次深层次的转型，其原因之复杂、影响之深广，在中日关系史上前所未有。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转型，不仅体现在近代中日两国军事与经济实力的较量上，也体现在日本文化取向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彼时的日本急速走上脱亚入欧之路，与几千年来所仰赖的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日本在引入西学方面较中国先行一步，大量的西方学术思想转道日本传人中国，日本因此由一个长久以来的文化输入国变成了文化输出国。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篇》)，如果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看，对日本明治社会中国观的考察其实就是一个“之所以然”的过程。>一>要考察日本明治社会的对中国观，首先要厘清近代日本社会普遍信仰的“明治精神”。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发布了五条誓文，正式确立了近代日本的发展目标与方向，五条誓文后来被视为“明治精神”的象征。这五条誓文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文武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俾人心不怠”、“破旧习。基于天地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其中提到的“破旧习”、“求知识于世界”，实际上就是要自上而下汰除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取法西洋，脱亚入欧。因此，尽管明治精神的建构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但是贯穿其中的核心理念是“脱亚入欧”。日本最早提出“脱亚论”的是福泽谕吉，这一思想与天皇的“五条誓文”一脉相承，《脱亚论》开篇便说：“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福泽谕吉认为“为建立今日大计，吾人决不犹豫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振兴亚洲，相反，吾人应该离脱此一队伍，与西洋国家共进退。吾人虽与中国、 ... 为邻国，但在交往上也不必特别精心关照，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 ... 之 ... 处分中国。因为与恶友相亲者则不免共负恶名。吾人应从内心谢绝东方之恶友。”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实现振兴之路的前提是必须“从内心谢绝东方之恶友”，这种“从内心的谢绝”不仅指地缘政治上的，同时也指在文化层面上与中国、 ... 的彻底割裂。>然而长久以来中国文化对于日本影响之深刻，已经渗透到日本的各个领域，两种文化的交融与汇通已经演变成为日本所固有的文化，要想彻底摆脱中国并非易事。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正统的学问，在明治时代之前的江户时代，长达264年的江户幕府一直将儒学确立为日本的官学。江户幕府的历代将军都推崇中国文化，倡导儒学，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本人就有很深的儒学修养，他曾召集学者讲译汉学经典，甚至亲自主持刊行《群书治要》、《贞观政要》、《孔子家语》、《六韬》、《三略》等汉文书籍。上行下效，日本江户时代的学术和教育基本上都是以儒教为中心开展的。当明治取代江户，朝代虽已易换，思想的转换却并不会如此迅速。五条誓文颁布以后，日本主流社会曾围绕儒教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辩，在这场儒教之争中当以元田永孚和伊藤博文为代表。元田永孚强烈 ... 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政策，他说“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以至于将来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因此“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竭力宣明仁义忠孝”。对此伊藤博文撰写《教育议》斥责元田永孚阻挠维新变革，认为世风日下并非文明开化政策所导致，维新变革并非像元田想象的那样浅薄无知。于是元田永孚针对伊藤博文的《教育议》撰写了《教育议附议》，他在《教育议附议》中再次表明自己的主张，认为“忽视仁义忠孝”是导致世风败坏的原因，而“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才是教化之根本所在。随后，众多知名学者如福泽谕吉、西村茂树、杉浦重刚、加藤弘之、能势荣等都卷入这场有关儒教的论辩之中。直至1890年10月日本 ... 颁布《教育敕语》，以国家教育纲领的形式正式确立教育准则，这场持续了二十余年的论争才逐渐平息。作为贯穿明治社会的全民教育准则，《教育敕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教育敕语》明确提出其制订原则是“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事实的确如此，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急于摆脱与中国的关联，但是日本终究还是没有完全走出中国的影响，至少在明治社会是如此。即使激进如伊藤博文的维新变革派，也依然无法与中国文化产生彻底的断裂，伊藤博文的名字本身其实就来源于中国的《论语·雍也》中的“君子博学于文”，而据说他的治国名言是“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虽然贯穿明治社会的儒教之争最终以一种折衷的方式终结，《教育敕语》“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作为明治时期全民教育的定位，但是先后二十年、有数十位思想家参与的有关儒教与维新的论争却反映出明治变革期的混沌与迷茫。这种不约而同的关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成长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复杂情结，一方面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一方面在青年时期迎来了汹涌澎湃的西方思潮，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交锋，强烈冲击着明治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的内心。正如夏目漱石所说：“一切的东西都像在遭到破坏，同时，一切的东西又都像在建设起来，真是大起大落的变动。”在这种急剧变动的社会境况之下，日本对于中国观逐渐产生了变化。这种悄然发生的变化并非在短期内完成，也并非先前所认为的肇始于明治维新以后，而是早在江户幕末时期就已经初显端倪。早在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竞相觊觎日本，为改变国运江户幕府便开始频繁派遣考察团赴欧美考察。1860年2月13日，幕府派遣使节团访问美国；同年2月10日，幕府派遣“咸临丸”号军舰访问美国；1869年1月，幕府向英国、荷兰、法国派遣使团；1867年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幕府再次派使团参加，至明治时期，日本更是加大规模不断派遣使团前往西方考察。在大规模前往西洋考察的同时，日本也在加紧对邻邦中国的考察调研。江户幕末的1862年日本第一次向中国正式派遣贸易船“千岁丸”赴上海，虽然这是一次以贸易为主要目的出访，但同时也兼具对中国现状进行探察的性质。随行人员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后来这些见闻录在日本公开出版，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极大反响。在日本人眼中，当时的上海人家烧尽，大炮夺却，眼中所见的炮台不过是虚应设施，偌大的清朝竟对外敌无力设防。从这些见闻录中可以推断，早在1862年日本已经萌生了对中国的策略，只是当时的中国还在昏昏沉睡，甚至因当时与日本同样面临西方列强入侵的威胁，还颇有辅车相依之感。>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国力开始蒸蒸日上，日本 ... 逐步确立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并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中第一步是 ... 省，第二步是吞并 ... ，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 ... ，第五步是征服亚洲。对于“清国征讨策略”，日本舆论一片哗然，极力反对者有之，积极赞同者有之，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坚持认为清国不可侮辱论，明治八年(1876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署名松山温的题为《绝对不可轻侮支那》的评论，评论中说：“我国近来自满于本国的开明，兴起对于支那人轻侮仇视的风潮，这是应该予以匡正的社会风气，我邦须放弃轻侮之念。清国同样有奋发的可能性，况且同种同文的日清两国不应当互相蔑视，而应当竞相跨入开明先进之路。”明治十一年(1879年)一月十二日，日本《邮便报知新闻》发表了署名杉山繁的题为《不可轻视清国论》的评论：“日本不了解实际的事态而蔑视清国，兴起嘲笑清国的风潮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由于日本的文明开化而轻视清国属于短见之举，因为清国还是具有潜在实力的。”第二种观点是提倡日清连衡论，如明治十二年(1880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本《朝野新闻》发表的《清国奋起抵抗强敌有感》的文章(作者不详)，该文报道了在伊犁纷争中清国的姿态，指出清国军队在左宗棠的率领下进军新疆，平定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域，并且与俄罗斯形成对峙局面，全文积极赞赏清国人民自治独立的精神，号召日清两国紧密联合以共同实现亚洲富强。明治十二年(1880年)十一月十九日日本的《邮便报知新闻》发表了署名三田草间时福的《东洋连衡论》的评论，该评论称：“日本不可能独立应对欧洲列强，需要全亚洲的连衡对抗，因此亚洲各国密切交往是实现东洋连衡的一大手段。”第三种观点是以德富苏峰为代表的极力鼓吹大日本对外扩张思想。明治中后期日本右翼思想家逐步占据了日本舆论的喉舌，前面的两种声音越来越微弱，主张日本实现“海外雄飞”的调子越来越激扬。如德富苏峰1894年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日本国民的膨胀性》，系统的宣扬大日本膨胀论思想，尤其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这种膨胀的心理愈发强烈。综上所述，明治时期既是日本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同时也是日本试探、了解中国的过渡时期，日本后来一系列的对华政策已经在明治时期酝酿完成。>二>社会变革不可避免的会冲击到精神文化的最深处，明治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亲密接触的最后一个时期，可以说明治时期上层的日本人都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有日本学者称此时的日本人甚至于不用汉文就无法思考问题。大内秋子说：“在日本明治时期，汉籍是日本人普遍具有的教养。当时对西洋文学，日本人是有意识的去亲近和崇拜，而对于中国文化其实在每个人的无意识中如影相随。”这段话很经典的概括了明治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日本与西洋文化之间的关系，明治时期日本文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情结显而易见。对此福泽谕吉在1885年一针见血的指出：“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福泽谕吉召唤日本民众警醒，因为西洋文明就像麻疹病的传播一样势不可挡，而日本根本不具备医疗此病的良药。因此他认为不如顺应此势，“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唯有这样日本才能得以存活。他说：“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清国与 ... )诚不能存活矣。”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将西洋文明比喻成“麻疹”和“流行病”，这个并不优雅的比喻与其脱亚入欧的激烈作风似乎并不匹配，或许汉学造诣深厚的福泽谕吉在与汉学决裂之时也曾有过内心的纠结。在福泽谕吉看来，当时 ... 大量出口到中国，中国人精神萎靡，无人关心国事，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范外国侵凌，朝廷被迫出卖铁路、采矿等权利以偿还国债，因此唯有选择西洋而摒弃中国。>如果说明治时期“中国文化其实在每个人的无意识中如影相随”，到了大正时期则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随风远去。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情感变化映射到中国文化的研究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明治学者与大正学者的不同，明治时期对于中国文化更多视之为自家的学问而加以研究，大正时期则开始将中国文化作为客观对象、作为独立的外国文学加以审视，并且不再将中国作为轴心国进行学习和模仿。>总体来说中国文化在日本明治社会已经日渐式微，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明治二、三十年代日本却涌现出一大批中国文学史著作，迎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黄金时期，其中以古城贞吉、久保得二为代表的文学史家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堪称一流，这似乎颇为令人费解。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勃兴实际上是日本基于自身传统文化的回顾与追溯，是为满足日本近代“国民精神”的需要而提供的学术性产品。诸如此论，为数不少，如古城贞吉在《支那文学史》开篇便说：“盖本邦文学，半属汉文，而汉文之渊源支那，固不俟言也。”、“故不知支那文学者，未可共语本邦文学也。”藤田丰八在《支那文学大纲》序言中也说“我国既融合中国之文化，也吸收印度之文化，又并得西洋之文化，统而为日本固有之思想文学，将来重于世界文坛，未为难也。故致力于中国文学之研究，非徒恋恋旧物，实乃参随与我国文学相共而可称作第二‘国文学’之中国文学之精髓，以阐明文学之关系，穷其所本何如，以新眼光而成新研究，以为攻中国文学之初学者之资，而为研究我古文学者参考，一并而希望为将来日本文学之趋舍有所贡献也。”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中谈到之所以撰写汉文学史，是因为“汉文学对日本人的性情志气影响之大是不争的事实。汉文学传到日本以后，日本民众与之朝夕接触，在漫长的岁月中接受它的影响。”基于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追溯而迎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兴盛，这种看法直至20世纪前半仍然没有改变。如内藤湖南在1921年《何谓日本文化》中曾举例说：“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今天讲历史只讲日本的历史，而不了解以前中国的事情，那么，对于日本文化的由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代日本学者川本浩嗣也谈到：“近代以前，日本人那样热心地学习汉学，是因为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人的学问。因为研究中国文学可以对日本文学起到辨章学术、考境源流的作用，这也成为近代日本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当然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究明治时期出现中国文学史热潮的原因，如沈国威认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汉学家的生存环境大变，实藤惠秀的一系列研究描述了聚集在清国公使馆周围的汉学家的心态，他们对明治维新心怀不满、鼓吹复古、成了时代的弃儿，因此只能将研究汉学作为梳理本国文化的一种托辞，在汉学与日本国学的夹缝中求得立足之地。>三>明治社会以四十年时间重现了西洋历史上经历了三百年的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一个落后的封建小国跻身为世界强国，同时与中国这样一个久远的邻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由历史上的信仰与崇敬转为轻视与不屑。这种变化有很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是对待西学认识的差距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当日本已经上下一心。下决心仿效西方加强国力的时候，中国对于西洋文明却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后担任日本文部省大臣的森有礼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李鸿章十分尖锐的问道：“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理直气壮的回答：“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于我国。”李鸿章则表示：“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李鸿章和森有礼是在当时剧烈变革的社会中彼此国家的中流砥柱，由这场辩论可以看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国洋务派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有本质的不同，当时的中国只是被动的学习西方的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而在思想深层对于西方文明是排斥、抵触，因此中国不可能真正仿效西方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而从森有礼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日本引入西学的热情，日本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接受是自觉和主动的。对此井上靖认为：“中国在几千年的长时期内，就东方和东方人所知道的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心，所以中国人当然会以‘中华’自豪，对于近代西洋与其文化，不容易虚心学习。与此相反，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曾吸取 ... 、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来培养自己的文化，所以在了解外国文化与认识其价值方面，不受中国人那样的历史的限制。”这种解释或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百年前的中国由于错失了西学中用、富国强兵的最佳时机，从而使近代中国饱受了无数的沧桑苦难。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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