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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得汪曾祺先生曾说，沈从文的文物考古学因有几分诗人气质像是“抒情考古学”，这么着，称赵元任的语言学是“兴味语言学”，也行罢。早期主持方言调查，虽为抗战所中断，所录唱片二千余张，仍被世界语言学界誉为一大贡献。中国第一套国语留声唱片就是由赵元任录制的，时在一九二一年。从这儿能觉得，一个人对语言的敏感把握，是件有兴味的事。
一九八二年早春，赵元任先生在美国麻省剑桥去世，念着唐诗告别了他在世上的大号儿、中号儿、小号儿的朋友们，那是在去国四十载难得又一次回乡访旧后的第二年。按足岁他活了八十九年，论虚岁便是九十老人仙去。倒回去看，一九二五年，赵元任由美回国，应聘清 ... 学研究院的导师（同时导师还有王国维、梁启超，后加入陈寅恪），其时也还才三十出头，一晃儿似的，读赵元任不乏语言学情趣的传记材料，真觉得“一晃儿”。大概，他这一生，总在忙着读书、做事、教学，满世界走动，还顾不到“老”字的迫累，其实终究是对人生对学问事业永怀热诚，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成见的人。友直、友谅、友多闻，他的女儿常常笑他每经过一个信筒总有信要发，一生不闲，却真是懂得人生趣味。孔夫子自铭“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话，正好说明我读赵元任自述得来的印象。 古今文人学士每多感时叹逝。“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白头骚更短，浑欲不胜簪”种种，就不说也罢。明人徐树丕《识小录》有云：“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间，志术用尽，西山之日渐逼，过隙之驹不留，当随缘任运，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蚕作茧，其名曰老计。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阳衔山，倏尔就木，内观一心，要使丝毫无谦，其名曰死计。” 照这样，五、六十岁便预备下“老计”、“死计”，可见戒惕之心虽好，也带了无奈于世故的光景。联系到赵元任一生长程，也许是另一番情形：作为闻名中外的语言学者，他到了晚年，依然想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高高兴兴的，恬淡随和，也真有他特别的地方——“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尚不以“老之将至”为念。他女儿回忆，一九八一年赵元任归国，到南京，去看当年工作过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路上童心犹在：“……当汽车驶过南京逸仙桥小学时，我们姐妹几个跟着父亲一块儿唱起他为这所学校谱写的校歌：‘中山路，逸仙桥，平平坦坦的大道……’” >赵元任是江苏常州人，一小儿却是在北边住家的。十岁上跟着父辈回常州，然后又出来求学。他这一辈子，在乡时少，在外时多，风土南北，纵横东西；丝缕乡情不混，却也不肯守土怯离，以至后半生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海外客、海外故国人。他自称宋朝始祖赵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孙，六世祖赵翼，即著有《计二史札记》，并以“各领 ... 数百年”句子闻名的瓯北先生。赵元任号宣重，这个大号让他在外国念书时给扔了。他说：“回了国以后，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儿，有人请客在知单上用了我的号——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查出来的，我就在上头当着送信人的面前，在‘赵宣重先生’几个字的底下签了一个‘已故’，后来就再没有人管我叫宣重了。”行事、说话总有些不经意的轻淡诙谐，读书、作学问，态度多为带着兴趣的认真，似乎不累，也不容易有偏见，我想也是彬彬君子风度。有位外国语言学者送他个评价：“赵元任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得不好。”仿佛从学问中还领略到人的风度。 >想去该是很远了。宣统二年（一九一○），赵元任考取清华学校庚款留美官费生（第二批），录取七十二人，居第二。同舟放洋还有胡适、竺可桢等。然后，一学就是十年，先在康奈尔读数学、物理，又转哈佛读哲学，拿到博士，又获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去芝加哥、加州游学。与其说学有耐心，不如说求知不倦，涉猎广博，而不落“死读硬读”，除了修科学、哲学，兼好语言、音乐，还有“玩儿”，所以赵夫人杨步伟后来在《杂记赵家》中说： “这几十年来我总觉得元任是能不要钱总是不要钱，有机会学总是学。”比如学语言，有过人之资，反过来也就不满足、不守窠臼。虽然是有成的学者了，他的兴致盎盎于学问，大约还在不忘学问的本意——学而不厌，问而不厌，太阳底下总有新事物的。 >“ ... ”以后不久，赵元任回国来教书，没教完一学期，罗素到中国来，找他去作翻译。那一年（一九二○），他说“日子渐渐越来越有意思了”。意思好像在与杨步伟的结识，第二年结婚，办法也新，只是给亲友寄一封通知书，说“接到这消息时，我们已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了婚”。还有，让赵元任觉得有意思乃是：“我太太虽然是医生，但是能说好几种方言。我们结婚过后就定了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北话，后天说上海话等等。”（《我的语言自传》）这可以说是因某种格外的兴趣影响到治学方向的一例，正像有人喜欢玩赏瓶瓶罐罐后来就走到文物考古上去，从那时候起，赵元任逐渐开始以音韵为厮磨对象，兼弄音乐，成为开辟中国现代语言学、音乐的前驱者（王力先生也说，在此以前的中国语言学其实只是语文学）。差不多能说，赵元任同语言、音乐有天生的缘份。记得汪曾祺先生曾说，沈从文的文物考古学因有几分诗人气质像是“抒情考古学”，这么着，称赵元任的语言学是“兴味语言学”，也行罢。 >关于赵氏语言学研究的成绩，有一份挺长的“赵元任著作目录”，可供专门的评估。简单说，由语音学实验到国语课本、字典到议定注音符号，由方言调查到新诗歌谱曲，由《汉语口语语法》到《现代英语研究》，直到晚年完成《通字方案》，东一片儿西一段儿的，虽没有砖头形的巨著，也还发凡知著，瓣香中西。按说，“但开风气不为师”也不错了，至于“也开风气也为师”自然更好，赵元任的学生遍天涯，就开风气而言，他当然还够不上登高壮怀天地间，其实倒是将一种具体的学术工作渐渐地做去，不怕无头绪、繁琐，用比较实证的科学的 ... 来发现问题，钩陈因抉浑沌，就从旧学里开出新规模，显出新工作的意义。当年胡适搞中国哲学史，也差不多在眼光、 ... 上有这种优势。赵元任治语音学走描述、比较、分析的路子，在当时能和西方学术对话，他的工作推进西方人了解汉语，弘发了汉语在人类语言中的地位。早期主持方言调查，虽为抗战所中断，所录唱片二千余张，仍被世界语言学界誉为一大贡献。 >虽说如此，一种近于“纯学术”的工作以及赖以支持的文化心理态度，毕竟不易被人们所理解——恐怕难免不够实用。比如有人会问：难道在有语言学之前人们不是已经在说话、写字了吗？批评者当然可能忽略了，在一个幅员广阔、语音纷杂的国度里，用于公共交流的普通话（国语）之所以能统一，曾有包括赵元任在内的许多人的学术努力。中国第一套国语留声唱片就是由赵元任录制的，时在一九二一年。说回来，学术有它自己的规律。到今天，语言学似乎如日中天，成了与自然和人文科学发展息息相关、有潜力的新兴学科，有今日，也幸亏学术终究不能为急功近利的实用理性所取消掉。当初赵元任的选择似有某种聪明，“竹外桃花三两枝”，“三分春色到我家”：而浅近的看法无非浅近，狭隘的态度也总归狭隘罢了。 >那时，在湖南，“我翻译了罗素的讲演，讲完后，一个学生走上前来问我：‘你是哪县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了。”（《赵元任早年自传》）从这儿能觉得，一个人对语言的敏感把握，是件有兴味的事。类似游戏，所以赵氏常说“觉得好玩儿”。“好玩儿”自然还会及于对生活、对文化领略的兴趣。这样也自然就会有：一好学，二不偏执。比如关于语言的“变”，他说：“……看到人们渐渐不再保持某些区分，纯正的语言在词汇和语法上变得愈来愈洋气，而哀叹着语言的退化。其实，尽管我对事物的感受的确有很多这样的情绪，但是在对待语言的正确性问题上，不论是就一般语言而言，还是具体就汉语而言，我却肯定不是死硬的纯语派……遇到要注释《孟子》的语法的场合，你即使用纯正的文言写作，我也不会感到吃惊，但是如果需要我报道国际时事，我只有使用那些已为新闻界所经常使用的新的欧化词语。由此可见，什么是正确的语言，这要看什么场合适宜于说什么话和说话人（或写作者）是什么身份，如果你要在交际上达到最大的效果，那么你就应该怎么怎么做。”（《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我想这样通脱的意见，恐怕端着权威架子是说不出来的。规范是导引性的限制，如果只当消极地去扼制自然的创造和活泼生气，便不免朝僵化去了。可能不独语言现象如此，思想文化以及人生意蕴又何尝不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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