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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鞅，姬姓，卫之公孙也。后因在秦变法有功，于周显王二十九年、秦孝公二十二年受封商于十五邑，号曰商君，世人所称商鞅正源于此。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有《商鞅》一诗，道出了他作为同样作为一名改革家对商鞅由衷的敬意和赞叹，也指出了诚信对于为政者的重要性：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姬姓，卫之公孙也。后因在秦变法有功，于周显王二十九年、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受封商于十五邑，号曰商君，世人所称商鞅正源于此。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有《商鞅》一诗，道出了他作为同样作为一名改革家对商鞅由衷的敬意和赞叹，也指出了诚信对于为政者的重要性：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能令政必行，立信固然重要，但也只是「 ”能令政必行”的其中一个原因，细细想来，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不可忽视。 商鞅一出场，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魏相公叔痤先是向魏惠王举荐商鞅，希望魏王能「 ”举国而听之”，又说若不能用就一定 ... 了他。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魏王不能体会，却以为是他病得不轻，在说胡话。公叔痤先公后私，劝商鞅速去以避祸。商鞅却说「 ”君既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 ... 臣乎！”真是把魏惠王一眼看到了底，卒不去。 商鞅能令政必行，还在于他执法的严酷。「 ”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不可谓不严酷；变法十年，「 ”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作为一个改革者，应该很满意于这种成效了吧，可是商鞅却说：「 ”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总之不要议论好与不好，只管执行就是了。再次表现出了他的严酷，他的不近人情。 商鞅能令政必行，还在于他不避权贵，甚至敢拿公族开刀。变法之初，阻力重重，尤其是来自于公族以下的既得利益者。太子嬴驷受周围守旧贵族挑唆，因 ... 人也触犯了法令，这个时候对新法、对商鞅而言就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了，放在其他的时间或地点结局很有可能是徇私枉法。商鞅毕竟是商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商鞅！他竟把太子的师傅公孙贾和嬴虔给施以刑罚：公孙贾是脸上刺字，嬴虔更惨，被割掉了鼻子。要知道嬴虔可是太子的大伯，当时秦国国君秦孝公的哥哥。商鞅此举令公子虔怀恨在心，也埋下了日后商鞅悲剧的种子。可是商鞅此举也震动了秦人，尤其是那些阻挠变法的守旧贵族们，有利于法令措施的顺利实施。 商鞅能令政必行，还在于他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战国之世，各国兼并正酣，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变法图强。七国或早或晚都进行了变法，但只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成效最大。即位之初，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既道出了穆公时代「 ”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的辉煌、三晋乘秦五世之乱夺西河之地的耻辱，也发出了为强秦而求贤若渴的呼吁：「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诚。商鞅正是感受到了秦孝公的这份真诚，于是从魏国来到秦国，在秦孝公为他搭建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大剧。终孝公之世，商鞅得到了来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始终信任和坚定支持，这种君臣际遇，千载之下依然让人感慨不已。 王安石的《商鞅》一诗着眼于诚信问题，但是对照他们各自所主持的变法结果，个中缘由不能不令人深思啊。 本文文字为原创，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觉得文章有价值，欢迎您点赞、评论、关注、转发哦。
本文标签：商鞅王安石历史秦孝公战国时期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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