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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骨文是商周時期的占卜記載，它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思想文獻，後人只能從甲骨文的字形、字義以及它的記事傾向上，瞭解到它的某些思想意識和思想傾向。早在商周時期，甲骨文就被埋入地下，直到1899年，古文字學家王懿榮確認它們是中國早期文字，甲骨文的重大價值才被人們發現。雖然春秋以後老子、孔子等中國曆代重要思想家都沒有見過甲骨文，但這並不意味著甲骨文對中華思想文化的影響僅限於商周時期和1899年以後。這是因為，
甲骨文是商周時期的占卜記載，它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思想文獻，後人只能從甲骨文的字形、字義以及它的記事傾向上，瞭解到它的某些思想意識和思想傾向。早在商周時期，甲骨文就被埋入地下，直到1899年，古文字學家王懿榮確認它們是中國早期文字，甲骨文的重大價值才被人們發現。雖然春秋以後老子、孔子等中國曆代重要思想家都沒有見過甲骨文，但這並不意味著甲骨文對中華思想文化的影響僅限於商周時期和1899年以後。這是因為，甲骨文雖然被埋入地下，但它可以通過多條渠道，對後世中華思想文化產生影響和作用。語言文字就是其中的渠道之一。
2018年4月4日，煙臺市福山區王懿榮紀念館，來自芝罘區瀟翔小學的學生在學習甲骨文書法。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中華文脈之所以幾千年沒有中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要歸功於漢字：從殷商到當代，漢字形體雖然幾經重大變化，但總體來說是一脈相承的。那些刻有文字的龜甲獸骨雖然被埋，但商周文字並沒有隨之永遠消失，它們還會以其他載體形式進行傳播。例如，與甲骨文同時的還有鐫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據專家統計，殷商時期甲骨文與銘文共同使用的字大約有550多個。此外，還有更多的商周文字是通過簡冊傳播到後世。甲骨文所蘊含的思想意識和思想傾向，也就伴隨著語言文字的傳承嬗變而對後世中華思想文化產生影響。特別是甲骨文中的某些關鍵字，經過後世重要經典的運用以及重要思想家的徵引和發揮，對後世中華思想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這裡以周原甲骨文中的“思”字為例。周原甲骨文中有十幾個“思”字，字形寫作“圖①”。例如H11：“思又（有）正。”H11：2：“五月思尚（當）。”H11：6：“思克事。”H11：11：“思亡咎。”美國漢學家夏含夷將“圖①”解釋為“思”，意義為“願”。這個說法得到李零的贊同。李零認為，帶“思”的語句是祈神之語，“思有正”意為“願有所端正”，“五月思尚”意為“願五月是適當的選擇”，“思克事”意為“願能夠勝任其事”，“思亡咎”意為“願不要犯錯”。
圖①
周原甲骨文“思”這個“願”的字義，在先秦祈神語境中，一直保留到春秋中期。魯僖公（前659―前627年在位）在當政時期，委派大夫奚斯重修周人始祖姜嫄廟宇，這被魯人視為一件可與當年周公製作頌詩歌頌祖宗神媲美的大事，所以魯國史臣創作了四首《魯頌》對魯僖公予以頌美，這四首《魯頌》被收入《詩經》之中。《魯頌》之一首是《駉》，歌頌魯僖公的馬政。馬政在春秋時期諸侯國政治中至關重要，衡量一個諸侯國力量大小，首先就是看它擁有多少輛戰車（四匹馬拉一輛戰車），當時大的諸侯國號稱“千乘之國”。《駉》由四章構成，每章八句，分為三層意思：前兩句寫肥壯的馬兒行走在林外郊野，中間四句描述馬匹各個毛色種類，從中可見魯國馬多且壯，後兩句祝願神祇保佑魯國馬匹越來越繁盛。《魯頌·駉》中有四個類似於周原甲骨文的祈神祝願詩句：“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三句意義大體相近，意為“願魯國馬匹發展無窮無盡”。“思無邪”意義則與周原甲骨文“思有正”相近，意為“願魯國馬政不要走上邪路”。周原甲骨文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時期的占卜記錄，可以肯定《魯頌·駉》的作者沒有見過周原甲骨文，他為什麼能夠寫出與周原甲骨文“思有正”意義相近的“思無邪”呢？這其中的原因，就在於周原甲骨文所包含的資訊藉助於語言文字元號進行傳播。周原甲骨文雖然早已被埋，但是像“思”這樣的甲骨古字，像“思有正”這樣的祈神用語，卻在先秦祈神語境中被巫史們代代相傳，以至於在《魯頌·駉》中出現了與周原甲骨文祈神用語近似的詩句。
時間又過去了一百多年，到春秋末年，中國出現了一個文化巨人——孔子。《論語·為政》記載了孔子一章著名語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借用《詩經·魯頌·駉》“思無邪”詩句來概括《詩經》的思想傾向。孔子究竟是如何理解“思無邪”，特別是孔子如何理解“思”字的呢？由於《論語》經過孔門弟子後學的提煉加工，所記載的孔子之語大都是點到即止，因此我們已經很難準確知道孔子對“思”字的理解。後世經師對“思”有各種解釋，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代表性意見：一是將“思”視為沒有實際意義的語氣詞，“思無邪”就是“無邪”，這種意見以王質《詩總聞》為代表；二是將“思”解釋為“心思”“思慮”，“思無邪”意為“思慮純正”，這種觀點以鄭玄《毛詩傳箋》、孔穎達《毛詩正義》、朱熹《詩集傳》為代表。兩種意見之中，以第二種意見占主導地位。“思”字意義從甲骨文字義“願”到“心思”“思慮”，不僅字義發生變化，詞性也從祈願動詞變為名詞。導致“思”字意義變化的根本原因，乃在於歷史文化條件產生變遷，當初產生“思”本義的先秦祈神語境，已經漸漸被歷史所遮蔽。於是，後人大體上是按照“思慮純正”來理解《魯頌·》的“思無邪”。
由於孔子在中國歷史文化中居於聖人的特殊地位，因此他用“思無邪”來概括《詩經》，這對於中國後世《詩》學乃至於中華文藝思想，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孔子之語規定了儒家後學對《詩經》文字的解釋，必須符合“思無邪”的準則。《詩經》的創作年代上至殷商下迄春秋中葉，其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主而涉及江漢，其作者包括王侯、卿士、大夫、士、庶人各個層次，一部產生於如此廣博的時間和空間的詩集，其作品思想必然呈現出多元傾向。由於聖人說《詩經》“思無邪”，因此後世解說《詩經》的經師肩負著一個使命：必須把詩作體現的各種思想傾向全部解釋為符合封建倫理道德。例如，《詩經·鄘風·桑中》是一首描寫青年男女在桑林約會的情詩，是經師眼中典型的“淫奔之詩”，“淫奔之詩”當然是不可容忍的，可是它又被收入《詩經》之中，如何解釋這種文學現象呢？《毛詩傳》將《桑中》之旨解釋為“刺奔”，“奔”是不好的，是邪惡的，但是“刺奔”就“無邪”了，就“歸於正”了。在這裡，關鍵是一個“思”字，這個“思”就是詩人創作的宗旨，詩人之“思”純正無邪，那麼即使是邪惡的題材，也會被處理成為教化民眾的好詩。一部《詩經》，就是這樣在“思無邪”思想原則指導之下，被經師們塑造成封建道德教育的教科書。
“思無邪”對中華思想文化的影響遠不止如此，由於《詩經》是五經中唯一的文學典籍，因此中國封建時代的《詩》學除了解釋字詞句、闡述詩旨之外，還承載了一個文學理論建設任務，儒家要藉助對《詩經》的闡釋，構建以詩教為核心內容的文學理論。這種理論認為，詩人對封建現實政治和移風易俗肩負有不可推託的社會責任，因此詩歌創作應該堅持反映現實的創作精神，必須履行詩歌諷諫封建政治、刺時正俗的神聖使命。詩歌諷諫封建政治的方式有美刺兩種：讚美政治清明的封建盛世，諷刺封建政治中的 ... 現象。無論是讚美還是諷刺，都不能直說，而要採用委婉託諷的比興手法，以此體現詩人的溫柔敦厚之風。而要履行這一使命，詩人首先要做到自己的“思”純正無邪。這種詩教思想不僅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古代詩歌創作，而且在辭賦、散文乃至小說、戲劇創作領域中也有廣泛影響。中國封建時代的作家們虔誠地踐行詩教學說，將實現政治理想和人生價值寄託在用文學作品諷諫政治之上，他們高舉“思無邪”的旗幟，自覺地履行文學風化的社會責任，由此給中國文學寶庫增添了無數瑰麗的篇章。
審視周原甲骨文“思”字影響中華文藝思想個案，可以窺一斑而見全豹，它說明在中華文脈之中，實實在在地流淌著商周甲骨文的血液。甲骨文對中華思想文化的影響，遠遠不止一個“思”字；甲骨文對中華思想文化的作用，也不侷限於文藝思想一個領域。我們應該認真清理中華思想文化中的甲骨文因素，全面展現甲骨文對中華思想文化的影響。
（作者：陳桐生，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
內容來源：《光明日報》（ 09月02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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