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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禹州烧造红绿彩瓷器禹州作为著名的钧窑所在地和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类型瓷器的重要产地之一，已广为人知。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明代禹州所产红绿彩瓷器大致可分为明前期、中后期两个阶段。明前期的禹州红绿彩瓷器精品大多已流失海外。置于自明代中期始，禹州红绿彩产量大为减少的原因，应与质量上明显占优势的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大量生产使禹州红绿彩的行销市场受到影响有关。
明代禹州烧造红绿彩瓷器
禹州作为著名的钧窑所在地和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类型瓷器的重要产地之一，已广为人知。但若提及明代禹州瓷业，过去我们除了从《大明会典》等文献中得知该地曾为光禄寺烧造过缸坛瓶等器物外，其他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事实上，明代禹州瓷业依然发达，在当时北方瓷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产品丰富多彩，且不乏精美之作。
根据近年来禹州及邻近的许昌等地旧城改造工地出土的大量瓷器遗存和相关考古资料分析，目前可确认为明代禹州磁州窑类型的瓷器品种主要有：白地黑花、红绿彩、绞化妆土、绿釉黑花、白地黑花褐彩、黑釉细线划花、孔雀蓝黑花等(参见拙著《明代磁州窑瓷器》)。其中色彩艳丽的红绿彩瓷器可谓明代禹州磁州窑类型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但在以往的研究和著录中，这些红绿彩瓷器往往被误定为金元时期的产品，其产地、性质等更是无人知晓。鉴于此，本文拟通过目前已发现的禹州红绿彩瓷器和相关考古资料，围绕其年代、产地、性质等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明代禹州所产红绿彩瓷器大致可分为明前期、中后期两个阶段。
明前期的禹州红绿彩瓷器精品大多已流失海外。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日本静嘉堂、日本大和文华馆及美国圣路易斯艺术馆各藏一件白地黑花红绿彩开光人物图大罐。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一件红绿彩人物图玉壶春瓶。明前期红绿彩藏品在国内非常有限，仅见有南通博物苑收藏一件白地黑花红绿彩张骞乘槎图大罐及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藏一件红绿彩人物图梅瓶。此外，在河南禹州、许昌、郑州及安阳等地的旧城改造中也发现了大量与上述制品装饰风格相同的红绿彩瓷器残片，品种有白地黑花红绿彩、红绿彩、绿釉黑彩及绞化妆土红绿彩等，器类有罐、盘、碗及高足杯等。
以上红绿彩瓷器装饰题材丰富，见有携琴访友、毛女、仕女、策杖老人、花鸟、缠枝花、折枝花等纹饰以及草书“福”“平心”“忍”等文字。这些红绿彩瓷器虽造型各异，但胎釉，彩料、工艺及绘画风格等特点一致，明显属同一时期、同一产地制品。
以往国内外陶瓷界大多将上述红绿彩瓷器认定为金元制品，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可能是明初制品。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霍布逊就在其所著Ⅸ明代瓷器》中收录一件白地黑花红绿彩开光人物图梅瓶，并认为其具有明初风格，只是他的这一观点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后，日本学者长谷部乐尔在论及此类红绿彩瓷器时曾提到：“在元或明初，有过一些施用红、绿釉上彩的制品，但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意见。”可以看出，长谷部乐尔虽然没有明确判定此类红绿彩瓷器的年代，但已经意识到上述红绿彩瓷器的年代可能会晚至明初。
那么，上述红绿彩瓷器的年代究竟如何呢?
首先，从造型和工艺特点来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所藏白地黑花红绿彩开光人物图大罐，与四川平武明天顺八年(1464年)的王玺墓所出白地黑花盖罐基本相同。日本大和文华馆及美国圣路易斯艺术馆藏白地黑花红绿彩开光人物图大罐，虽开光形式稍有变化，但其造型特点与王玺墓所出白地黑花盖罐一致，足墙外侧斜削一周及釉面泛黄等工艺特征也毫无二致。
其次，从装饰特点来看，13本大和文华馆和美国圣路易斯艺术馆所藏白地黑花红绿彩开光人物大罐，尽管开光形式与王玺墓所出白地黑花罐等稍有不同，但二者口沿的水波纹装饰带，以及宽黑主线两侧各附一条细线的开光轮廓线的画法基本一致，而且它们所绘人物之神态、衣纹等特征也基本相同。尤其是臼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红绿彩人物图玉壶春瓶和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藏红绿彩人物图梅瓶，其开光和人物的画法与拙著《明代磁州窑瓷器》一书中确认为明代前期的上海博物馆藏白地黑花人物图罐如出一人之手。另外，南通博物苑藏白地黑花红绿彩人物图大罐，腹部三个开光中两花卉开光一人物开光的构图更是与天顺八年(1464年)王玺墓出土白地黑花罐的纹饰布局手法如出一辙。
再次，上述红绿彩瓷器的造型、纹饰等与景德镇明前期青花瓷器有诸多共同的时代特征。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白地黑花红绿彩花卉人物图大罐与《世界陶瓷全集》14卷中收录的明前期青花人物楼阁图大罐，不仅造型相同，而且二者所绘云气缭绕的楼阁人物也非常相似。对这种风格的装饰，日本人称其为“云堂手”，可谓正统前后民窑青花瓷器的重要断代标志。再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白地黑花红绿彩所绘携琴访友图，亦为明前期景德镇青花瓷器见习题材。此外，许昌出土红绿彩“福”字杯，其草书“福”字在明早起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中也非常流行。
以上证据表明，上述红绿彩瓷器与王玺墓所出白底黑花盖罐等瓷器同属明前期产品。关于上述明前期红绿彩瓷器的产地，由于在禹州及其周边的许昌、郑州等地发现大量此类瓷器标本，故瑞段它们为禹州所产。置于禹州境内具体的烧造地点，根据神垕《祈雨感应之记》碑与《均州志》中“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瓦窑在州西关进沟左右”的内容，推断神垕窑址的具体方位在大刘山下，亦即今神垕镇及其周围。在神垕镇火神庙附近的基建功底曾出土了与王玺墓所出白底黑花罐相同的大罐等标本，从出土地点所见红烧土、匣钵等亦即义务来看，此处为窑场堆积。此处窑址很可能就是明代前期禹州红绿彩瓷器的具体产地之一。
再看产品性质。在前述有关明代磁州窑的文献中曾提到，从宣德始，禹州每年给负责祭享、宴劳之事的光禄寺烧造大量盛酒用的缸坛瓶等储酒制品，这也与文献所载缸坛瓶等器物一致。从 ... 工艺来看，这类器物造型端庄、规整、绘画水平较高，不似一般的民窑制品。再结合景德镇方面的情况来看，明前期官府对民窑生产红绿彩瓷器的控制相当严格。《明实录·英宗实录》记：“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景德镇如此，想必其他地方民窑亦会受到同样限制。故此推断，当时禹州民间私自生产红绿彩瓷器，尤其是大批量生产高质量红绿彩瓷器的可能性不大。此处，王玺是明代龙州宣抚司佥事，为当地世袭土官，其墓中出土的白底黑花酒坛，即有可能来自光禄寺的赏赐。另值得关注的是，在武汉留芳岭也出土了与这批红绿彩瓷器风格相同的白底黑花大罐。湖北省武昌市郊留芳岭一带是明八王墓群。所谓“八王”，系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朱桢的八个儿子。朱桢在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楚王，十四年就蕃于武昌，共有九子，在武昌地区就封藩王的只有八位，故有八王之称。因八王及家眷多数卒年在正统年间，古瓷墓群出土的瓷器下限不会晚于正统（1436~1449年）。另外从留芳岭目的墓主人的特殊地位来看，留芳岭出土的白底黑花并非普通民用瓷器。综合这几点来看，上述红绿彩瓷器极有可能是《大明会典》所载光禄寺定烧的器物，或是专门针对贵族阶层生产的高档制品。
明中后期，禹州所产红绿彩瓷器年代的确认，一句之一是大英博物馆藏红绿彩开光八仙人物图罐与美国康奈尔大学赫伯特·约翰逊美术馆藏明“嘉靖十九年”铭白地黑花仙鹤人物罐的造型特点基本相同；依据之二是其造型、工艺、绘画风格等特点与拙著《明代磁州窑瓷器》一书中确认的禹州明中后期白底黑花褐彩瓷器完全一致；依据之三是北京毛家湾出土的此类红绿彩残片亦被推定为成化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产品。
置于自明代中期始，禹州红绿彩产量大为减少的原因，应与质量上明显占优势的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大量生产使禹州红绿彩的行销市场受到影响有关。
明代中后期的红绿彩制品与明前期同类制品明显不同，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明中后期红绿彩瓷器的色彩更为丰富。如孔雀蓝、紫色等材料的使用，特别是孔雀篮彩料的普遍使用与景德镇孔雀蓝材料风行的时间恰好吻合，说明孔雀蓝彩料是当时的一种时代流行彩料。从大英博物馆藏红绿彩开光八仙人物图罐和北京毛家湾、河南等地发现的红绿彩残片来看，此时的孔雀蓝彩料较厚，有凸起釉面之感。二是绘画技法有所改变。明前期的红绿彩主要以虹彩描绘纹饰，绿彩大多作为点彩使用，仅起到点缀衬托的作用。而明中后期的红绿彩是以红彩勾勒出图案轮廓，再以平涂技法用绿彩填实图案轮廓之中，类似禹州明中后期仍在生产红绿彩瓷器，其装饰手法及题材明显受到同时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影响。这些红绿彩瓷器造型丰富、质量上乘、色彩艳丽，可能并非普通的流通商品，应是《大明会典》所载禹州为光禄寺烧造缸坛瓶中的一类，可谓明代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陶瓷产品之一。
来源：收藏 编辑：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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