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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柴窑瓷器之我见产生于五代时期的柴窑，因无法发现窑址，至今尚不得见其实物，又加之缺乏确证的史料，致使这一国之重器无法定性和对之做出可靠的结论，也一直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稍后的《宣德鼎彝谱》列出古窑器二十九种，柴窑则列为诸窑之首。徐庆秋还认为柴窑器类越窑秘色瓷。
柴窑瓷器之我见
产生于五代时期的柴窑，因无法发现窑址，至今尚不得见其实物，又加之缺乏确证的史料，致使这一国之重器无法定性和对之做出可靠的结论，也一直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本文将从史料分析入手，结合与之相关的历史问题的考证，提出个人对柴窑瓷器的看法。
一、 文献记载，柴窑器应是青瓷
有关柴窑的记述，尽管是在明代开始的，但有关文献并不少见。明代早期有《格古要论》、《宣德鼎彝谱》，明中期以后至清代主要有《玉芝堂谈荟》、《遵生八笺》、《清秘藏》、《事物绀珠》、《筠轩清BI录》、《五杂俎》、《博物要鉴》、《长物志》、《调燮类编》、《相祖笔记》、《七颂堂小录》、《陶说》、《文房肆考》、《景德镇陶录》等。
上述文献，有的记述：“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有的则说：“古窑器以柴、汝为重”，有的则曰：“今之论瓷者，必曰柴汝官哥定”。可以说，自明代以来，凡论及古陶瓷的文献，大都对柴窑有记述。一种古陶器，有如此多的文献作为重品论及，尚属仅见，我们对此没有理由不引起极大的重视。
有关柴窑的记述，最早而又最为详备的见于明早期曹昭的《格古要论》。需要说明的是《格古要论》有两种版本，两书记述略有不同，一是天顺本，一是四库全书本，今据前者。《格古要论》详细记述道：“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造，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这里曹昭关于柴窑的产地、名称、由来以及主要特征的记述，是清楚且又详备的。稍后的《宣德鼎彝谱》列出古窑器二十九种，柴窑则列为诸窑之首。我们从上述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柴窑是一种青瓷，而且因其质量高，所以被排在汝、官、哥、钧、诸窑之首。
成书于明中晚期的徐庆秋《玉芝堂谈荟》则说：“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壁同价。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不复见矣”。徐庆秋还认为柴窑器类越窑秘色瓷。随后，因为实物不见了，出现了柴窑究竟是厚瓷还是薄瓷的异议。稍晚于徐庆秋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则云：“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然余未之见，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瓷也？而曹明仲曰，柴窑足多粗黄土，何相悬也！”在这里，高濂直接提出质疑，并感叹这两种说法未免太悬殊了。此后，有关柴窑的说法愈加复杂，愈加令人非解，薄瓷也罢，厚瓷也罢，然而，关于柴窑是青瓷的记述却始终属定论无疑！
从以上引证可以看出，明早期有关柴窑的记述本来是清楚的：柴窑是一种天青色、有纹片、釉质滋润细腻、足多是粗黄土的瓷器。到了明中晚期，因为柴窑瓷器失传，才出现了关于柴窑器究竟是薄瓷还是厚瓷的异议，弄得这一问题扑朔迷离，令后人不知所云。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一个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凡是论述柴窑的文献，都无一例外地说明柴窑是一种青瓷，在这一点上从无任何矛盾或疑点：“天青色”、“青如天”、“雨过天青”、“盖色既鲜碧”，都是指的青瓷。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要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会为昭示柴窑之迷迈出可靠的一步。
二、柴窑不可能是白瓷
要弄清柴窑的真实面目，我们也离不开对唐代至五代时期我国的陶瓷状况的了解与分析。
陶瓷界一般认为是从北齐时起，白瓷开始出现，白瓷的出现，打破了古代中国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到了随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颠峰时期，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空前繁荣，瓷器市场由国内扩大到海外。对于这一时期，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的瓷业特点，并以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分别作为其典型的代表。当然，这只是一个轮廓性的提法，因为除青瓷、白瓷之外，唐代还烧造了黄瓷、黑瓷、花瓷、纹胎瓷、较釉瓷等等。五代时起，瓷业生产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但“南青北白”仍居其首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这样，问题也很清楚，柴窑的产地暂且不论，其或者是青瓷，或者是白瓷，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
我们先来看白瓷的情况。唐李肇的《国史补》曾经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然而，到五代时，蜚声唐代的邢窑却已衰落。但是，白瓷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衰落，反而呈现出名窑林立的状况。这一时期，河南巩县窑、鹤壁窑、陕西耀州窑，山西交城窑、浑源窑、平定窑，都烧制白瓷；此时的景德镇窑尚蓄势待发，而河北曲阳定窑取代了邢窑，代表了这一时期白瓷的最高水平。
从白瓷与青瓷的烧制水平来看，白瓷还是逊色的。唐代成书、经后人增补修改的《茶经》对当时的各大名窑作评述说：“越州上，鼎州次，婺（WU）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从中国陶瓷史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自从北齐时白瓷出现以来，称雄于瓷业的仍是青瓷，直到元代，白瓷才呈现独占熬头的局面，明代时起，才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有的日本学者曾提出柴窑很有可能是清白瓷的看法，这是不能成立的。五代时期，清白瓷的烧制水平与越窑相比就相去甚远，莫说是与“诸窑之冠”的柴窑相比了。而且，上述所列白瓷诸窑的器物无论无何，均与有关柴窑的记述不符，包括杜甫描述过的大邑白瓷在内，均属风马牛不相及。
柴窑既然不属于白瓷，那就只能是青瓷，它决不可能有另外的答案。
三、柴窑是河南青瓷
柴窑是一种青瓷，这是没有疑问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独步一时的越窑，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盛时期，但同时也跌入衰落的门槛。根据文献记载，钱越国有向柴荣进贡瓷的记载，但无进贡柴窑的记述。而此时的龙泉窑还处于起步阶段。越窑与龙泉窑青瓷显然都与柴窑毫无干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地区，不仅在白瓷的烧制方面，青瓷业更是异军突起，上述产白瓷的北方诸窑，青瓷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耀州窑，更是后来者居上，成为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河南一地陶瓷业的迅猛发展。早在唐代，河南就以陶瓷业发达而文明遐迩，受到朝廷的青睐。所以，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却颇具考据之风我国第一部古陶瓷专著《陶说》就记述说：“后周都汴京，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其在其内。”可见，柴容定都汴京，对河南一带的陶瓷业更是起了促进作用。除上列鹤壁窑、邓州窑都烧造青瓷外，我们更应重视的是钧窑的发展。至迟在五代时期，钧窑就已成功地烧制出行云流水般的窑变釉。这无疑也对与之相距不远的柴窑起了促进作用。在目前，我们虽然在郑州一带尚未发现古代的窑址，但曹昭关于柴窑出北地郑州的说法，恐怕是出处有据的。
青瓷在南北方，包括在河南一带能得到迅速发展，与古人尚青这一世俗有直接关系，所以蓝浦转引《爰日堂抄》就说：“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瓷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窑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因此，朱琰在记述柴窑的情形时说：“后周柴窑，柴世宗时所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据此，陈万里先生在《青瓷烧造的开始及其发展》一文中就正确指出：“据说当时有人问周世宗关于瓷器色釉的要求，周世宗说他需要的是‘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是一种很美丽的釉色，‘雨过天青’四个字，可以代表一种青釉的特点”。
根据对史料所作的分析，包括对五代以前的陶瓷的出土物及传世品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柴窑是一种青瓷，而且其质量在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青瓷之上，代表了五代时期青瓷烧制的最高水平，为“诸腰之冠”。青瓷是唐、五代及至两宋时期的“帝玉瓷”，这决不是逻辑上的推论，而是一个不争的史实。古人不仅尚青，还尚重，《肆考》云：“故有古取沉重之说”。所以，柴窑不可能是薄瓷。
柴荣在位不足六年，英年早逝，即为赵宋王朝所取代，时隔一百多年后，河南又烧制出闻名天下的汝瓷。古人在论及古代陶瓷的情况时，往往将五代的柴窑与宋代的官汝瓷并称，这就是古文献中常说的“古窑以柴汝为最重”。这清楚的说明了，柴窑的性质与汝窑是十分接近的。
四、非钧非汝的柴窑器
如果只是对柴窑做出定性的分析，而无量化作为例证，那么，其论点恐怕不足以成立。我在上文中详细引用了曹昭关于柴窑的论述。曹氏治学严谨，《格古要论》关于古窑器的记述大都是可信的，故经常为学者作为引证。《格古要论》有关古窑器的记载总共才有17种，而能详述其产地、特征的不过半数。我认为深通古窑器的曹昭是亲眼见了柴窑实物的，是柴窑瓷器的见证人，因此才能以及其精当的语言，概括而又逼真的描述出柴窑器的外部特征。目前来说，郑州一带虽然尚未有古代窑址的发现，但曹昭关于柴窑出北地郑州的说法一定是出处有据的。长期以来，由于在考古方面一直没有发现实物依据，使得柴窑器问题一直为陶瓷学界的一大悬案。
来源：中国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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