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到咸丰时的清代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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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嘉庆到咸丰时的清代玉器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即1760年至1812年，共52年。此后的嘉庆十八年至咸丰十一年，即1813年至1861年，共48年。道光这条停贡谕旨正是下达于嘉庆二十五年春秋玉贡到达京城之时，所以，仍按照惯例处理了这批贡进的玉子。嘉庆时期地方大吏贡进玉器甚多。可以肯定咸丰时代是我国工艺美术史上的空白点或薄弱点，这是必须承认的清代工艺史上的一个问题。

嘉庆到咸丰时的清代玉器

　　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即1760年至1812年，共52年。制玉业空前繁荣，技艺成熟，琢碾了若干大件玉器，构筑了清代玉器史的丰碑，形成了以“乾隆工”为代表的清代帝王玉的新风格。

　　此后的嘉庆十八年至咸丰十一年，即1813年至1861年，共48年。内廷玉器制造业渐趋萎缩萧条，玉器件头变小，数量急剧减少，技术水平下降。苏、扬制玉业逐渐式微。

　　这一时期玉器工艺衰微的表现有以下两点：是玉材年贡由减半到暂停，二是玉器碾琢陡然大减。以嘉庆十八年为例，收到新疆贡玉青白玉子大小1240块，共重2058斤2两6钱，内挑得画样玉大小69块，1235斤10两6钱，画得山子、瓶、花觚、卧马、卧牛等项活计68件，带钩圈一份，又挑得二等玉子135块，重67斤8两，三等玉子440块，重70斤，共计大小玉子275块，共重137斤8两，留如意馆陆续成做活计之用。其余玉子大小896块，共重685斤，照例交广储司银库收贮。这68件玉活中，拟留如意馆成做玉36块。拟交两淮成做玉6块，拟交杭州织造成做玉6块。拟交苏州织造成做玉5块，拟交长芦成做玉6块，拟交江南织造成做玉5块，拟交淮关成做玉5块。号称年贡玉减半，但制玉仍保持上年水平，直至嘉庆二十五年止，多少有些波动，但是仍可维持嘉庆十八年的水平，而无大增减，到了道光元年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道光皇帝旻宁标榜孝道，崇尚节俭，对衣食住行都加以节制。以他的饮食为倒，晚膳菜饭只5—6样，不过五六吊钱，而乾隆帝弘历的晚膳，每桌7品菜，还有饽饽1桌， ... 1桌，盘肉1桌共用银4两8钱余。两者相比悬殊太大，在这种气氛下玉贡也停止下来。“道光元年五月六日档房过堂抄1件，内开：四月二十五日由内阁抄出奉旨：现根据军机处具奏……今查造办处存贮玉子尚多，足敷应用，着和田、叶尔羌办事大臣将此项每年应进玉子暂行停止。钦此。”道光所降谕旨，不过是暂行停止“贡玉”。这可能是旻宁为了实施节俭政策的种措施，可是从此，即1821年以后，道光六年六月至八年五月张格尔（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孙）叛乱，占领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四城。之后，清军剿灭了张格尔叛乱收复四城，但战争创伤尚需医治。同治元年陕甘 ... 反清。十二年回人白彦虎奔赴新疆，新疆复叛，光绪三年白彦虎投俄，光绪五年南路平。光绪七年收还伊犁。由于连年征讨，所耗甚巨大伤元气，国力逾衰，所以直至1911年满清覆亡时的110年内再也没有希望恢复年例玉贡。这可能并非是晏宁本意，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以妥宁的意志为转移，连他本人也只有暂停玉贡的决心但没有恢复玉贡的铁腕。道光这条停贡谕旨正是下达于嘉庆二十五年春秋玉贡到达京城之时，所以，仍按照惯例处理了这批贡进的玉子。这年和田、叶尔羌年例呈进青白玉1047块，选择成做小式活计玉子57块，请交如意馆预备传办活计之用，玉册2份青玉2块，请交广储司收贮。这里面特别要注意的是，成做小式活计玉子57块，这种情况是嘉庆以前所没有的，是从道光开始的。晏宁登极所用之宝册，是从广储司银库、如意馆旧存玉块挑选玉册25块，玉宝3方，照旧是苏州织造成做。3年之后，于道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送到。玉件碾琢拖得时间这样长，可知这时苏州琢玉的效率也大大下降。

　　昱宁“治尚恭俭”暂停玉贡，但并不是停止玉器的琢治，只是在加工上有所收敛，“不必画样交各处制办活计”而已。在数量上也不像乾隆那样庞大。现初步查到的新制玉器有以下几项：道光四年用碧玉一块制夔龙佩一件，割下来的一小串玉做双荷花腰结、双柿腰结各2件：道光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交玉料8件做杵4件，蝴蝶2件、蝠2件，四月十五日交玉料1件，做玉罐1件，道光六年四月六日交绿玉1块，改做玲珑山1件，道光十一年九月初三日交出翡翠搬指一件作样，交粤海关成做翡翠玉子搬指，于道光十二年九月六目送进内廷；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一目交出白玉囊一件，在口上刻“慎德堂制”款。从这些零星记载可知道光时期所制玉器，为数极寡而又多系佩饰，山子只有1件，可能也是小件头的。旻宁对玉器的制做，并非漠不关心，而是有他自己爱好和欣赏，如果玉工适应了他的口味，引起欢心，他也是不惜解囊的，如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三日交出石青江袖褂料1件、5钱重银锞10个，赏给如意馆玉匠。为什么而赏，又是赏给何人，并未注明，可是按照档案前后联系可以判断这是对加刻“慎德堂制”款白玉花囊的那位玉匠的奖赏。

　　道光年间为旻宁琢玉的有造办处，金玉作、如意馆偶尔参与制做。苏州承做玉宝玉册，粤海关制过翡翠搬指，但杭州、江宁、两淮、淮关、长芦、凤阳、九江，不再接办传做玉器活计。这一点确与乾、嘉两代截然不同，也是清宫玉业衰微的重要表现。

　　嘉庆时期地方大吏贡进玉器甚多。但从道光二年起，停止进贡玉器，这也是清宫收藏道光玉器极少的重要原因。

　　咸丰帝奕静正是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朝不保夕的时候登上了宝座。照例总是要新制玉宝玉册，当时还刻过长春宫宝（玉）和体元殿宝（田黄）等。新制玉器有刻款玉碗7件，绿玉碗2件，新制玉器如此之少，也是清帝中最突出的一人。当然，这不限于玉器一类，而是这一时期工艺美术的普遍现象。此期最大宗的算是瓷器，但比乾、嘉两代也是寥寥可数，与道光相比也少得可怜。总之这一时期因战争关系所有的工艺美术生产都处于萧条或停顿状态，玉器业也是不能例外的。苏州、扬州两地玉器制造业受了严重的摧残，一度完全停止生产。可以肯定咸丰时代是我国工艺美术史上的空白点或薄弱点，这是必须承认的清代工艺史上的一个问题。

　　南京成为太平天国首府之后，由于官方的需要，设“玉器衙”主持雕琢玉器。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天王玉玺和幼天王玉玺，当系其制。它不仅是太平天国政权的有力象征，也是它的制玉业的历史见证。天王玉玺是青玉，印身偏绿，印钮似桥形而粗肚，两边砣减地平凸的双凤戏荷花，项部刻勾云纹，印文仿宋体。幼天王玉玺是青白玉，印文也是仿宋体，镌刻较浅，两边刻阻线升龙，上方是二凤对翔，下边是海水江崖，均用阴线文。其图案与题材如龙凤云蝠，与清王朝区别不大，但图案形象却具有民间艺术的质朴天然的风趣，与内廷玉雕截然不同，是泾渭分明的，反映了太平天国的性质及其艺术的人民性

　　来源：《收藏·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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