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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在位最长的皇帝是宋仁宗，君临天下四十一年。宋仁宗一朝，名臣灿若群星，不可胜数。宋仁宗四十一年的统治中，宰相便有三十一人，枢密院臣更是超过半百指数。宋仁宗但是最终宋仁宗庙庭的配享功臣仍是只有三人。这三人分别是名相王曾、吕夷简和名将曹玮。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病逝，翰林学士王珪等人奏请为仁宗配享功臣：臣等伏以仁宗享国长久，励精政治。皆有功迹，见称于世，伏请并配享仁宗庙庭。
北宋在位最长的皇帝是宋仁宗，君临天下四十一年。 宋仁宗一朝，名臣灿若群星，不可胜数。 宋仁宗四十一年的统治中，宰相便有三十一人，枢密院臣更是超过半百指数。 按配享皇帝庙庭的基本标准，宋仁宗配享功臣遴选的人选起码有一百多位名臣。 宋仁宗 但是最终宋仁宗庙庭的配享功臣仍是只有三人。 这三人分别是名相王曾、吕夷简和名将曹玮。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逝，翰林学士王珪等人奏请为仁宗配享功臣： 臣等伏以仁宗享国长久，励精政治。以知人之明，得驭臣之体。是以豪英材杰，乐为之用，外宣威灵，内经庙略。臣主感会，驯致太平。 辅相则有故尚书右仆射、赠尚书令、谥文正王曾，忠允清亮，履德经哲，致位上宰，燮和大政。乾兴之初，辅翊两宫，仗正持重，中外以安。所谓以道事君，无愧前哲。 故太尉、赠尚书令、谥文靖吕夷简，聪明亮达，规模宏远。服在大僚，历登三事，左右皇极，勤劳王家，二十余年，厥功茂焉。 将帅则有故彰武军节度使、赠侍中、谥武穆曹玮，敦诗阅礼，秉义经武。参谋帷幄，折冲万里，镇绥方面，隐如长城。加以恂恂循道，有古名将之风焉。皆有功迹，见称于世，伏请并配享仁宗庙庭。 嘉祐八年（1063年）十月，新帝宋英宗批准了王珪等人的奏请，「 ”从之”。 王曾、吕夷简和曹玮能从群星璀璨的仁宗朝名臣中脱颖而出，配享仁宗庙庭，在于这三人够厉害，也在于配享功臣的选拔标准。 王曾塑像 王曾，绝对的牛人，他八岁而孤，由叔父抚养长大。自幼勤奋，咸平五年（1002年），王曾中殿试第一名，成为令人仰慕的状元。他厉害在还于他此前在发解试、省试中亦为第一，是科举史上罕见的「 ”连中三元”之人。 王曾对于仁宗朝的贡献在于仁宗初年的政治。当时太后刘娥临朝听政，王曾翦除权臣丁谓，代之为相，保持朝政顺利过渡到宋仁宗亲政。他为相期间，提拔了吕夷简、范仲淹等一批名臣，为宋仁宗以后的政局储备了大批人才。 王曾去世后，朝廷定谥号为「 ”文正”，宋仁宗还破天荒地亲自为他题写「 ”旌贤之碑”的神道碑。 「 ”乾兴之初，辅翊两宫，仗正持重，中外以安，所谓以道事君，无愧前哲”。 王珪等人对王曾的评价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王曾的看法，是对王曾生平的最好总结。 吕夷简 「 ”服在大僚，历登三事，左右皇极，勤劳王家，二十余年，厥功茂焉”。 这是对宰相吕夷简的评价。 吕夷简和王曾同岁，但是他出身极好，是仕宦之家，伯父吕蒙正曾任宋真宗时的宰相，是一代名相。真宗初年，吕夷简开始为官，在当时有「 ”廉能”的美称。 真宗末年宋真宗曾将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之上，拜相之势不可避免。宋真宗去世后，吕夷简拜相，走向政治核心。 吕夷简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的智慧，在刘太后临朝听政时期，多次制止刘太后的「 ”违规”举动，维护仁宗的地位。 在政治中枢变动频繁的仁宗朝，吕夷简更是三度拜相，执政二十余年，在众多名相中独树一帜。吕夷简晚年病重之时，宋仁宗亲自剪髭为他治病，这份敬重在其他大臣身上很难看到。 晚年时期的吕夷简在庆历新政中扮演了保守派的角色，与范仲淹等改革派产生抵牾斗争，这使得他在后世人以及当时改革派眼中的形象不佳。但是当时整个朝廷和士林对吕夷简的看法还是极高的，这种史书中对他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来。 在配享武将方面，宋英宗选择的是曹玮。 曹玮 曹玮是曹彬之子，父子两代武臣都进入太庙配享皇帝，这在宋代是第一例，是史无前例的。 曹玮从军四十多年，在应对党项、唃厮啰方面军功卓著，威震四海，是大宋西北边防的中流砥柱。 我们知道仁宗朝的武将中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战神狄青，尤其是现当代狄青的知名度远超曹玮，为何狄青没有配享仁宗呢？ 这里就涉及北宋配享功臣的评选标准和士大夫政治的影响了。 论出身，曹玮是开国功臣之后，而狄青出身贫寒，以罪犯身份开始军旅生涯。 论口碑，曹玮也远超狄青。 曹玮受其父曹彬影响，「 ”沉勇有谋，喜读书，通《春秋三传》，于《左氏》尤深”，这是儒将风范，自然赢得士大夫好感，在朝中声望极佳。 狄青 而狄青罪徒出身，不喜读书，提拔他的范仲淹曾教他读《左氏春秋》，狄青虽受到影响，但是在士大夫眼中他仍是武夫大老粗。尤其是他以贫寒身份凭军功显贵后让那些文官很不舒服，言官经常弹劾狄青，动不动就太祖陈桥兵变的教训来劝谏仁宗，最终在北宋「 ”重文轻武”的悲剧环境下，狄青郁郁而终。 不受士大夫待见是狄青的悲剧所在。 宋代配享功臣的确定归根到底是受士大夫左右的。 仁宗朝名相辈出，王曾和吕夷简配享太庙自不用说，但对于现代人来说知名度更高的范仲淹为何不能配享仁宗庙庭呢？ 范仲淹 除了那一套严格的配享遴选标准外，政治因素也是影响遴选的重要原因。 北宋自从真宗时期便有党争，起初是南北地域党争，到了仁宗时期党争进一步恶化，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越发激烈。 范仲淹是改革派的代表，他主持庆历新政，一度使北宋面貌革新好转，但是保守派对新政的攻击从未停止，最终庆历新政在党争背景下惨淡收场。 保守派占据上风，即便范仲淹谥号「 ”文正”，是文臣第一等谥号，但改革派的标签使他无法成为士大夫的选择。 而且，范仲淹身份特殊。 他虽是文臣，但也有武将身份。 范仲淹 范仲淹在西北防御西夏立下卓越功绩，入朝曾任枢密副使，这是武职，配享武将通常都要具备在枢密院任职的资历。 与范仲淹拥有同样经历的韩琦后来成为英宗庙庭的配享武将。 想来，范仲淹又文又武的官职也是遴选时的难点。 宋仁宗时期，名臣辈出，但是士大夫也只是被仁宗三个配享功臣，和太宗真宗朝一样，也算是紧守法度，这也算是祖宗之法，直到宋孝宗时期，给宋高宗确定是个配享功臣，才打破了最高三人配享的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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