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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争亡国：漫谈唐朝的“牛李党争” 从中国历史上讲，党与派这二个字，都是贬义词。《尚书·洪范》有这么一句话：“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里党、偏、侧都是贬义词...
党争亡国：漫谈唐朝的“牛李党争”
从中国历史上讲，党与派这二个字，都是贬义词。《尚书·洪范》有这么一句话：“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里党、偏、侧都是贬义词，王道的标志是“无偏无陂”，是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倾斜。
*** 讲过“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一作为阶级一翼的派别，总有侧有偏吧。我们的政治体制，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所谓王道不过是集中统一的代名词罢了。再说，战国时的思想家韩非，他是极端非议朋党与派别的，他在《有度》篇说：“若以党举官， *** 务交而不求于法。”“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在《扬权》篇说：“党与之俱，臣之宝也。臣之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韩非强调的是法制的统一，他说：“毋弛而弓，一栖两雄。一栖两雄，其斗喭页喭页。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他以树木作譬，“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木数披枝，党与乃离，掘其根本，木乃不神。”这些观念虽然是法家韩非的阐释，确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根本。
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统治者实际奉行的是儒表法里。汉元帝刘奭为太子时，与其父汉宣帝有过一次议论，《汉书·元帝纪》载其言云：“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名是概念，实是客观存在。眩，昏迷不清，“眩于名实”即名实不符。对于国家的治理，也就不知何所守了。所谓霸道，实即法家的观念，王道即儒家的观念。法家的观念是维护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稳定，儒家用周政，崇尚分封制，则既不符当时实际，且是分裂致乱之源头。尽管在伦理观念上儒家有其长处，而国家的管理，还得依法治国。汉代自元帝以后，是依靠儒生们治理天下，正如毛主席所说，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纯任儒生的结果，是新莽取代汉朝，来一次天下大乱而已。
那么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没有党争的问题？也有，只要有是非和利益的纷争，怎么可能没有党争呢？问题是如何处理。纷争和团结总还有一个度，这个度处理不好，社会就出现无序的状态了。分别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党争的经验教训，或许对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益的。唐中叶有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的牛李党争，北宋先有宋仁宗时由范仲淹革新引起的朋党之争，后有因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政。这两个朝代的朋党之争结果都不好。
唐中叶牛李党争的时间，大体上是从唐宪宗末，经穆宗、敬宗、文宗到武宗初，前后大概四十多年时间，所谓牛党，前后牵涉的人多一些，比如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李党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主，实际上是朝廷大臣与宦官勾结争夺相权的斗争。
穆宗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裴度与元稹罢，以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裴度执掌相权，次年即以牛僧孺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同执相权。穆宗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在位只有三年多时间，只活了三十岁。敬宗即位时只有十四岁，有人告诉他，所以能立为太子，是李逢吉之力，故李逢吉能大权独揽。《旧唐书·李逢吉》传称其“妒贤伤善”，广结党羽，“朝士代逢吉鸣吠者，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仲言，时号八关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剧，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者。”（《旧唐书·李宗闵传》）李吉甫在宪宗与德宗时先后为相，是李德裕之父。穆宗在东宫时，素闻李吉甫之名，既见德裕，尤重之。禁中诏书，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而李吉甫在位时，牛僧孺与李宗闵应制举之言时政之失，李吉甫因此而贬斥考策官。李吉甫去世时，裴度即相位，故李德裕因父亲李吉甫及裴度的缘故受到牛党排斥。
《新唐书·李宗闵传》称：
时（李）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闵中助多，先得进，即引（牛）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异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
久之，德裕为相，与宗闵共当国，德裕入谢。文宗曰：‘尔知朝廷有朋党乎？’德裕曰：‘今中朝半为党人（指牛党），虽后来者，趋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帝曰：‘众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浣为党魁。’德裕因请皆出为刺史，帝然之。
由此可见，文宗时朋党问题仍很严重，唐文宗启用李训、郑注，想借以除宦官，“时（李）训、（郑）注欲以权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以指二人（即牛李二党之代表人物李宗闵与李德裕二人）党，逐去之，人人骇栗，连月雺晦。帝乃诏宗闵、德裕姻家门生故吏，自今一切不问，所以慰安中外。尝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新唐书·李宗闵传》）朝廷上的官僚机构和官员，因朋党问题，一分为二，事事皆互相掣肘，时政便寸步难行。若一齐去之，朝廷便无人可用。又若《新唐书·杨嗣复传》记载，文宗开成初，郑覃与杨嗣复在帝前论政，讲到用不用窦洵直的事，其文云：
覃曰：“陛下当察朋党。”嗣复曰：“覃疑臣党，臣应免。”即再拜祈罢。……覃曰：“论边事安危，臣不如（李）珏，嫉朋比，珏不如臣。”嗣复曰：“臣闻左右佩剑，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谓谁为朋党邪？”因当香桉顿首曰：“臣位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朋党获讥，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罢，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
在这种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事事皆唱反调，那就很难正确地用人和作出决策了。
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的矛盾，起于个人人事上的恩怨，缺少政见上比较系统的分野。《新唐书·李德裕传》亦言其事云：
始，吉甫相宪宗，牛僧孺、李宗闵对直言策，痛诋当路，条失政。吉甫诉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与为怨。吉甫又为帝谋讨两河叛将，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实继之。逢吉以议不合罢去，故追衔吉甫而怨度，摈德裕不得进。
逢吉夺度宰相而代之，“引僧孺益树党，乃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结矣。”论才干，牛、李二人都有才能，都曾几上几下，出将入相，亦都有事功。然而一旦涉及派系的关系，无论讨论时政还是人事的出入时，双方究竟在为国还是为身，那就很难说了。派别的偏见往往使人对国事的究竟迷乱不清，结果是两败俱伤，国事更加不堪。
纵观唐中叶的牛李党争，起于朝臣之间的倾轧，互结羽翼，然后在政见上相互拆台，最终各自形成朋党互相攻击。当时君王并未直接介入纠结，这在唐文宗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新唐书·李宗闵传》记载李德裕与李宗闵同入相时，文宗问李德裕“而知朝廷有朋党乎”，李德裕的答复是“今中朝半为党人”。文宗是想解除朝堂上的党争，但如果去掉一半朝臣，那还能办事吗？所以才有“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的感慨。从文宗处置牛、李党争问题上的态度，一是他反对党争，二是他不介入二党任何一边，这也很难。结果还是一党排斥另一党，先是牛党执政，后是李德裕系统执政。但无论哪一派执政，另一派只是贬为地方官。若李逢吉执政时，李德裕被摈斥在浙西八年。李宗闵执政时，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执政时，牛僧孺贬为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在淮甸六年，最终任东都留守。最严重的是李德裕贬崖州，死在海南岛。总体上看，还是不为过甚的好。苏轼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称：“牛、李之党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这里的牛、李之党，是指李宗闵和牛僧孺之党，李党并非李德裕之党，陷害李德裕的白敏中与令狐绹，令其党人李咸者，讼德裕辅政时阴事，而被罢为东都留守，再贬潮州司马，又贬崖州司户，李德裕被贬至崖州以后，牛僧孺也去世了。接下来唐宣宗大中年间是牛党的向敏中、令狐绹执政，党争的内耗是国力损伤，人才压抑，最终则是两败俱伤，王朝的统治在党争过程中逐渐衰落。唐朝的亡，亡在白马之祸。朱温杀唐之旧臣于白马驿，从唐宰相裴枢、独孤损起，被杀唐臣数百人，杀他们的罪名是朋党，从此唐朝廷为之一空。次年，唐哀帝逊位于朱温，唐帝国到此为止。可见牛李朋党之争的出现，实为亡国之兆。
从以上唐代牛李党争的情况可以知道，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对一个政权来说是致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朝廷内部出现党争，如汉代的党锢之祸、宋代的新旧党争、明代的东林阉党之争等，最终都导致王朝的覆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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