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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万历年间，南直隶淮安府清河县百姓龙光，生有两女，年长的名唤美玉，丈夫钱佩；年幼的名唤美珍，嫁给胥庆，各出嫁六七年。姐妹两人割衿订约，托娘家兄弟龙样做媒。后来钱佩家境败落，胥庆得知，便将女儿另聘给李贤，纳采行礼。钱佩无奈托请龙祥前去责问，要求尽快给双方子女完婚，胥庆留龙祥饮酒，却丝毫不提女儿婚配之事。钱佩苦苦守望，见没有回音，认为亲事已经聘定，无法更改，只得具状告到县衙。
明代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有很强的延续性，基本沿袭唐宋旧律，而传统的礼制仍然被部分保留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之中。如媒妁之言仍被视为婚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主婚权属于父母，而双方父母也是发生违制婚姻时的第一责任人，受到法律的处罚；名义上，婚姻的缔结仍然要履行所谓的六礼程序，但实际上已被大大简化，只部分保留一些名目，最关键的是要有婚书和聘礼，这是两个基本的要件，是婚姻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也是一旦发生婚姻 ... 最有力的证据。 明万历年间，南直隶淮安府清河县百姓龙光，生有两女，年长的名唤美玉，丈夫钱佩；年幼的名唤美珍，嫁给胥庆，各出嫁六七年。姐姐美玉生子钱明，妹妹美珍生女赛英，两个孩子同年，刚刚五岁，因父母生日，美玉、美珍都携孩子回娘家道贺。姐妹平日和睦，姐美玉见妹美珍的女儿乖巧伶俐，妹妹见姐姐的儿子俊雅聪明，因此许诺婚配。姐妹两人割衿订约，托娘家兄弟龙样做媒。后来钱佩家境败落，胥庆得知，便将女儿另聘给李贤，纳采行礼。钱佩无奈托请龙祥前去责问，要求尽快给双方子女完婚，胥庆留龙祥饮酒，却丝毫不提女儿婚配之事。 钱佩苦苦守望，见没有回音，认为亲事已经聘定，无法更改，只得具状告到县衙。万历八年（1580）进士出身的知县赵士登得报，传唤当事双方到堂问审，先呼胥庆：「 ”你一女既已许配钱明，怎可改盟再聘？”胥庆拱手道：「 ”小的当时将女儿许嫁他侄儿钱忠，钱忠已死，另行改嫁，理之常情。”钱佩反驳道：「 ”当时过聘，媒书可证，怎么说许给了我侄钱忠？这纯属抵赖，望大人把赛英还给我儿，让他俩顺利完婚。”赵知县呼龙祥上前：「 ”龙祥，你作为媒人，孰是孰非，公道说来。”龙祥如实陈述：「 ”先前两位姐姐来贺小的父亲生辰，均带子女同来，自愿结婚，后以银镯金环让小人下过聘礼。” 赵知县沉吟道：「 ”既是如此，胥庆、钱佩，属于嫡亲两姨姻亲关系，按律不宜结婚，应当离异。胥庆在当初定亲时就已有了过错，受人聘礼却又撕毁婚约，拟重责三十；钱佩违律结婚，谅责十板。” 并据此判决，胥庆之妻和钱佩之妻本系亲姐妹，而婚姻大事，礼制上有明确规范，律例森严。胥庆既受钱佩镯环之聘，不应改图二姓。但赛英和钱明，实两姨之姐妹，安可违法成婚？各自分别捏造虚词，一并拟杖。聘财没收入官，男女判定解约分离。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我们说唐代与明代律法之间在内容上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 ”重其所重，轻其所轻”，这反映国家对人民日常生活干预的减弱。如本案所涉及的婚姻新问题上，有关悔婚的处罚，唐律规定有婚约又反悔的杖六十，而明律则笞五十；假如另许配他人，唐律杖一百，明律则规定杖八十。 从明代实际司法实践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则更加明显。如本案中，胥庆、钱佩两家人所订立的婚约相当有新问题，实际触犯律法不只一条，前面已指出，姨表亲结婚已是违制，且按大明律法规定，强调「 ”男女婚姻，各有其时”，即适龄者方许结婚，规定禁止「 ”指腹”和如本案中那种在子女尚未达到适婚年龄就「 ”割衫襟为亲”的行为。然而针对这样的制度，百姓固然置若罔闻，甚至可能真的全然不知，否则钱佩也不敢拿着这样要求保护违制婚姻的状子向官府控诉。 官府对这样的婚姻新问题，也大有见怪不怪之势，虽不能不依法判决，然处罚从轻，不予深究，反而更多的是责备胥庆不该中途悔婚，似从内心认可了这种并不合法的婚姻关系。一定程度直接导致了清代「 ”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服从民便”这样的条例出台，也就是说在「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上，对于姑舅姨之间的近亲婚约，并不加以阻止。延续到民国甚至近代中国，也不乏许多姑舅姨间的近亲婚姻，比如著名的华人首富李嘉诚，与妻子庄月明就是属于表亲关系。这种近亲婚姻，除了部分年轻人互相爱慕的原因外，更多的是出于当事人父母双方「 ”亲上加亲”的考虑，这里小编就不加以赘述了。 --------------- 此案译自《律条公案》中【两姨讼婚】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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