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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器物一般出租给别的男人的陋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萌芽，一直到民国才开始由盛而衰，新中国成立后，典妻才彻底消失。 或许是赋税繁重，或者是真的走投无路，但拿着自己的妻子抵押给别人换钱糊口，终归是令人不耻的行为，但在古代，尽管朝廷也曾颁布法律禁止，但典...
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器物一般出租给别的男人的陋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萌芽，一直到民国才开始由盛而衰，新中国成立后，典妻才彻底消失。
或许是赋税繁重，或者是真的走投无路，但拿着自己的妻子抵押给别人换钱糊口，终归是令人不耻的行为，但在古代，尽管朝廷也曾颁布法律禁止，但典妻依然蔓延开来，竟然成风。作者蒋晗玉在《书屋》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著文说：“无论是典妻还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女性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这个买来卖去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古代典妻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典妻”又称“承典婚”、“借肚皮”、“租肚子”等，指的就是借妻生子，为旧社会买卖婚姻派生出来的临时婚姻形式，与现代社会“借腹生子”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中国的典妻风俗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特别是浙江各地，如宁波、金华、舟山、绍兴、湖州等地，从宋元以来一直盛行。柔石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所述即浙江农村的一个典型的典妻故事。
“质妻和雇妻”现象的萌芽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质妻和雇妻”现象。所谓的“质妻”，即把自己妻子转让给他人为妻，换取一笔钱，到约定的时间，要回妻子，送回原款。所谓“雇妻”，即雇主支付雇金给女子的丈夫，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让该女子作为
自己的临时妻子，到期将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这两种形式可视作典妻的萌芽。及至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典雇妻子的现象更为普遍。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１０７５），因为旱灾和蝗灾，老百姓质妻卖子，父子不保。元祐元年（１０８６）时，苏轼在一项奏折中写道，二十年间，因为欠苗，卖田宅雇妻女的人不可胜数。《元史·刑法志》有如下规定：“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请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由此可见，元代时典妻之风已大盛，故统治者不得已而明文禁之。元世祖时，有大臣王朝专门为此典妻陋习上奏，请给予禁止。
典妻之风虽经元统治者力禁，但并未真正革除，到了明代依然盛行。于是清代的法律也特别对此设条。《清律辑注》中载“必立契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方坐此律。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可见典妻之风不但不减，而且人数甚多。为了区别对待，因而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典妻之风盛行的原因
旧时典妻风的盛行由多种经济原因所致，“贫贱夫妻百事哀”：如丈夫有病无力维持家庭，或负债累累度日艰难；也有因赌博而穷困潦倒者，丈夫无奈而租典妻子。此类一般由丈夫做主，而妻子则被迫同意；也有丈夫长期外出不归，妻子生活无着而自典者。受典者往
往由于其妻子不育无出，征得妻子同意而去借妻生子。但无论是典妻还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女性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甚至被当 *** ，没有抗拒的能力，反映了社会黑暗和道德伦理的落后。
有关典妻的规矩
典妻虽说是一种临时性的婚情方式，却也很是讲究仪式的，一般要经过媒证、订约、送聘、迎娶等环节。所谓“媒证”，乃是典委的中间介绍人，或受男方所托，或受女方所托，将受典双方接上关系，并充当证人的角色。媒证在订立典妻的契约上需出具，若有误差，媒证是有责任的。一般典妻均经过订立契约的过程。契约主要写明出典妻子的时间期限，典租妻子的租价及备往事宜。租典期一般租为一至二年，典为三至五年。典租价以妇女的年龄大小、典租时间的长短而定。对承典的人说来，对所典的妇女也是要提出条件的，比如必须具备生育能力，出典期间不得与原来丈夫同居。苛刻者还要求其在出典期不得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等，并将这些要求写到契约中去。而出典者在有的地方跟新夫住，吃穿均由新夫负责，有的地方则住在自己家中接待新夫，而让原夫回避。这种契约对妇女来说无疑等于卖身契，契约一旦成立，被出典的妻子就得供人玩弄，为人生育，还得与自己所生之子女骨肉分离。
典妻中的送聘完全是象征性的，受典者往往在订立契约后象征性地送点东西给该妇女，如头巾、衣服等，也有送玉器戒指的。所送的聘礼又将由该女子戴上穿上，然后回到受典者家中。凡受典后住入受典者家中的，一般都行迎娶之礼，要择吉日迎娶。迎娶常在夜间，由受典者出花轿迎典妻回到家中。不少地方典妻入家后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要宴请宾客族人。在浙江武义一带，受典家要在饲堂里摆上香火，设宴请族长、房长及长辈参加，取得他们的认可。有的还要治薄酒谢媒证。不过也有不少地方是不举行什么仪式的，抬进屋中后便就同居了。金华一带因典妻不赴受典者家中居住，故仪式概免。由典者到出典家姘居。典妻中的礼仪主要并不是为了尊重出典者，而只是为未来的儿子博取正名，以取得社会的承认。在典妻期间所生育的孩子是归受典者所有的，姓受典者之姓，认原受典者妻子为母。这对出典者来说是最伤心的事。人之情莫过于骨肉之情，此血缘的割裂常有致出典者为疯的，惨不忍睹，这叫“留子不留妻”。
出典者中也有贪图受典者家中舒适而无意回到夫家的；也有因出典期满而孩子尚幼不忍骨肉分离的；也有出典后原夫病故或外出不归致使其无家可归的；常由受典人与前夫重新谈判，再出一笔钱，续典续租甚至将其买了下来，典妻也终于成了买妾。不过此类事并不太多。大多期满仍回到前夫之家，仍去过其贫寒的日子。
还有一种是“自卖自身”情况，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件卖身执照，原文是这样的：
立执照：婚书人刘门杨氏，因丈夫亡故，并无家业、儿女，无依无靠，度日难过，亲朋无有，每日哭哭啼啼，家人可叹，因此自托冰人自卖自身，情愿卖与周凤喜身旁为妻，度日远年，三造说允同家言明，做身价钱壹佰伍拾元正，当交不欠，笔下交足，自交价后，永不反悔，此系两家情愿，若有反悔者，有冰人执照为证。媒人：李德功、老金太太，宣统元年九月十二日杨氏代字赵青山。
这里所说的“冰人”就是媒人，但为什么叫“冰人”呢？《晋书？索紞传》里讲，有一个当孝廉的官员，他的名字叫令狐策。有一天梦见自己站在冰面上，与冰下面的人谈话，感到奇怪，不知吉凶，就来找索叔彻圆梦。索叔彻说：“冰上为阳，冰下为阴，这一定是阴阳（男女）之事了。你在冰上与冰下人谈话，为阴阳语，这个梦预示你将要为人说媒，到开冰的时节，婚事就成了。”不久，太守田豹果然来求他做媒。此后，人称媒人为冰人，后来又有了“红娘”、“划柯”、“媒妁”、“月老”、“保山”、“媒证”等多种别称。古代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冰人做媒，因此也叫冰媒。上面这件档案所展示的卖身执照发生在１９０８年。奉天省安东县的妇女刘杨氏因丈夫去世、膝下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产，也没有了在夫家再呆下去的理由，且自己生活又无依无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家里人（杨氏丈夫家里的亲人）看着很可怜，同意她另找个人家。因此，杨氏托了个媒人把自己卖给他人为妻。
这种交易首先由媒人先找好买主，然后买卖双方及媒人三方共同协商，商定好价钱，现金当面交清；为了怕日后妇女反悔、逃跑，故立执照为证，以绝后患。在执照下面，写有媒人的签字画押，买卖双方也在名字下十字画押，杨氏在其名字旁摁了手印。待手续齐备后，此执照具备了法律效力。这一张纸能把自己卖多少价钱，要视年龄、相貌、身体状况等多方面条件而定。这种自卖自身的现象只能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妇女在走投无路时，迫不得已所采取的下下策。其未来命运如何，只有依靠媒人，听天由命了。
再看另一件典妻的档案：
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更言明使国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不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与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
这张典妻的契约期限是八年，安东县县民赵喜堂因生活所迫，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典与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生活，到期后，将妻领回。在这张契约上，写有本夫的名字，并摁上手印，并没有写上妻子的名字，这也说明妻子本人没有权力主宰自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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