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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屈赋悲剧色彩的历史文化基因 屈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不仅是屈原个人遭遇不幸，理想破灭的悲剧的再现，它还是整个楚国、楚民族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楚部族从其建立起，就长期受北方所谓正统王朝的歧视和讨伐，这种歧视和偏见刺伤了楚民族的心灵，促成了民族悲剧意识和忧惠意识的产生。 ...
论屈赋悲剧色彩的历史文化基因
屈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不仅是屈原个人遭遇不幸，理想破灭的悲剧的再现，它还是整个楚国、楚民族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楚部族从其建立起，就长期受北方所谓正统王朝的歧视和讨伐，这种歧视和偏见刺伤了楚民族的心灵，促成了民族悲剧意识和忧惠意识的产生。
关键词：屈赋悲剧色彩；中原歧视；楚民族悲剧意识
屈原作品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究其原因，多数论者认为是屈原不幸遭遇所致，笔者以为这种解释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屈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不仅是屈原个人遭遇不幸，理想破灭的悲剧的再现，它还更是整个楚国、楚民族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在楚国历史文化中找到这种悲剧色彩的源头，并在屈赋中看到它的彻底爆发。而其中，中原歧视和讨伐挥之不去是最主要的因素。
楚部族从其建立起，就长期受北方所谓正统王朝的歧视和讨伐。其历史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殷商时期。楚与殷皆来自东方，应是同族，但楚其时尚为一个弱小部族，在与殷的交往中，常常是遭受欺凌。《诗·商颂·殷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当时的“荆楚”虽然与后来的楚国所指不同，它“应为泛称地名之辞，商师伐荆楚，指其征伐居于荆棘楚木茂密之地的方国或部族”，但楚国已在其中了。荆、楚为地名，皆含微小之意义。今文家《公羊》、《谷梁》以为贬称。《公羊》庄公十年：“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且荆、楚也本贱木，故芈姓部族以楚为国名后，歧视之义已含其中了。后人也还常抱有此态度，朱熹《诗集传》曰：“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人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苏氏曰，既克之，则告之曰，尔虽远，亦居吾国之南耳。昔成汤之世，虽氐羌之远，犹莫敢不来朝，曰，此商之常礼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在朱熹看来，楚不朝殷，简直是胆大妄为。“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之歧视语气和态度已极其强烈。
第二阶段是西周时期。周初，“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晋语》），当时楚国连盟会都不能参加。周公封有功之臣，“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虽楚也被封以子男之田，但那只是一种形式，实质性的分封是不可能的。中原之人不但称楚为荆楚，还加蛮或夷，而称楚蛮、荆蛮、蛮夷。《春秋》鲁庄公十年（楚文王元年）载：“秋七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注云：“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然告命之辞犹未合典礼，故不称将帅。”又二十三年，“荆人来聘。”注云：“不书荆子使某来聘，君臣同辞者，盖楚之始通。未成其礼。”他们指的“典礼”、“礼”，当然是周礼，即宗法制度。楚人的制度、言行皆与之不合，故在他们看来是“辟陋”，楚仍是一个蛮夷之邦。到战国时，孟子还骂楚人许行是南蛮鸠舌之人。周王朝统治阶级思想的偏见和高高在上的心理同时导致了南北间几百年不断的战争和对峙。周初，楚人就遭到了征伐。《逸周书·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史记·周本纪》说：“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索隐云：“昭王南伐楚，涉汉中流而没。”《初学记》卷七引《纪年》云：“（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可见昭王南伐，实在是周楚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南北战争，结果周昭王丧其六师，连性命也丢在汉江里。昭王这次失败，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三百年多年之后，齐桓公率师伐楚，仍以“昭王南征不复”作为借口。昭王之后，继之而起的穆王也曾伐楚，同样遭到惨败。之后周宣王曾大举伐楚，《诗经·采芭》就是歌颂宣王南征的。诗云：“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征伐狷狁，荆蛮来威。”对楚人的敌对态度显而易见。诗人用极其壮丽的诗句歌颂宣王大将方叔的军威，然而周师最后仍然是失败的。《国语，周语》上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南国，江汉之间也。”《史记，周本纪》也有相似的记载：“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宣王上距昭王约两个世纪，可知在西周时代，周楚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胜利者总是楚国而惨败的是周王朝。
第三个阶段是东周。总的说来，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兼并最为激烈的时期。他们时而结盟，时而断盟，一时是友，一时是敌，一切皆以自身利益和存亡为前提。但在这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原各诸侯在春秋时结盟最多，而且多数是为了对付楚国。前６８０年，楚文王十年，伐蔡，周大夫单伯与齐、宋、卫、郑会于鄄；前６７８年，楚文王十二年，楚始攻郑，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之君会盟于幽；前６５７年，楚成王十五年，齐、宋、江、黄再次会盟，谋攻楚；次年，齐桓公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之师进兵攻楚；前６３２年，晋军七百乘与宋、齐、秦之师破楚军于城濮，次年因郑亲楚，晋与周及齐、鲁、宋、秦、陈之大夫盟于翟泉，谋攻郑。类似的较大规模的盟会还很多，楚几乎都被排除在外。楚的强大造成了威胁是他们结盟的一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应是他们对周礼、宗亲观的看重，他们把北方诸邦国看成自己人，而把楚看成外人加以歧视和排斥。春秋时期的结盟很大程度是出于此种原因。到战国中后期，秦强，已经威胁到中原诸国的安全，楚才成为了他们联合的对象，因为此时生存已经远远比道义重要，但楚更多的是被作为挡箭牌使用。汉以后的许多政治家还持这种偏见。《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上书云：“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公羊》僖四年曰：“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病中国。”这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言“蛮夷喜叛，劳师之役，不如弃之”如出一辙，置夷蛮于中国之外。
通观楚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原诸国对楚民族基本上是在心理上加以排斥、歧视，在军事上加以全力打击。这种歧视和偏见刺伤了楚民族的心灵，促成了民族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产生。它也大大地 *** 了楚民族，特别是楚国的上层人物，使他们在心灵受创伤之时，更加热爱祖国，以坚决的态度和更强的实力去征服诸国，以此来对抗中原的歧视，楚人自称蛮夷也是一种无声的 *** 。同时这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和不服输、勇于开拓进取、想象的品质。楚民族构建的楚文化元可争议地成了长江文明的核心，它显示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博大的包容精神，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思辩怀疑和否定批判的精神，超越规矩的创新精神及铺张扬厉的感 *** 彩。“总而言之，这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楚式、楚派、楚风。”而这无疑是屈赋艺术精神得以生存的沃土。
如上文所述，楚从其发祥开始，就被自认为是正统的中原国家歧视。周人甚至认为楚人“非我族类”，把他们排斥在中国人之外，且屡加侵伐。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几百年，也相互争斗了几百年。这对整个楚民族的心理、精神影响是巨大的，它严重地挫伤了楚人的自尊心，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忧患意识。这种长期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楚民族的集体意识中逐渐地沉淀下来。楚强，从守燎人一跃而成霸主，调令诸侯，问鼎中原，楚人曾为此欢心鼓舞。但中原仍抱偏见，联合侵犯随时发生，以至于楚武王自称蛮夷以抗中原。这可以说是楚人的愤慨之语，也折射出楚人自尊心备受打击后无可奈何的心绪。楚人极力推崇祝融、鬻熊等先圣，屈原也把祖先推到高阳氏，这或多或少可以看作是楚人对心灵备受打击的补偿。它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楚成王何以因“夔不祀祝融、鬻熊”而灭同姓之国了。《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大夫栾书的话：“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护、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从中可以窥见楚人在卓绝的创业、光辉的战绩深处，有幽深沉重的忧患——悲剧意识的闪动。
楚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也是促使楚民族悲剧意识形成的突出原因。楚自立国以后，历史上无大暴乱，（历史论文 www.lishirenzhi.com）但上层统治者内部夺权的现象，在春秋战国间最为激烈。笔者仅据《史记·楚世家》和姜亮夫先生《屈原事迹续考》中的楚世系图统计，从熊延弑君并代立开始，至哀王被袭杀，有记载的君王共２４位，而发生重大变故的君王约有１５位，重大事件二十多起，其中发生弑君情况的竟达１０次。如果加上《左传》等文献的记载，数字还会更大。此为楚政治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它灭亡的主因之一，同时它还为楚人的文化积淀中涂上了一层悲剧色彩。这种由多个因素促成并在民族文化中积淀下来的悲剧意识，在屈赋中表现出来是偶然也是必然的。屈原的家世、身份、地位以及学识等多种因素使他有条件和可能把原本属于民族的东西通过艺术表现出来。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婀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姜亮夫先生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屈原乃楚武王之后，左徒一职，地位甚显，仅次于令尹。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方面的信息：作为楚之同姓，曾任三闾大夫，又“博闻强志”，因此对楚国、楚民族的历史文化相当熟悉；屈原是楚国统治集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政治才能突出，他对楚国当时的处境看得很清楚；他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政治家、诗人，情感丰富。这些因素使他把整个楚民族沉淀下来的悲剧意识用楚地特有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了可能，而楚国当时不正确的用人和对外策略导致国势衰退的悲剧以及诗人自己的悲剧命运，又使这种可能得以实现。
因为在当时，随着秦国的强大和诸侯局势的变化，内忧外患很快让楚国从神坛跌落。楚怀王是楚民族命运的一大转折点，进入怀王后期，楚人引以为豪的强大成了永远的记忆，噩梦开始。屈原因谗见疏，先后被流于汉北、江南，理想破灭。同时楚国一蹶不振，日趋衰亡。屈原个人的悲剧与国家的悲剧融为了一体，它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楚民族的，这种悲剧更深沉，更典型，因而它更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可以说它贯穿了屈赋所有篇章。初读屈赋，我们首先被打动的往往是它奇诡的想象，离奇的夸张和艳丽的诗句。稍熟后，就能在它表面热闹和不拘束缚的描述中体会到屈原深深的悲哀。如《离骚》所言：“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舆，”“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抒情主人公总是以凄婉动人，充满无限悲伤的形象出现。一方面担心自己即将老去，不能为国家分担忧愁，另一方面又为百姓生活的艰辛而痛苦流涕。诗人曾“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希望为国家培养人才，但结果却是何其失望和悲伤，“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诗人又上天人地追求理想，诉说痛苦，然帝阍“倚阊阖而望予”，于是诗人慨叹“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即已邃远兮，哲人又不寤。”一切皆告失败，在远游之际又“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诗人运用了瑰丽、丰富、壮观的艺术虚构。在超现实而又更广阔的世界中，进一步展开了尖锐的悲剧冲突。《九歌》相对欢快，但其中人神殊途，其间的沟通和相见的艰难，自然而然地在人们普遍信神的心中投下悲剧的阴影。《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主人公活动的背景显得幽远而凄清，给人荒凉孤寂之感。《少司命》乃男巫迎祭女神之辞，“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少司命自有美子，而男巫为何又愁苦呢？男巫道出了原因：“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与己“目成”、“新相知”固人生至乐，而“出不辞”、“生别离”亦人生最悲。越是分离越是执着，越是没有结果越是倾注整个生命去热烈地追询。《东君》中的主人公是楚人最尊敬的太阳神，它光被天下，威风八面，本应无忧无虑，可它为什么还会“长太息兮将上，心低侗兮顾怀”？《天问》、《九章》、《远游》等无不让观者心情凝重。故刘彦和《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倚靡以伤情。”“哀”、“伤”之情志，应该说是很准确地概括了屈赋的一大特点。
屈原个人的遭遇固然是造成屈赋悲剧色彩的直接原因，但又决不能仅仅用这去解释它的全部。我们可以说屈赋中抒情主人公邀游宇宙、叩天庭、求下女的失败是屈原个人不幸遭遇的有意无意的再现，也可以认为《九章》是楚国后期悲剧现实以及屈原个人悲剧命运的反映。但屈赋中众多神灵的忧伤、失落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也应该有屈原个人的因素，但我想造成屈赋这种风格的更深沉的原因，应如前文所分析的，是楚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集体悲剧意识的再现，它虽是远因，但它是根本性的，是整个民族的，它的影响也应更全面更深刻。因此东君、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神的忧伤就不仅仅是屈原个人的了，它已经包含了楚民族的集体情结。用它来解释屈赋中那种挥之不去，潜藏在每个篇章、诗句中的悲剧意味似乎应该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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