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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先秦时期的“形式”观念 我国上古时期就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类形式观念，商周时期，形式的“形而上”内涵落身到政治王权的统治层面，呈现出“狞厉&rdquo...
论先秦时期的“形式”观念
我国上古时期就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类形式观念，商周时期，形式的“形而上”内涵落身到政治王权的统治层面，呈现出“狞厉”、“庄严”的时代风格。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性解放和文化大发展的步伐，形式呈现出“人文”和“理性”的多元内涵。从人的认识观念出发，与西方“形式”内涵更为贴近的是贯穿于天、地、人与古今的“文”。
关键词：先秦；形式；多元；人文；理性
在西方，形式观念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形式”、柏拉图的“理念形式”、亚理士多德的“与质料相对应的形式”，贺拉斯的既“合理”又“合式”的形式，从而奠定了后来西方的“ *** 美学”、“社会历史批评”、“技术美学”、“审美心理学”的研究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被赵 *** 先生称为，“形式”是西方美学的“元概念”。西方是“形式的美学”。而在中国，“形”往往是“道”的传达手段，统摄美学的元概念是“道”，中国是“道”的美学哪。然而，依然可以提出的问题是。以“道”为中国美学的“元概念”，在建设现代文论中可能遮蔽了什么资源？如果我们换一种关照方式，不是从“字形”上理解。而是从人类观念出发，那么，与西方“形式”观念更为接近的是“文”。而不是“形”。
一、上古时期的“形式”观念
上古时期，人类就有了“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类“形式”观念。由于那时人类生活还没有具体分化，因此“形式”观念突出体现为“文化”特点。
（一）“两类”形式与文明初蒙
考古学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将工具如刮削器、石镞等消磨成各种有规律的形状，到了旧石器晚期山顶洞人那里，不但石器已很均匀、规整、而且还有磨制光滑、钻孔、刻纹的骨器。有的物品染成红色。用来作为“装饰品”。这不仅是从功用上。认识到不同的形状器物发挥着不同的使用效果，而且是从单纯形式上。对对称：均衡等物理形式的注意。旧石器晚期“墓葬”的出现。说明“山顶洞人”有了灵魂的观念。那时原始宗教已经形成，他们认为，对于死后肉体的安息处理和灵魂不朽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这也是原始人观念里的“历史的意识”。这时，形式的“形而下”和“形而上”内涵已经萌芽。
“彩陶”的出现呈显出形式观念的“社会文化内涵”，是原始人形式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彩陶”的形式意义在于说明：当时人们对物质的改造，不再仅仅限于个人萌发的功能目的和装饰的价值，而是按照群体的共同审美规则加以创造。这种创造的结果显示了当时的“社会风尚、精神气候和原始的意识形态”。
最有意味的是“图腾”形式，它表征了人与世界的存在方式和人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图腾对象可以是自然世界的任何事物，既可以是禽兽。也可以是植物、山川、河流。还可以是根据事实想象出来的组合体。如龙、凤。图腾形式不再是一种简约化了的人类制作符号，而是与“神”同一的。具有终极性意义的象征符号。“图腾保护人们”，人们怀着这种普遍的敬畏心理。生活在神所光顾和照看的一切领域。人们把自身交给了神。也就认同了神所赐予的一切际遇。
是特定的“形式”将人与神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时期呈现出“生动、活泼、纯朴和天真”的时代风格。李泽厚赞美。这是“一派生气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
（二）狞历、庄严形式与王权统治
商周时代。形式的“形而上”内涵落身到政治王权的统治层面。殷商呈现出的是“狞厉”、“恐怖”的时代风格。西周呈现出的是“庄严”、“肃穆”的时代风格。
殷代晚期，纹绘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植物、山川、河流纹样已经很少见。占主宰地位的是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这些图案渲染的是一种威吓、神秘、恐怖的氛围。依照李泽厚的观点。这种纹络风格的使用，反映了的是统治者对王权地位的“肯定与幻想”，这样的纹络，与其看成是神所代表的世界的形象，不如说是强权贵族创造出来的森严的政权形象。人对这种纹络形式产生的不再是过去的神圣的皈依感，而是恐惧、恫吓的服从感。
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世袭制度，改造了商人的“亲亲”原则为“尊尊”原则，实行“嫡长继承”的宗法制，通过分封制和血缘关系加强了统治的牢固性，“制礼作乐”为西周社会等级制度合理化的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但实际上对人民的严酷剥削统治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西周采用的“九贡”“九赋”的剥削条例。把社会财富集中在贵族手里，“立七十一国，姬姓五十三”（《荀子·儒效篇＞）。来加强更严密的统治；为显示统治阶级的尊贵，把人民分成很难改动的“十二个等级”（《左传·昭公七年》），精细别出贵贱，规定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越贵。社会弥漫的氛围正如同朝堂上布置得“庄严、肃穆”一样。所渲染的是统治阶级的尊贵和威严。
商周时期，形式的“形而上”内涵不再是整个世界的形象表征，而是为“一个中心”即王权统治服务的“世间形象”。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形式”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了理性时代，“形式”不仅体现在文化上各家各派对社会存在方式的理性见解上。而且贯穿到了他们对审美以及文学艺术形式具体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实践。散发出夺目的“人性”光芒。
（一）百家争鸣与多元理性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价值观念纷纷建立，各家各派为乱世开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对于人的理性的追求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因为对社会理性的理解不同。导致他们对形式的文化和艺术见解也不一样，就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儒道两家来说，“多元”特点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
儒家形式观念：孔子解决纷争的良方是“贵仁”，认为西周以来的纷争不在礼制本身，而是统治者的过于残暴，“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公下》）所以需要改良；而对于被统治者来讲。就是“泛爱众，以亲仁”（《论语·学而》）。正是因为孔子把善归为主体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服从，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才在他的文论思想中体现出来明显的礼乐教化意味。孔子之所以重视“诗”，是因为它是“立于礼”、“成于乐”（《论语·雍也》），以至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的基础。以此为根本，孔子的“文类形式功能”就得到突显出来，（历史论文 www.lishirenzhi.com）“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孔子看重语言的表达，“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最后的诗歌形态该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即“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但是，孔子对于语言也有“单向”理解的误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这就使他的形成“形式”的观念，陷入了从社会到个人。从“理念”到“实践”的逻辑错误。
孟子主张“仁政”思想，认为人人均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从“性善”的人性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与百姓同乐，王矣”（《孟子·梁惠王》），在文论上。孟子认为文学形式的创造成功与否，在于“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养成，并提出对待作家作品要采取“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的批评态度。孟子的形式思想明显体现为两点：一、他不把文学形式的形成简单看成是外在社会理性逻辑的推导，而是更加看重作家心性的养成；二、体现出初步的文本意识，即不是把文本的内容与社会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而是要顺着文本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把握作家的思想。
荀子从现实私有财产占而有引起纷争战乱角度看问题，把人性归结为“性恶说”。主张通过变“伪”的途径，达到“全粹”的人格，“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从“性恶”思想出发，荀子的形式思想不单注重美的形式外观。“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荀子·天论》）；而且注重美的形式层次。“形不胜心，心不胜术”（《荀子·非相》）。此外，荀子还认为。艺术形式的形成，“情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
道家形式观念：老子在乱世当中开出的良方是。自然无为、“持虚守弱”。主张回到原始社会“乐土”中去。其形式思想体现为多个方面：其一。自然形式观。“人法地，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其二，主张“恍惚”的风格形式美。老子认为天地形成于“道”，但“道常无名”（《老子》第三十二章）“天”有大美而不言，人们无法凭借有限的经验去体验“道”的无限的美，他对恍惚的解释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老子》第十四章）。其三，形式美的相对性。“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普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其四，辩证形式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其五，重视形式的“虚空”呈现特点。“万物复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冲”，即是虚。“冲气”，即是虚气。“虚”是无有之有，很符合艺术形式的呈现方式。
庄子同老子一样，认为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常常成了争权夺利者的遮羞布，甚至是制造混乱的根源，他主张“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天下篇》），比老子“小国寡民”更为原始一步。其形式思想有许多和老子一致的地方，如以自然为美，相对的美。以“虚”为美等。此外，庄子的形式思想还突出表现为：其一，盲是意的过程和手段。“签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传》）认为庄子轻言理由并不充分，虽然庄子否定了圣人所留下的经卷，认为是那是糟粕。但应当结合社会时代背景来看，庄子没有否定圣人本人及其思想，他认为圣人之育是“不言之言”（《庄子》杂篇《徐无鬼＞）。他否定的是后人的“本本主义”，歪曲利用，没有真正理解圣人的意思。其二、由“技”可以达“道”。“臣之所好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内篇《养生主》），看上去庖丁精湛的解牛技术，是依赖于道。可是如果没有十九年的解牛数千头的经历，要想达到“道”的化境是不可能的。而这又是与有意识去接近“道”为前提的。
（二）人性解放与人文艺术形式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时期，这时人的意识开始觉醒，对鬼神崇拜发生怀疑。“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是对神民主次位置做的颠倒，“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左传》定公元年），是弃鬼神占卜用于人事筹算的恒量。伴随着对鬼神的废弃。是人性的解放，文学艺术领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人性光芒。
在雕塑和绘画领域，春秋战国时代，一除恐怖、森严的原始宗教题材，代之的是从真实的自然界取材。注重“写实显意”的形式创造。尤其表现在帛面上。帛画因其脱离了建筑装饰而走上独立发展道路，１９４９年在长沙近郊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图》，面上一女子，头上偏左有一凤鸟，凤鸟与前方一羹龙对持，女子侧面、细腰、曳群、广袖，发髻后挽，两臂前伸弯曲做合掌祈祷状。画面以女子为重心，风展翅长鸣，姿态矫健有力。传说中神秘恐怖象征的羹龙却形象局促。神情颓丧。画面呈现出一曲善灵定能战胜恶灵。生命定能战胜灾难而赢得和平的颂歌。
在音乐方面，出现了与宗教祭祀和宫廷礼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不同音乐形式，如，“把音乐与人的生理需要联系起来的医和的音乐理论；以抒 *** 感，‘移风易俗’的荀子的《乐论》；反复强调·养生’、‘贵生’的《吕氏春秋》的音乐理论；以及表现男女爱情的所谓‘郑卫之音’”，它们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人觉醒后的要满足自身合理需要的时代意识，而且在形式上增加了艺术的治疗功能、宣泄功能、陶冶功能，情感传达功能等等。
文学领域突出成就是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类。《诗经》和《离骚》是两个时期突出的代表作品。《诗经》中出现大量表现世俗情感和现实生活的题材作品，如《诗经》中的《蒹葭》、《氓》、《君子于役）等，传达着的是真挚、热烈、深沉的世俗情感。《诗经》广泛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体现出生动优美而又清新朴质的美学风格。《离骚》中的诗，情感炽烈深沉，想象丰富浪漫，辞句华美飘逸，奠定了后来文学浪漫主义的品格。而且。文学的语言形式由四言转变到多言，扩大了表现的能力。《诗经》中的诗句还是主要以四育为主。这种形式在取到了涵永、蕴藉。而又动人、优美的艺术效果的同时，也表现出不易制造波澜起伏和铺陈叙事的局限。屈原打破了四言体的形式局限，在《离骚》中活用了三四言以致七八言的参差不齐的句式，这种句式在错落中见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为表达个体内心的千回百转的情感创立了独特的骚体形式。“诸子散文的意味隽永，笔墨跌宕。历史散文的叙事精练。描写精当。”都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形式的建立在人性解放基础上的人文特征。
综上所述。上古时期。形式内涵已经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化，商周时期，形式的“形而上”内涵落身到王权统治的政治层面。体现出“狞厉”、“恐怖”、“庄严、肃穆”的时代风格。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性解放和文化大发展，形式呈现出“人文”和“多元理性”的多元特点。因此。与其从字形上把“形”看作同“神”对应起来的概念。不如从观念出发，把“文”看作是与西方形式内涵更为贴近的概念，毕竟“文”贯穿了天、地、人。与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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