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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国家能力的概念来分析清末 *** ,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王朝正统正在逐步遭到侵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固有因素仍在延续,而且东西方文明碰撞时,传统因素往往生出巨大的反弹力.双重合力导致了满清 *...
用国家能力的概念来分析清末 *** ,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王朝正统正在逐步遭到侵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固有因素仍在延续,而且东西方文明碰撞时,传统因素往往生出巨大的反弹力.双重合力导致了满清 *** 能力的不断下降.
关键词:国家能力;清末;衰败;表现
国家能力是国家实现自己愿望或意志的能力,一些学者把国家能力等同于中央 *** 的能力,它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力,其中财政汲取能力是最主要的能力,因为财政是国家的命脉[1].国家权力的扩张必须以自己的能力为边界,超过了国家能力的扩张最终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危害国家能力.在清末,我们既可看到国家能力的不断衰退,也可以看出清 *** 为恢复国家能力所作的努力及其失败.
一、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
历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上层是中央 *** ,并设置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2].中国的中央政权结构到县级为止,作为地方基层官员的县令,大概管辖有20万左右(一说30万)的人口[3].管辖这么多的人口,县令必须雇用人手(师爷和吏役),吏役不属于官僚体系,从而正式的官僚机构无法控制这些吏役们的收入.作为回报,这些下层吏役被默认从百姓身上收取“礼物”,而知县以及上一级官员同样有如此陋习.这些知县属于正式官员,因此受到升迁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而吏役却不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其最大的制约来自于他们的上司——县令的个人影响.同时,中国基层社会并没有直接与皇权联系.中国的绅士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承担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绅士支撑着国家,绅士治理乡村.同时,家族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的单元.绅士阶层、家族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县令通常通过下属与地方乡绅和名门旺族合作,实现征税、征兵等国家功能.绅士也乐于同 *** 合作,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有可能获得利益,同样,地方乡绅和名门望族也不属于帝国的官僚体系.
在这一结构下,王朝 *** 只要有能力控制正式的官制系统官员,并能够与地方乡绅和宗族合作,就可以实现岁入.但在王朝末年,这种结构被打破了,而清末 *** 力图恢复对地方的控制的,不仅导致了这一结构的解体,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二、清末的治理危机
从当时的情况看,清末的危机表现在:
1.满清帝国的人口过剩危机和农业歉收
满清帝国从顺治立国开始,国力渐增,“康乾盛世”是清朝帝国辉煌的表征,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王朝开始受到侵蚀,不无讽刺的是,这正是清王朝国力强盛、政治平稳的鼎峰.罗兹曼认为,19世纪事态的发展证明18世纪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人口可能出现过剩的征兆,实为人口因战乱而锐减的序曲,而前代因袭而来的社会组织也未能经得起来自国内外的挑战[4].人口的增长达到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的极限.中国以农业立国,素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的人口大量增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何炳棣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显示,1750年的人口为2.15亿,到了19世纪初,人口总量已近3亿.
到了19初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6亿,而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基本上已经用尽,人均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平均每人不到2亩.斯考切波的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内容,到了19世纪,有用的土地全部开垦完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发展的顶点[5].另外,由于天灾人祸,农民的收入锐减.以四川省巫山县为例,该县县志显示,该县从咸丰二年(1852)到光绪十七年(1902)发生了六起灾荒[6].“天府之国”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灾害之严重.
清 *** 为了偿还赔款,将债务转嫁给地方,而腐朽的地方官僚又将这种债务成倍放大,农民负担日益加重.19世纪以来,中国村庄中接近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大量增多.现代一些局部研究表明,这类人占居民总数的一半或更多……他们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不仅从生理上看,他们在死亡线上啼饥号寒;而且从社会学上看,他们的财产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他们与上层阶级关系.愈益疏远[7].天灾加人祸,清王朝日渐衰落.
2.农民起义频繁爆发
痛苦不堪的农民一再采取了暴力的反抗形式,“1796年到1803年的白莲教起义,虽然主要是反满清 *** ,但却起源于人口和粮食供应之间不平衡的不断增长”[8].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源于人口过剩与中国南部省份的管理不当.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历时15年的捻军起义.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成为了王朝的衰败和王朝更替的征兆.清 *** 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抵抗农民起义,因战乱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又进一步减少了 *** 岁入.“清代军制就给王朝衰落的螺旋形下降趋势增添了势头:军队越糟,它们镇压起义耗费的时间就越长;它们耗费的时间越长,花销就越大; *** 越是拮据,帝国行政管理的质量就越差,叛乱的发生率也就越高.”[9]王朝在战乱中日趋衰败.
3.地方主义的兴起
官僚集团腐败,无法适应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新问题.清 *** 的税收因为战争而大量减少,地方行省肆意截留中央财政,镇压农民起义客观上使这种截留合法化,从而为地方势力的膨胀埋下了隐患.正规的军事集团无力镇压民变,这为地方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孔飞力的研究显示:地方团练的兴起,成为地方社会崩溃的组成部分,为地方精英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地方团练的兴起帮助 *** 渡过了农民起义的危机,代价就是中央 *** 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虽然清 *** 千方百计想把团练纳入官僚体系,但是清 *** 薄弱的财政收入无法做到这一点.清 *** 再无力重新强化中央权威.罗兹曼准确地指出,清 *** 力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抑制自主性组织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也并未大力去扩张自己的组织.在19世纪,地方上的紧迫需要使现状很难再维持下去.出于地方安全和财政实力之考虑,国家有选择地批准士绅基层领导下形成某些新组织.这些新组织并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反而是进一步分裂的源泉,因为它们通常是某个地方或某些精英集团的自保组织[4].
清朝以军事立国,却无力抵抗后期的内忧外患.财政的内卷化[10]为地方政权的扩张埋下了隐患,地方的军事化为乡绅的扩张提供了机会.人口的过度增长导致或加速了土地兼并,自然灾害加剧了年轻流民数量,降低国家税收和控制能力,催生异端宗教,农民起义频发.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发展在不断削弱中国社会,清代中叶开始兴起的种种弊端,已经超出了王朝的限度,中央权威的逐步丧失,地方势力开始兴起,这两者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传统中国的正式机制和思想基础都遭到了破坏.上述现象既是清末新政的原因,也是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表现.清末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上述问题的措施.
三、地方自治:清王朝努力的失败及其分析
清末地方自治是在 *** 推动下进行的.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 *** 颁发上谕,命各省督抚及 *** 大员议奏,“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兴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通常称清廷此举为“新政”.同年4月21日,又命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清朝中央 *** 推动“新政”的专门机构.从1901年至1911年清 *** 灭亡,恰好十年.清末地方自治,并没有恢复王朝能力,反而加速了清 *** 的灭亡.
清 *** 试图重新集权,建立起逐步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权力网络(nuxus of power),这种网络组成了以一个等级组织的正式关系网(官僚制),它要能深入和影响并控制各种非正式的关系网,如宗族或者血缘关系.它不仅指国家重新确立对上层和中层的基本行政区域(省、市、县)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特别是乡村)的过程.杜赞奇的研究表明,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破坏了传统的“保护型经济组织”,形成了“国家型经济组织”.一方面是半官僚化、雇员增生、财政需求增大;另一方面,上层政权却缺乏控制这些机构和人员贪污中饱的能力,这使国家政权的深入蜕化为将赢利型经济体制推向到社会最下层.黄宗智分析了华北小农的半无产化——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伴随着小农半无产化的是村庄整体关系的逐渐松弛.官僚化与半无产化两个过程的交接,导致了村庄与国家新的矛盾.
地方乡绅和名门望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基层社会的利益.而无论是通过地方绅商僭取官僚职权,还是官方为了吸收或者抵消绅商权力而采取的措施,其结果都是地方绅商的官僚化,实际上变成了国家政权的扩充和渗入村庄的主要工具.当地方精英的功能被简化为管理民族国家,而不是参与 *** 的时候,地方自治便最终让位于地方行政.而当民众直接面对着国家政权的时候,导致了他们之间更尖锐的对立.所以,清 *** 试图对吏役的和乡绅官僚化,却让地方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国家权力的扩张矛盾,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清末地方自治,就是力图处理这一矛盾,不过它破坏了旧秩序,却没有来得及建立新制度.所以,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力量冲到之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
参考文献:
[1]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
[2]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4:18.
[3]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0.
[4]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6.
[5]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pp.74——741.
[6] 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该县咸丰年一次、同治年两次,光绪年间三次发生灾荒[J].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4:680.
[7]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5.
[8] O.Edmund Clubb, The 20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196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11.
[9] 孔飞力. *** 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9.
[10]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M].北京:中华书局,2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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