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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典乐丰富多姿：重意境与神韵的神传文明 被称作神州的华夏大地上，神传文明磅礴而多彩：从三皇五帝时的古乐，到先秦的钟磬乐；从西周、春秋时的《诗经》《楚辞》到汉时的乐府；从隋唐的歌舞大麴、宋代的词调音乐、元朝的戏曲杂剧到明清进一步繁荣的民歌、小曲、说唱以及地方声腔的发展，...
古典乐丰富多姿：重意境与神韵的神传文明
被称作神州的华夏大地上，神传文明磅礴而多彩：从三皇五帝时的古乐，到先秦的钟磬乐；从西周、春秋时的《诗经》《楚辞》到汉时的乐府；从隋唐的歌舞大麴、宋代的词调音乐、元朝的戏曲杂剧到明清进一步繁荣的民歌、小曲、说唱以及地方声腔的发展，京剧的产生。各个朝代的音乐形式大不相同，曲调丰富而古朴，底蕴各异而隽永。
制乐以法天地
五千年前，黄帝命令乐官伶伦到昆仑山中取竹管吹音，制成十二律，再以凤凰的鸣叫作为基准校音，雄凤声为阳律，雌凰声为阴吕，合称律吕，是世上（传说中）最早的标准音高体系，也是中国人俗称的黄钟大吕。黄帝定音律之后，制作了大型乐舞《咸池》、《云门》，用以歌颂天地的德泽。
唐尧称帝之后，对乐官夔说：“用音乐去教授我国的子弟，人的心志可以用诗表达，诗可以唱颂，用五声、律吕、八音来与诗歌搭配，搭配有序，互相融合，人和神可以相通。”
'五声'是指宫、商、角、征、羽。古人认为，五声对应宇宙中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五行对应人体中肺、肝、肾、心、脾五脏。自盘古开天的神话开始，中国古代哲学一直认为，人体和天体是相对应的，人的生老病死，就似四季的轮转、宇宙的成衰。尧帝认为，人体中的阴阳两气，可以用律吕来调节，五脏可以用五音来调和，音的规律不能紊乱，就像人的身体各处各司其职，人的心态达到圆转平和，人的机体也可以周而复始的循环，以达到像半神一样的长寿。这与黄帝内经中的“天有五音，人有五脏⋯⋯此人之与天地相应也”遥相呼应，是世上最早产生的音乐具备治疗效用的理论。
唐尧禅位于虞舜，舜作雅乐，使“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那时的人们明白，天地运转有其一定之规，这种玄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智慧是能够使自己了解并顺应天意，在这样的状态下创作的音乐，可与天地万物相沟通。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这种神人相和的思想成为后来几千年音乐创作的基石。
舜之后，禹至成汤，凡圣王均作乐以法天地、顺天时、和万民。至于周公旦，结合礼乐，进一步规范了人的行为准则。春秋时代，王权式微，强者争霸，礼乐废坏。孔子出世，再一次提倡礼乐的功用。
礼乐以兴教化
尽善尽美，是孔子标志性的音乐理论。他在观看舜帝流传下的乐舞《韶乐》后，发出“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叹，又在比较了周武王制作的乐舞《大武》和《韶乐》后，作出这样的评价：“大武很美，却不够善啊，而韶乐，真是尽善尽美！”
中国古人认为：“德音为乐，无德为声”。“乐由心生”，心怀善良，奏出的音乐能够感动人心。而善不仅体现在精神之中，善是现实世界安定与否的保证。舜帝的另一曲“南风”之乐，其词流传至今，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吹来了，舜帝十分高兴，他为百姓的苦而苦，为百姓的乐而乐。“南风”后来被称为治世之音。“声音与政通”，君王心怀百姓，制作德音，是天下大治的根基，而相反，君王荒淫无道，靡靡之音就会出现，这是天下大乱的肇始。因此孔子将德音雅乐的教化视为至关重要。
此外，孔子还主张乐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奏乐时情感有度不过分，达到心态平和的境界为最佳，这与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和”相呼应，成为中国雅乐的基本韵味意涵。
盛世乐章
至大汉立国，重道尊儒，开辟大一统的盛世。自汉武帝开设乐府署掌管民间音乐起，汉魏以来的皇帝，常派遣官员到中原各地采集民谣，再配上音乐，成为乐府“歌诗”流传后世。来自民间的讴谣带有各地不同的质朴民风，北方豪迈，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木兰辞》“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南方纤柔，如著名的《西洲曲》“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乐府配乐的种类也有相和歌、鼓吹乐、郊庙曲、杂曲的区分，其中相和歌，是以丝竹相和的管弦乐，鼓吹曲，是吸收北方民乐而形成的军乐，郊庙曲是祭祀大典中使用的宫廷礼乐，这些乐曲的演奏，都采用乐器与歌舞相配合的形式。汉魏的音乐，带着圣君的遗德、孔子的寄望、中原各地百姓的心声，在民间和宫廷蓬勃发展着，等待着下一个盛世的到来。
丰富的大唐古乐世界
大唐开国，唐太宗克定隋末祸乱，制《秦王破阵乐》，又名七德舞，七德为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宣扬拨乱反正的不世功业，奠定了大唐宫廷乐舞的雄伟基调。在制定新乐时，太宗不避前朝旧曲《玉树 *** 花》，认为乐声哀乐皆由人心，在一个太平盛世，只要演奏者聆听者心中欢悦，悲伤的曲调也会变得快乐。太宗延续隋制，定十部乐，其中多部采用西域音乐，反应了大唐“万国来朝”的时代特点。从西域传入的乐器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原的音乐，琵琶、箜篌成为唐代大麴不可或缺的乐器，而后来的唐玄宗，更是演奏胡人乐器——羯鼓的高手。
唐玄宗精通音乐，史载曾有三百人作丝竹之戏，“声有误者”，他必“觉而正之”。开元盛世时，音乐的地位被推上了巅峰。与儒家重雅乐不同，唐玄宗酷爱燕乐，他成立皇家音乐机构“教坊”和“梨园”，闲暇无事时，就亲自教导梨园子弟。皇帝的嗜好影响了全国，使得当时“家家尽唱升平曲”。丝竹管弦之声，遍布街巷；诗人的名作，甫一出炉即被谱入歌章，仿如一副桃源盛世的景象。唐宫燕乐中的大麴，是一种融合器乐、声乐、舞蹈于一体的大型乐舞，它充分体现了唐代音乐的艺术成就，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其中之一。
宋代以后，宋词、元曲及各类说唱艺术广泛流传、深入民间。“凡有井水处，必能歌柳词”，是指婉约派词人柳永的词，在当时流传至街头巷尾，童叟皆能唱咏。受到诗歌内涵、音韵的影响，与文学相结合的民间曲调的韵味变得愈加细腻、千变万化、曲折宛转，直接倾诉着人的心声。
十里不同音
除宫廷雅乐宴乐外，民族民间音乐也是中国音乐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原神州地域辽阔、地貌多变，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原。在古代，山川钟秀、人杰地灵，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造就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民风的差异。比如西北高原干旱少雨、广漠荒凉，那里的人们性格质朴深沉，乐风悠远中含有苍凉；江南地区山明水秀，物产富足，那里的人们聪慧灵秀，乐风细腻婉转；青藏高原地势峻拔，人烟稀少，那里的人们坚韧顽强，虔诚而谦卑；乐风悠远雄壮；苗山奇崛险峻、蜀水浩荡湍急，那里的人们纯朴率真、有旺盛的生命力，乐风诙谐、活泼、乐观而勇敢。
秦始皇统一中原，“书同文”、“车同轨”，却并没有统一得了中原各地区人民的口音。“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同一首民歌，由于不同地区的语音不同而使音调也产生了变化。百里之外如另外一国，有独特的地貌、独特的语音、独特的风俗，这多样性的民族特点，造就了中国音乐中丰富的各民族民间乐调。
三国时代的音乐家嵇康在被押往刑场处以极刑之前，三千太学生请求他传授琴曲而朝廷不许。嵇康长叹道：“昔日曾有人请求我传授广陵散，我没有答应，广陵散从此将失传了！”一曲广陵散，寄托了嵇康至高的人生情怀，他不肯轻易地托付他人，而使这首古琴曲最终绝迹人间。这是中国民间音乐大师授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他们通常选择领悟力高的学生，将毕生技艺倾囊相授，又或是只传授给家族里的人。“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他们看重学生的颖悟力，讲究心领神会。这样的传授方式，虽然能够保留音乐的神韵，却无法流传下普及大众的教学体系；新朝代的诞生也使上一个时代的成就遭到很大的劫数而难以延续。因此，中国许多高超的音乐技艺和内涵，到了近现代已经失传了。
古典乐重意境与神韵
中国的乐器讲究突出各自的韵味与技艺，疏于研究不同乐器特性之间多声部的搭配、融合，中国古代的大型音乐演奏是各种乐器分别的合奏、独奏、分段演奏，并没有系统、完善的配器技法。所以，虽然能够突出个别乐器的特色，乐器之间却无法配合互补，难以演绎出真正壮阔宏伟的气势。
当您聆听过一回中国的古典音乐，就能明察中国音乐是偏重意境与神韵的，中国音乐虽然与西方音乐表现不同，但是在文化的传承的本质上却都有着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对神明的信仰为基础而发展的，也都提倡音乐对人类精神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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