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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安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名列“唐宋八大家”,其文学造诣获得当世与后世的诸多好评,在这方面,王安石受到的争议并不大。对于王安石的身后评价之所以会充满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办的另一件大事:熙宁变法。每提及此事,大多数人都会扼腕叹息,认为这是一次改变北宋积弱的绝好良机,可惜北宋没能把握住。今天,我们略过王安石的文学成就,聊聊他的“熙宁变法”。提起“熙宁变法”的由来,主流意见是由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王安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名列“唐宋八大家”,其文学造诣获得当世与后世的诸多好评,在这方面,王安石受到的争议并不大。
对于王安石的身后评价之所以会充满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办的另一件大事:熙宁变法。
每提及此事,大多数人都会扼腕叹息,认为这是一次改变北宋积弱的绝好良机,可惜北宋没能把握住。
今天,我们略过王安石的文学成就,聊聊他的“熙宁变法”。
提起“熙宁变法”的由来,主流意见是由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造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以至于外敌威胁日益增大,内部又有冗员冗兵冗费的“三冗”。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提出改革,并获得了宋神宗的首肯。
事实上,这个说法只能算是表面文章,因为过于高大上,内中缘由显然要结合利益来分析。
“熙宁变法”和之前失败的“庆历新政”一脉相承,都是对旧有秩序发起冲击。可问题是:什么才是旧有秩序呢?
自侯景祸乱江南和黄巢起兵反唐之后,“豪门士族”这个名词已经成为历史,科举大行其道,官僚集团登上历史舞台。
和豪门士族相比,官僚集团拥有极强的垄断地位吗?恐怕是没有的。
自北宋立国以来,并没有哪个世家大族继续把持朝堂,垄断社会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变法开始逐渐登堂入室。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宋朝之前,有哪个中原王朝进行过影响极大的变法吗?答案是没有。影响最大的变法是北魏孝文帝革俗汉化,但那时候的北魏只是北方政权,并未统一天下,此举对南方也无直接影响。
豪门士族和官僚集团各有各的弊病,豪门士族的弊病是 ... 大一统,习惯于小家小户过安生日子。官僚集团并不 ... 大一统,但由于权力不世袭,所以他们很少像豪门士族那样团结起来分蛋糕,而是大家内斗搞党争。
具体点说,自北宋立国以来就一直是党争不断,“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美其名曰是革除弊病,实际上都不过是党争的产物而已。
为避免偏题,我们略过“庆历新政”,直接说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施行的“熙宁变法”。
提起“熙宁变法”,很多人喜欢从青苗法、市易法、保马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等角度展开论述,说起来简直是如数家珍。
可上述法令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要针对经济层面,与党争关系并不太大。而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引起莫大争议。
大学者胡寅在作品《先公行状》中大 ... 王安石,认为是王安石自己读不懂《春秋》,所以才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
这个说法,实在是有些小瞧了王安石。
前文我说过,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本人又是进士出身(第四名)。据说,如果不是王安石在文章里用了犯忌讳的词,那王安石就不是第四名,而是第一名。
不管第一还是第四,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王安石绝不至于读不懂《春秋》,他决定“不列《春秋》于学宫”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我们来看看新旧两党主要成员的身份:
新党推动变法,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和韩绛等人为代表;旧党 ... 变法,以韩琦、司马光、欧阳修和苏轼等人为代表。
如果展开说吕惠卿、曾布、章惇和韩绛等人的生平,会使这篇文章显得冗长,我直接说结论:后世在评价这些人的时候,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是“投机分子”。
换言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就是一个以投机分子为主,在最短时间内攫取现实利益的组合。
再看旧党成员,有一个算一个,几乎全是名重一时的大人物。如果新旧两党站在同一个舞台上PK,新党绝对会被打个七零八落。
王安石为什么要 ... 《春秋》?从权谋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王安石在积极张罗打手。
王安石非常清楚,如果在规则范围内,自己绝对玩不过韩琦这帮老官油子,所以王安石用这种方式,直接跳出规则范围,让更多生力军加入进来,试图把水搅浑。
这样说或许有些难懂,如果用摆在台面上的话来说就是:“《春秋》已经过时,难以成为变法的主要依据,所以不得列入学宫。”
很多人对于党争是只听其名、不识其详,我就简单地用《春秋》来举个例子。
《春秋》到底说了什么?其实没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过于“博大精深”了。
请大家记住,如果某本书能与“博大精深”或类似的词联系在一起,我都不太推荐大家去阅读,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读这种书只会越读越迷糊。
一本书只要博大精深,它所涵盖的内容必然会非常多。如果你大赞这本书,肯定能显得自己非常有水平;可如果你大批这本书,同样也能显得你非常有水平。
《赞春秋》和《批春秋》从表面上看是两件事,其实它们是一件事:如果不对《春秋》进行极度深刻的研读,根本没资格“赞”或“批”。
只要大家同意我上述的论断,自然可以得出新的结论:类似于《春秋》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其实就是一个筐,你想往里面装什么,请随意,因为书中都能找到支持你的内容。
我们把话题扯回“熙宁变法”,新旧两党在变法问题上交锋时,肯定会到处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
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新党就会被旧党拽到一个极其劣势的环境中。因为旧党都是一帮老官油子,玩廷议辩论这种事,新党只能白给。
王安石之所以不列《春秋》于学宫,就是釜底抽薪,不想跟旧党在这方面较量,而是直接把问题转变过来:凡是不利于变法的,我们统统不提倡。
这样一来,就等于逼着旧党不能再用言语攻击,而必须亲自下场肉搏。在这方面,新党可不怕旧党。
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很多人都说是因为王安石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这话不假,但这话说得片面。
宋徽宗在位期间,著名的“奸相”蔡京执政,史书的评价是“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
换言之,蔡京就是在用王安石那一套来发展经济的,结果非常可喜,却也没有像王安石那样搞得天怒人怨。
或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蔡京权势滔天,大家不敢给他使绊子。”可在靖康年间,蔡京对于政局的影响几乎等于零,哪有半分“权势滔天”的样子呢?
蔡京能用王安石那一套玩得出神入化,王安石自己创出一套玩法,却只能搞得天怒人怨,这到底是王安石水平不行,还是他的出发点有问题呢?我个人倾向于后者。
在“熙宁变法”期间,北宋的情况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崩坏。如果王安石能够安下心来,专注于发展经济,也不至于会出现长达五十年的“新旧党争”。
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又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熙宁变法”要么是打着变法幌子的党争,要么是被王安石玩砸锅的变法行动。从王安石的生平来看,他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玩砸锅的可能性不大。
常言道“论迹不论心”,我们谁也不知道,王安石搞出来的“熙宁变法”有几分为公的打算。但从结果来看,“熙宁变法”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得整个北宋朝堂的党争不断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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