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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一部《救荒活民书》说起 中国社会国家政权对灾荒的预防、救治一向十分重视，称之为“荒政”。用现代经济观点来看，“荒政”涉及 *** 的市场调节，经济学的效率与公平，经济道德等方面，引人思考。《救荒活民书》便是八百年前讲&...
从一部《救荒活民书》说起
中国社会国家政权对灾荒的预防、救治一向十分重视，称之为“荒政”。用现代经济观点来看，“荒政”涉及 *** 的市场调节，经济学的效率与公平，经济道德等方面，引人思考。《救荒活民书》便是八百年前讲“荒政”的书。现代读来仍有其现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荒政；市场调节；效率与公平；经济道德。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农业立国，年岁的丰歉对社会经济及政治、军事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国家政权对灾荒的预防、救治一向十分重视，称之为“荒政”。《周礼·地官·大司徒》里写道：“以荒政十二聚万民：一日散利，二日薄征，三日缓刑，四日弛力……”。《周礼》只是纸上写的制度，现实政治制度并未依此而行，所以那十二项行政内容反不如《礼记·王制》的内容更诚肯而切实：“国无九年之蓄日不足；无六年之蓄日急；无三年之蓄日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即以现在的观念论，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虽以农业立邦，想存上三年的粮食已不易，还哪里谈得上六年、九年呢？正因为荒政十分重要，历代思想家大多染指救荒问题，这其中，宋代鄱阳人董季兴，著有《救荒活民书》，是思想较有系统的一个。
八百年前的这部著作，列举了２０种救荒措施。其中，检旱、减租、贷种、遗使、弛禁、鬻爵、度僧、优农、治盗、捕蝗、和籴、存恤流民、劝种二麦、通融有无、借贷内库等１５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因时制宜来采用，较重要的为常平、义仓、劝分、禁遏籴、不抑价等５种，而这５种恰恰贯穿着一个统一的思想，即利用市场来自发调节粮米价格，而不是 *** 单纯放粮赈济和强行抑制灾区粮米价格。在董季兴看来，常平仓在收购粮食时宁可按市场价格高一二文收买以鼓励农民出售，决不能按不合实际的官定价格收买。义仓须散贮民间，不能聚于州县城市，这样乡村山谷农民均能沾其实惠；义仓以米赈济灾民，适宜用于大荒年份，如荒歉不太严重，物价不踊则以支钱为最节省方便。发生灾荒之际，如官府劝富户出米办理不善，使富户不敢出售，反倒加重粮食紧张情况，“人之常情，劝之出米，则愈不出，惟以不劝劝之，则米自出。”只要官不抑价，利之所在，自会争先恐后地出售粮食。他着重指出，天下一家，各地或有丰荒，邻郡因为我们这里丰稔而来告籴。义所当恤；且循环籴贩，不仅可活我们境内的百姓，亦可活邻境之饥民；如果此间之米不许出境，他处之米不许入境，一遇饥馑，即环视壁立，无告籴之所。他坚决反对官抑米价，认为他处价贵，此间之价独低。谁也不肯兴贩。兴贩不至，境内乏食，富户的积米，就更不肯出卖，结果是饥民有钱无告籴之所。惟有不抑价，不仅外地粮食大量流入，而本地上户存粮亦争出售，而米价自低。
统观董季兴的出发点，可以看出他实际强调的是 *** 在经济活动中尽可能少干预或者不干预市场，救荒政策上如此，其他方面亦可推想而知。问题是老问题，牵涉的理论却颇具现代意味。
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即崇拜一只“看不见的手”始于资本主义初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援引了古代和当时的史实来说明动机良好的 *** 通过它的法规所做的无数蠢事。他说：“……每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的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显然，经济自由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福利的增加，但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很快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蔡晓在《读书》１９９６年第八期上写道：“如果社会上只有一种强权，只有老虎和绵羊，就不会有任何自由可言。假如你一定要说这是自由，那也是强权的自由、老虎的自由，能够毫无顾忌地 *** 弱者的自由。”实际上，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一百多年前即开始了。在萨缪尔森看来，“正如每一个中小学生现在都知道的那样，１８８０年以来的世纪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世纪。”上个世纪，英国的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以及德国的俾斯麦，本世纪大萧条时期罗斯福在美国，都力图通过 *** 的干预改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为全社会更多的人带来保障和福利，这种政策上升为理论即形成所谓“凯恩斯主义”或称“凯恩斯革命”。到二十世纪末，国家是市场经济及其社会的保障和工具，它保障所有人享有尽量广泛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认识已成共识，大家疑惑的所在是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市场经济和怎样干预市场经济的问题。弗里德曼指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 *** 的需要。相反地， *** 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科斯定律”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都涉及到国家具体的干预范围和干预办法，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则对国家的职能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认为当人们之间的交易没有外部性时，市场是有效的，这时不需要国家的干预；然而，外部性一但出现，国家就要积极干预。国家应当负责保护产权、维护秩序、调解纠纷，以及沟通信息、保护环境、消除贫困、预测周期等。
在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的多方面干预中，最牵动人神经的还是公平与效率的此消彼长问题。国家大规模干预市场机制带来了成本或负担的增加，造成了效率降低，但却带来了较多的社会公平；反过来，国家奉行自由主义的不干预政策，经济效率是增加了，可随之而来的却是贫富差距加大，人们生存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环境的破坏，道德的沦丧，正义的衰亡，等等等等。效率与公平，已经成为一对不朽的话题。
一部人类经济发展史和经济生活史已经表明，最有效率的经济行为在于政治远离经济的时候，而最好的社会公平恰恰离不开国家或地方政权本着为更多人带来福利的原则进行的干预。共同富裕，集体享受丰裕的甘美，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理想，勿宁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姿态，是一种悬于高远之外的彩灯，亮是看见了，形象却模糊得很，通向那里的路则更是荆棘满地。董季兴在做知县之前写的《救荒活民书》，可以洋洋洒洒、侃侃而谈。想是在他当了几天七品芝麻官之后，了解了世道的不古，人心的陋劣、利欲的强大摧毁力，就不会再鼓吹 *** 在救荒问题上放任自流了。（历史论文 www.lishirenzhi.com）因为真的放任自流的话，穷愁的灾民，等不到市场把价格自行调节平衡，就会无可奈何地冻死、饿死、病死。到那时，还救得了什么荒，活得了哪些民！理性上的盲目乐观和道德上的盲目乐观一样靠不住，无源头希望有水，无本根希望有大树，理论上是可笑的，实践上甚至可能是可悲的，闸门一开，很可能无法收拾。不断发展的经济中，尤其是冒着泡沫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虽然可以整个国家更加富裕，最低生活标准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可以提高，但是收入的不平等和由此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心理噪动却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造成收入差别的原因有诸如财产差别、个人能力的差别、教育、训练和机会的差别，还有对于机会的阶段障碍、年龄和健康的差别等等，彻底消除这些差别一方面是不可能；另一方面，这种努力每取得一些成果。都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萨缪尔森写道：“从经济上看，以需要和现有收入为准绳的传统的福利补助制度含有大量的以不利于积极性的影响来衡量的隐蔽代价。实际上，数十亿元的国民产品的损失系来源于现有的救济制度的不利于积极性的结构。”萨氏虽然没有像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以强烈的感 *** 彩呼吁摒弃弱者、保留强健，却也是冷静之中透露着惊人的冷酷。
毫无疑问，我们决不能放弃道德的鹄的，虽然它可以是一把双刃剑，既割腐又伤肉。当我们试图跳出公平与效率左拉右扯的羁绊，用一种全新的制度来求得公平与效率同步发展时，道德勇气和踏实精神无疑十分珍贵，足可载人人类文明史册，虽然从实践上讲，从实际上的效果看并不让人满意，似乎孙大圣没能跳出如来佛祖的手心，却也是著有成效的有益探索。这种探索的真正意义可能不像此前宣称的那样，可能还需要再走远一些，再过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内涵尽现，千秋功罪，尚待后人评说。以我们今天的形势论，坚持对经济行为的道德要求，自然不应该囿于对不道德经济行为的简单愤怒，而应该寻找建构一种经济运行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自利和利他能够在相应的范围内互相促进，使自利动机的行动后果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把经济行为纳入规则——法律——制度的轨道。因为，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道德的能力远不如法律。道德沦丧反映了道德规范秩序的无能为力，它无法满足流动的、分化的、异质的个体之间的秩序需要，指望用道德统一经济行为无疑费力不讨好。经济行为的法律，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的公共规则，具有多元相容性，它使人意识到，遵守规则是明智的，是于人于己都有利的。虽然我们相当程度上的现实是仍然存在着许多无规则游戏，但目标是确定的，方向也是明明白白的。
我们再回到董季兴和“荒政”。古人有言，天灾皆由人祸起，这样的话是十分中肯的也是十分沉痛的。救灾救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种被动行为，无规则的经济活动是自然灾害形成的人为因素，也是克服、防止灾害的关键所在，在源头上控制，是真正的治本之策，规范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避免灾害发生，才是积极主动的办法，明智的行为不是研究如何“救荒活民”，而是防止灾荒形成，防止百姓遭遇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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