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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成为法国全国革命的信号，直至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法国大革命才彻底结束。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成为法国全国革命的信号，直至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法国大革命才彻底结束。自大革命发生至今，史家对大革命的分析和书写从未停止，虽然「 ”如实直书”一直是被秉承的原则，然而总也不能避免主观因素的介入。虽然不至于如同文学家大仲马所说「 ”什么是历史？那仅是一颗让我悬挂我的小说的钉子”，史家却常常如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维克托尔一般要把「 ”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 历史的复活者——米什勒（Jules Michelet，1797—1874） 米什勒一生跌宕起伏，担任过国家档案馆馆长，也因宣传「 ”革命的宗教”「 ”人民即救世主”而被停过课程。他的一生著作甚颇多，有《法国大革命史》《19世纪史》等，《法国历史》共出版23卷。关于对历史的态度，他的核心就是使之复活。他声称：「 ”基佐称历史为分析，蒂耶里称之为叙事，我将历史称作复活。”米什勒也坦言：别人更有学问，更加明智；至于我，更多的是爱，如果说我超越其他历史学家，那是因为我爱得更深一些。也正是因为这份爱，他喜欢用夸张的副词来书写历史，也因此可能使「 ”复活”超越了真实。 档案馆的「 ”羊皮纸记录，已在那里存放了漫长的岁月，它们提出的再好不过的要求，就是复活起来重见天日。这些文献不是文献，而是人们的生活、各省的生活、民族的生活。”「 ”大革命中的这些伟大的演员，都不是冷冷清清地离开我们而去……我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我是他们的自己人。翻阅完这些文件、档案与记录时，我在其中呼吸，来来往往，感觉良好。这些材料并非默默无言。所有这些东西表面看来好像已经死亡，实际上并非如此。不论我接触到哪一页材料，都觉得有些东西走了出来，将我唤醒，这就是革命的幽灵。”对于大革命中的历史人物，「 ”我已经将他们从坟墓中挖了出来，使他们复活了。” 「 ”米什勒是人民之友，富于幻想的、潜在的共和主义者，他明白地反对（当时法国形形 ... 的） ... 。”他赞成革命，但是不喜欢雅各宾派。在米什勒的眼里，马拉是「 ”癞蛤蟆”或「 ”猴子”。「 ”马拉以其气质而言，是一个女性，比一个女性有过之无不及，十分神经质与十分狂暴易怒。”罗伯斯庇尔是「 ”猫”或者「 ”书呆子”。他引用以为普通法国人的话语：「 ”谁发动了革命？米拉波。……谁腐蚀了革命？马拉与罗伯斯庇尔。” 米什勒提倡「 ”社会之爱”与祖国之爱，主张资产者、小业主、手工业者的联合，而自由与小康应该成为这个结合的坚实的基础。「 ”世界之初，斗争开始。”这是「 ”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自由与命运的斗争。历史没有其他的内容，它是关于上述不停斗争的叙述。”「 ”历史为永久的进步，自由不断获胜。”自由与必然不停地斗争，「 ”让这个战斗永远继续！它创造出人的尊严与世界的和谐。” 历史的反思者——基内（Edgar Qui，1803—1875） 基内曾着力研究法国大革命，著作有《大革命》和《基督教与大革命》（等。他指出：「 ”让我们铸造一个自由的灵魂！目的在于革大革命的命（révolutionner laRévolution，使大革命发生巨变！）可是我们任何时候，首先必须拒绝：将不偏不倚的精神视作侮辱大革命。” 与米什勒不同，基内并不是埋头于档案馆之中写成了《大革命》，写作时他身处异邦，缺少文献资料，他有的更多的是放逐岁月中的冷静思考。欧洲史学中有人以「 ”完全是一部研究性的著作”「 ”主观的唱高调式的议论”「 ”缺乏资料”来评价基内，然而，也有人坚持人认为大革命的历史不等于一册文献资料的汇编。「 ”学霸式的谴责，实际上否定了基内研究大革命的权利，而这些人无权剥夺他人从事史学探索的权利。侵犯他人合法权利者，往往就是权力、权势、特权的迷恋者与受益者，至少也是个不容异见的超级学究。” 根据基内的看法，革命的目的在于实现自由制度，而必须选择正确的到达自由的途径。「 ”不自由毋宁死！”「 ”自由或死亡！”的口号到处喊响，自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但是，后来事态的演变出乎人们的意料，追寻的目的与得到的结果大相径庭。大革命中奉行了失败的宗教政策，雅各宾派的暴力和恐怖应当受到谴责。天主教一向控制着法国社会，如此状况妨碍着自由制度的发展。必须完全废除天主教，而大革命未能以新教取代旧教。由于使用暴力，革命家与革命机制自毁长城。暴力与恐怖不仅继承了过去的专制主义，也培养出将来的专制主义。恐怖统治不曾摧毁革命的敌人，而是摧毁了革命。 历史的探索者——奥拉尔（Alphonse Aulard，1848—1928） 奥拉尔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学院派，不想遗漏任何一条史料，也不想维护任何一种论点。他说「 ”我将尽力履行历史探索者的职责，而不维护某种论点”。1887年起奥拉尔开始主编《法国革命》，1888年，创建「 ”法国大革命研究会”，致力于有关大革命的档案、文献整理与公布。在奥拉尔的主持下，陆续出版26卷《救国 ... 会法令汇编》《雅各宾派的社团——有关巴黎雅各宾俱乐部历史的文献汇编》《热月反动与督 ... 时期的巴黎，关于巴黎的公共精神历史的文献汇编》《执 ... 时期的巴黎》《第一帝国时期的巴黎》等书籍。 奥拉尔认为人的一生中不可能知道一切，但是他曾严肃地表示：「 ”我不想遗漏任何一件重要资料，也未曾发表任何一个不是直接根据原始资料的意见。”奥拉尔对一切都持有宽容的态度，习惯用长时段的眼光看待问题。 在他笔下，1792—1794年的「 ”恐怖”，由于必须抵抗入侵者和保卫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而产生。他否认那些行为出自「 ”雅各宾人民的心理”，指出恐怖是革命陷入危机时民众的心情以及本能所支配的行为。他反对山岳派专政期间的过激或残暴行为，也肯定它捍卫新法兰西的功绩。「 ”我们看到，在革命 ... 的创建中，未有任何系统的恐怖。所有的恐怖事实说明，该 ... 未曾实行系统的恐怖，也不是实践某种偏执的思想。这个 ... 日复一日地凭借经验而形成，引发的原因在于保卫国家的需要……在于和整个欧洲作战的人民，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同时，人们常说这个革命 ... 是战争的产物，它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 情理之纠结 历史之构建 透过大革命的历史，米什勒得出结论：「 ”法兰西……那里需要革命，至少需要言论的自由。”他的夙愿是以「 ”人民的共和国”来保证自由的不断胜利。基内用理智无情地将大革命进行净化，没有因激进共和主义而走向极端支持恐怖统治，而是维护了历史真实的面目。而奥拉尔的贡献在于文献汇编和关于共和主义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他证明共和主义产生较迟，不能牵强附会地将大革命之初等同于为共和制而奋斗的活动，而是革命的推进、矛盾的激化，才给共和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社会条件。 历史的发展仍在继续，历史的书写并未停止，历史的解释也仍未终结。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可谓是代有才人，前仆后继，对于大革命的解读也是见仁见智。比如，奥拉尔的学生马蒂叶兹就过度赞扬罗伯斯庇尔，贬低丹东，甚至为了不看见某地铁站附件丹东的雕像而选择多坐一站。他本身也如同罗伯斯庇尔一般，由相对温和到超度激进，以猛烈著称。 历史学，交织着理性与感性，在与理性的冲突中，要是相信了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便属于了某个学派。历史不是「 ”事件史”，而是「 ”综合史”，即为「 ”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文化的与精神的要素的综合”，是不同的历史书写者记载过去、安排过去的手段。而按照勒庞的观点，对于大众，不管是在大革命还是对历史的理解中，「 ”谁向大众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打动群体的是神话中的英雄，「 ”假如历史没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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