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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朝学者：赃官可恨人人知 清官尤可恨人不知 刘鹗简介：刘鹗（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清末小说家。谱名震远，原名孟鹏，字云抟、公约。后更名鹗，字铁云（刘铁云[1]），又字公约，号老残。署名“鸿都百炼生&rdqu...
清朝学者：赃官可恨人人知 清官尤可恨人不知
刘鹗简介：刘鹗（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清末小说家。谱名震远，原名孟鹏，字云抟、公约。后更名鹗，字铁云（刘铁云[1]），又字公约，号老残。署名“鸿都百炼生”。汉族，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寄籍山阳（今江苏淮安区）。刘鹗自青年时期拜从太谷学派李光（龙川）之后，终生主张以“教养”为大纲，发展经济生产，富而后教，养民为本的太谷学说。他一生从事实业，投资教育，为的就是能够实现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目的。而他之所以能屡败屡战、坚韧不拔，太谷学派的思想可以说是他的精神支柱。
清末谴责小说《老残游记》里提出了一个很新奇的观点，“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作者刘鹗提到的“清官”，指的是野心和权欲无限膨胀，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从而不择手段的人。他们与赃官的区别，在于“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所以刘鹗认为，这些人在刚正清廉、不谋私利的面具下，任性妄为，刚愎专横，名为“清官”，实为酷吏，危害性其实比赃官更大。
历史上，这样的“清官”确实多不胜数。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载有一事：明英宗天顺年间，杭州有个姓沈的人养有一只画眉鸟，善叫能斗，曾有安徽客商出价十两银子购买，主人却不肯卖，此事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某日早上，沈某到西湖边遛鸟，突然腹中剧痛，遂躺在堤上休息，无法回家。恰巧有个熟识的箍桶匠经过，沈某就请他带话给家人。等到沈某的家人赶到西湖边，他已经死了，头颅也被割去，经过查看，发现是用箍桶刀做的，于是沈某的家人就抓住箍桶匠报官。
主审的官员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就用酷刑逼供，箍桶匠屈打成招，说杀人后把夺得的画眉鸟卖给了他人，割下的头颅丢弃到了西湖里。主审官派人到西湖寻找死者的头颅，却始终找不到，案件陷入了僵局。主审官和沈家都各自出价悬赏，寻找沈某的头颅。不久，有一对打鱼的兄弟拿着一颗头颅前来领赏，由于被水浸泡多日，人头已高度腐烂，面目难辨。可是急于结案邀功的官员却以此为证物，把箍桶匠斩决了。
数年后，有人在苏州看到沈某的画眉鸟，就向其主人打听鸟的来历。主人说是从杭州某人的手上买来的。目击者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沈家人，沈家人根据线索，把卖鸟人告到了官府。经过刑讯逼问，卖鸟人承认是自己杀的人，人头藏在西湖边的一棵柘杨的树洞内。捕快到指认地点一看，人头果然在内。官府继续追查当初拿着人头来邀功的渔人兄弟，他们被捕后招供，为了获得赏银，把刚刚死去的父亲的头颅割了下来，浸泡到水里，及至腐烂，然后拿到官府领赏。一切真相大白，凶手和渔人兄弟皆被处斩，箍桶匠的沉冤得雪。可是，以酷刑虐政导致冤案、滥杀无辜的官员却是无损分毫。
清人梁恭辰的《北东园笔录》也记载了一个酷吏。福建仙游县的县令宋某，办案严正，素以包公自居。某村有个财主王监生，与佃户的妻子通奸，又嫌其夫碍事，就买通了一个算命的告诉这个佃户，在家流年不利，须远游避祸。佃户信以为真，就向王监生借了一笔钱，到四川做生意去了，三年没有回来。获悉 *** 的村民，纷纷传说佃户已经被王监生害死了。这些流言蜚语传到了宋知县的耳中，为获政声，他决心破这个案子。
宋知县某日亲临村子，说是有阴风从村里的井口吹出，派人淘井，果真有一具男性的腐尸。宋知县认为这就是被害死的佃户，于是把王监生与佃户的妻子都收押到狱中，经过严刑拷打，两人被迫承认合谋杀死了佃户，皆被处斩。迎合了乡民一时之快的宋知县，被乡人称为“宋龙图”，与包公相媲美，还有好事的艺人把断案的过程编演成戏本，沿村弹唱。
过了一年，佃户从四川回到仙游县，刚进城，就看到戏台上演的故事，这才知道妻子已经冤死，于是到省城告状。按察使经过审讯，颟顸昏聩的宋知县终于获罪。为此，仙游人还编了一首俚歌曰：“瞎说奸夫杀本夫，真龙图变假龙图。寄言民牧须详慎，莫恃官清胆气粗。”
其实，清官文化只是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因为再啬己奉公、清廉自守的清官，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官。刘鹗认为：“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不失为颇有见地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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