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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的宗室贵族拥有铁杆庄稼，只要大清朝不亡，他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亲王、郡王、贝勒这一级别暂且不说，就是一些中等的贵族也是如此。再退一步，即便不是满洲亲贵，只要有了世职，子孙后代同样也是衣食无忧，我们以范文程家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范文程从天命三年降金，到康熙五年去世，四十多年中，随军征战，参与机密，确定典章制度，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重大的功勋。
清代的宗室贵族拥有铁杆庄稼，只要大清朝不亡，他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亲王、郡王、贝勒这一级别暂且不说，就是一些中等的贵族也是如此。再退一步，即便不是满洲亲贵，只要有了世职，子孙后代同样也是衣食无忧，我们以范文程家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范文程从天命三年降金，到康熙五年去世，四十多年中，随军征战，参与机密，确定典章制度，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重大的功勋。清帝因其「 ”任事多年，忠诚练达”，特加优赏，晋封一等子世职，授议政大臣，晋太傅兼太子太师。 有了范文程打下的这个基础，他的子孙后代自然是享用不尽。范文程的第二子范承谟，于顺治九年中进士，康熙七年任浙江巡抚，九年擢福建总督，十五年死于三藩之乱，康熙帝追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 范文程的第三子范承勋，因是「 ”盛京旧人”，「 ”父兄累朝效力”，「 ”兄又为国尽节”，蒙受康熙帝厚遇，历任御史、内阁学士、广西巡抚、都察院左都御史、江南及江西总督和兵部尚书。其子范时铎由佐领迁总兵，署两江总督，兼任都统、户部尚书等职。 范文程之子时捷、时绶、时纪，曾孙建中、宜恒、宜清等，皆分任总兵、提督、都统、将军、布政使、巡抚、侍郎、尚书、都御史等职。 以上所说还只是他们在官场上享有的特权，从经济角度来看，受到的利益更大。因范文程封授子爵，为清帝信任，所以领有大量人丁、土地，建立众多庄园，分布关内关外。在《关东地亩人丁册》和道光九年编写的《范宅老地账》中详细记载了范府庄园、人丁及租赋的情况。 从记载的情况来看，范府有人丁一百三十七户，家奴（壮丁）大约为六七百人之多，这些人都是为他们家种地和经营庄园的。而且这还只是关东种地的包衣，如果加上关内耕种庄园的壮丁和京城侍奉范府老爷、夫人的包衣，总数又会增加许多。 范府《关东地亩人丁册》中记载，范家十余处共有土地二万八千一百八十五亩半，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但是根据道光九年造写的《范家老地账》推测，还要远远高于上面的数字。其中分布在沈阳、辽阳、牛庄、海城等州县，就多出了三千六百九十七亩半，又有开河马厂地一千零三十三亩八分，如果全部加上则范府的地亩多达四万七千三百零九亩四分。 众所周知，范文程虽曾从军征战，但他任职主要还是文官，参与机密，运筹帷幄，不是统兵征战的武将。其子范承谟、范承勋等，也主要是担任巡抚、总督、侍郎、尚书等职，孙子辈才有任提督、总兵的。这样一个文官世家，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土地，这是无法想象的。 《范府老地账》还载明，范府设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机制，辖有壮丁的头目包衣达、领催，以及专门负责「 ”承办地下事”的人员共二十五人，以及十六名承领庄地的庄头。 两分册薄表明，范府的收入是十分可观的，计算起来数字惊人。仅就关外庄园的收入来看，承领四万七千余亩庄地的十六名庄头，每年交地租银二千零三十四钱二分，盛京城内所有铺面房间八十五间，共收租银五百四十二两五钱。庄丁二百十四名及坟丁，应交差银三百七十五两六钱，本西湖地面交银二十两，四项合计共收银二千九百七十二两三钱一分。 范府每年的这些固定收入，比范文程大学士所领的俸禄多出十余倍。另外，庄头还要交杂差鸡、鸭、鹅、猪等差折银，相当于正额租的三分之一，数字也是不小的。 范家的收入情况，有力地说明了八旗贵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只要清王朝继续存在，只要他们没有被淹没在政治斗争的狂风巨浪之中，没有问罪处斩，抄家籍没，他们就能世袭爵位，保有大量的庄园，过着一呼百应的达官贵人的豪华富贵生活。即使官职有所降低，家业有所亏损，也是根深蒂固，经久不倒。 范文程不过是一个中等贵族，他们占有相当多的田地，征收大量的租银粮谷，就可以锦衣玉食，安居享乐，遇有急事，典当一点庄地，就能获银成千上万两。只要不是败家子孙，有了这样的祖产，便可永世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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