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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摘抄了钮琇的《觚剩续编·淄川小圣人传》，简要地介绍了孙若群的生平事迹，强调孙若群生前知名度很高，即便是他去世后，在淄川问起孙若群，人们或许不知，而一说“小圣人”，无人不晓。有关孙若群，《淄川县志》、《般阳孙氏族谱》的记载都很简略，没有传记。《淄川...
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摘抄了钮琇的《觚剩续编·淄川小圣人传》，简要地介绍了孙若群的生平事迹，强调孙若群生前知名度很高，即便是他去世后，在淄川问起孙若群，人们或许不知，而一说“小圣人”，无人不晓。
有关孙若群，《淄川县志》、《般阳孙氏族谱》的记载都很简略，没有传记。《淄川县志·选举志·举人》记载：“孙若群，字公焕，同己卯科，见进士。”《淄川县志·选举志·进士》记载：“孙若群，顺治己亥会试亚元，康熙甲辰严我斯榜。殿试，授交城知县，升晋宁知州，卒于官。”据《般阳孙氏族谱》所载：孙若群，字公涣（疑误写），号顾野，系般阳孙氏二支第八世。顺治己亥科进士，云南晋宁州知州，前山西交城县知县。敕授文林郎，诰授奉直大夫。
综合以上资料，孙若群于顺治十六年（1659）中举人，康熙年三年（1664）成进士，先授山西交城知县，后升任云南晋宁知州，病逝于任所。
江藩的《国朝宋学渊源记》有孙若群较为详细的传记：“孙若群，淄川人。学赡品端，言动有则，乡里称为‘小圣人’。早岁成进士，谒选京师，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课子。坐不易床，食不兼豆，虽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见大宾。司寇知其二子应童子试，时山左学使与司寇交善，将为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屡欲问之，惮其严，终不敢发。若群寡言语，然有问难者，则指画谈议，滔滔不绝。评骘人文，务惬其隐，穷通寿夭，皆能以文决之。康熙癸丑，出为交城知县，遣其子归淄就昏。去后，见其近作制艺，叹曰:‘吾子其不反矣！’归家数日，竟无故自缢死。治交多异政。秩满，迁四川某州知州，卒于官。”
《国朝宋学渊源记》中所说的宋学，即指宋明时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同时也指清朝理学思想的发展及以注重义理的经学研究方法研究经学的学者之思想。此书记述清朝自孙奇逢以下专治宋学的学者39人。对他们的生平、学术思想、渊源关系作了较详细介绍。书中所列诸人，大多或处下位，或“伏田间”，多不见史书记载。卷上所录有：孙奇逢、刁包、李中孚、李因笃、孙若群、张沐、窦克勤、刘原渌、姜国霖、孙景烈等10人。
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摘抄钮琇的《觚剩续编·淄川小圣人传》：“淄川孙先生，名若群，学赡品端，言动有则，乡里咸称为小圣人。早岁成进士，谒选京师。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训其子彦方。处以广厦，坐不易床。供以丰肴，食不兼豆。虽隆冬盛
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孙有二子已就童试。适是时，山左学使者与司寇有旧，将为之地，而未详二子名，屡欲请之，惮其严正，终不敢发。先生端居缄默，遇有问难，辄指画谈议，衮衮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门与辇下诸子，以制艺就正者，一一评骘，务惬其隐。而运之菀枯，年之修短，皆能于文预决之。康熙癸丑，出为交城令，携家以行。既而遣其子归淄就婚，课以书艺，忽警叹曰：‘嗟呼！吾子其不返乎？’泫然而别。归未匝月，忽无故自缢死。治交多异政。秩满，迁蜀忠州牧，卒于官。迄今过其故里，询孙姓名，或不尽识；询‘小圣人’，无不识也。”
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记载：“同时有孙先生若群者，淄川人也。少励品学，言动皆有则，乡里称‘小圣人’。早岁成进士，谒选京师。任侍郎克溥延之课子，坐易易床、食不兼豆；虽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见大宾。侍郎知其二子应童子试，时山左学使与侍郎交善，将为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屡欲问之，惮其严，终不敢发。喜评骘，穷通寿夭皆能以文决之。康熙癸丑，知交城县事；遣其子归淄就昏。去后见其近作时艺，叹曰:‘吾子其不反矣！’归后竟卒。治交多异政；秩满，迁四川知州。卒于官。”
陈康祺的《郎潜纪闻》记载：“淄川孙若群，学赡行端，言动有则，乡里称为小圣人。早岁成进士，谒选京师，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课子，坐不易床，食不兼豆，虽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见大宾。司寇知其二子应童子试，时山左学使与司寇交善，将为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屡欲问之，惮其严，终不敢发。康熙癸丑，出知交城县，治多异政，秩满，迁四川某州知州。”
以上有关孙若群的传记，有详有略，重点有所侧重，但内容大同小异。遗憾之处是对孙若群的著述及学术观点没有表述，致使后人无从得知孙若群的学术思想。
据山东大学邹宗良教授考证（《蒲松龄研究丛稿·蒲松龄与淄西沈氏》）：《乡园忆旧录》说孙若群由山西交城知县升任四川忠州知州，与孙若群履历存在差误。查阅雍正《山西通志》卷八十一《职官九》，孙若群出任交城知县在康熙十二年（1673）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光绪《云南通志》卷一百二十八《秩官志二之十一》，在云南府晋宁州知州下记载：“孙若群，聊城人，进士，（康熙）二十二年任。”《云南通志》虽然把孙若群的籍贯错记为山东聊城，但与《淄川县志》相印证，其自山西交城知县升任云南府晋宁知州则是事实。笔者揣度，邹宗良教授可能没有看到过《般阳孙氏族谱》，因为族谱明确记载，孙若群官至“云南晋宁州知州”。
康熙十七年（1678）前后，蒲松龄在淄川西部沈家河村沈天祥（字燕及）家担任私塾先生。当时沈天祥之女与孙若群的孙子缔结婚姻，蒲松龄替沈天祥写了《为沈燕及复孙公焕启》。书信末尾有“喜酬瑶函，拜发鸾书”之句，想必是孙家向沈家索要女方的生辰八字，沈家应允婚事，答应发送女儿的生辰日期，请蒲松龄代笔，回信答复。据《般阳孙氏族谱》，孙若群有三子，分别是：长子，予什，生员；次子予佺，生员；三子予伸，武生。不知是他的哪个儿子与沈家结为儿女亲家。
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摘抄《觚剩续编·淄川小圣人传》后感慨：“今亦无知‘小圣人’者，非玉樵记之，不几湮乎？”说如果没有钮琇的《觚剩续编》记录孙若群的事迹，现在就没有人知道孙若群的事迹，那么孙若群就会淡出人们的记忆，几乎没没无闻了。
王培荀于道光元年（1821）中山东乡试第四名，道光十五年（1835），适逢朝廷六年一度的“挑场”，遂以“孝廉方正”获大挑一等，始任四川荣昌知县，之后开始编写《乡园忆旧录》。这也就是说，王培荀感叹淄川人人不知“小圣人”时，距孙若群去世，已经150多年了。一个半世纪，足够埋藏很多记忆，人们早已忘却了这位“小圣人”；现在，一个半世纪又过去了，人们连淄川出过“小圣人”这件事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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