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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１９６９年陈寅恪与夫人死于中山大学，次年台湾即举行了追思会，主持者俞大维正是陈寅恪的表弟兼同学。十年后，陈寅恪文集由蒋天枢整理出版。八十年代初，余英时读到《柳如是别传》与《陈寅恪诗集》，在《明报》开始探讨陈寅恪晚年心境。柳斯奋受胡乔木委托，化身为“冯衣北”在《明报月...
１９６９年陈寅恪与夫人死于中山大学，次年台湾即举行了追思会，主持者俞大维正是陈寅恪的表弟兼同学。十年后，陈寅恪文集由蒋天枢整理出版。八十年代初，余英时读到《柳如是别传》与《陈寅恪诗集》，在《明报》开始探讨陈寅恪晚年心境。柳斯奋受胡乔木委托，化身为“冯衣北”在《明报月刊》上与余英时商榷。余英时后将此时的文章结集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后者也将两人商榷的文章合为《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八十年代末，中山大学也曾举办过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论文集，但似乎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真正让公众了解到陈寅恪的是九五年十二月出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部书通过调查中山大学的档案与知情人的口述，编织了一部民国知识分子的挽歌。这部书中哀婉的文笔与煽情的语言，使人们对于陈寅恪产生了无比的同情。历史认知网书店趁机再版了《陈寅恪文集》，诱发了新世纪人们对于陈寅恪的热情。公共媒体以谈论陈寅恪为时尚，致使易中天专门就此撰文《劝君莫谈陈寅恪》，对媒体热炒陈寅恪加以针砭。
从学术界走向公众，陈寅恪不再仅仅是一名中古史学者，更加成为一名倡导“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公共知识分子，人们对于他的热情也从读其文集转向关于他的周边及八卦。既有出版界的炒作，又有传媒的宣传，对于陈寅恪来说，未尝是一件幸事。在鱼龙混杂的出版中，依然会有陈寅恪研究的作品问世，最早有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蒋天枢的《陈寅恪编年纪事辑》，近些年出版的卞僧慧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以及手边这本《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这些书从各个方面，对于陈寅恪的平生、诗文进行了探讨，对于深入了解陈寅恪有很大的帮助。
从读余英时的《论士衡史》关于陈寅恪的论述，阅读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到阅读陈寅恪文集，掐指算来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中，陈寅恪的形象逐渐分裂为倡导“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笃守书斋的学者形象，前者广为媒体传唱，后者则为学者们不断梳理出的历史。随着研究的深入，陈寅恪身上的光环也逐渐淡去。那么，陈寅恪对于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通过跟随他游学的步伐慢慢了解。
陈寅恪的西游记
如果说玄奘西游，带回了中印两国交流的美谈的话，那么陈寅恪及同时代留学运动，对于中国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从晚清曾国藩李鸿章洋务运动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其中著者有严复、辜鸿铭等学者，他们不仅带回了军事技术，更带回了现代政治学说。这些学说对于晚清政治变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影响到了新一代的留学生，在借助美国庚子返款，有更多的中国青年能够到新大陆游历。在这其中就包括了陈寅恪这一代学者。陈怀宇根据他们在海外留学的档案记录，跟随陈寅恪求学的步履，重新考察了二十世纪初欧美高校学术的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留学生们产生的影响。因此，他的目的就不仅在于对陈寅恪个人学术的评论，更试图“将其背后生产的历史文化背景揭示出来”。
“寅恪作古已四十余年矣，其生平行事涉及亚、欧、美三大洲，一生学术兴趣与取径亦颇多转移，欲从中条理出所谓单一之系统，虽有可能，但并无必要。因此本书也不预先设立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框架，这样每一章亦不必削足适履放入一特定框架之中。”（导论００５）
既然，陈怀宇不准备将陈寅恪作为整本书的传主，而是以其游历作为线索，考察二十世纪欧美学术界的境况，那么就不可能将其学术视为单一的系统，而是根据陈寅恪自身的经历与交往，随时进行考察与反思，因此这本书从整体上看是缺乏整体系统的。具体的章节，也不过是对于陈寅恪具体交游和学术关怀的探讨而已。
再取佛经
陈寅恪早期研究的重心在于中印佛教的比勘，通过对比不同语言版本的佛经，来探讨中印文化交流的实况。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来自于清代学术的传承，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欧洲汉学的传统。因此，尽管陈寅恪留学欧美，但是其关注研究的重点则仍然在东方——中国。这让他既与晚清的严复、辜鸿铭不同，也与后来的胡适、冯友兰有很大的差异。那么，陈寅恪到西方取的是什么经呢？
“在他看来，伯希和学术有两大特色，一是娴熟使用各种东方语言，这是法国汉学奠基人雷慕萨留下的传统；二是批判地辨别史料。”（第二章 ，恪与德国早期学术联系新证，７７）
这里虽然是陈寅恪评论伯希和的学术路径，但是不妨看作他对于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总结，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陈寅恪所接受的学术训练的传统。我们回过头来看陈寅恪的研究思路，也许会有很多启发。
“寅恪正是从印欧比较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问）入经学（佛教文献学）再入史学（佛教文化史），只不过他以现代的“小学”入现代“比较校勘学”，而进入现代史学，所以从提出问题假说，到论证问题，提出解释，更显得视野宏阔、论证严密。当时能做出很高成就的学者都是能将吾国传统之旧学和西洋传人之新学衔接起来并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学者，王国维如此，寅恪也是如此。”（第三章东方学、西学与历史学： 陈寅恪的学术世界，１１３）
这里陈怀宇描述陈寅恪学术的路径，不妨可以与伯希和相对比，所谓印欧比较语言学或者现代“小学”，都是指能够娴熟使用各种东方语言。至于所谓的现代史学即是指批判地辨别史料。可以说，陈寅恪从欧洲学习的正是伯希和所倡导的法国“汉学”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伯希和与陈寅恪并没有接受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即没有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于历史进行诠释。因此，陈怀宇将伯希和的“汉学”与清代学术传统进行比附是不错的，但是将其作为现代史学则不免张冠李戴。
取经的另一面
陈寅恪在欧洲取回了汉学传统之外，还接受了德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并不为人所知。陈怀宇独具慧眼，比较了德国赫尔德与陈寅恪的史学。这个见解是独到的，但是陈怀宇并没有将其中的底蕴挖掘出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中国史研究缺乏对于西方理论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德国文化所特有的传统。陈怀宇曾对国内赫尔德研究加以评述，认为国内缺乏相关的研究。从这点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并不熟悉国内西学研究的情况，特别是对于德国浪漫主义的研究。仅举一例，八五年刘小枫在北大的硕士论文《诗化哲学》中，就曾经对于德国浪漫主义进行过介绍与评述，其中就有关于赫尔德的内容。另外，伯林的《反潮流》和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国内均已翻译，其中都有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评述。但是在陈怀宇的综述中并没有看到，这样就影响到他对于赫尔德及其所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史学的理解。
赫尔德倡导的浪漫主义史学，其实是面对英法启蒙运动产生的反动，后者高扬理性和文明价值，试图以此来改造世界。赫尔德则根据卢梭浪漫主义观念，提出了相对文化观念，理性与文明观念指向的是物质文明，而文化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这一观念继续发展出相对史观，即不同时代与不同民族均具备高度的文化，却不一定拥有高度的文明。他这种比较文化观通过对于希腊和德语的赞颂来完成，在二十世纪影响到了文化人类学。在这里，我们不妨追问这与中国研究何干？
“他（陈寅恪）仍主张学术乃与民族文化之存亡紧密相连，毕竟如他所说，中国学者乃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发扬学术，乃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这又与标榜纯粹客观之欧洲近代东方学者之志业区别开来。寅恪先生在其学术论著行文之中，可见其此种微妙心理。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客观问学；另一方面，他在写作形式和风格上刻意追求传统特色。他对域外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有一方面欣赏借鉴，一方面却有民族自尊上的不甘心。”（导论１０）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陈寅恪深受德国文化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她接受了法国汉学中理性主义的传统，但是在文化观念中，则不免透露出接受德国文化观的影响。即区分文明与文化，前者可以通过理性来研究，而后者则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特征，试图将客观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结合起来，这就是赫尔德影响下产生的比较文化观的影响了。可以说，德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在哲学上力图阐释的德国文化特征的心态，也影响到了陈寅恪将其运用到中国文化的探讨上来。
汉学征服中国
翻开二十世纪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出占据舞台中央的恰恰是陈寅恪以及同时代的海外留学生们，他们开创了民国学术史的新篇章。这种欣羡促使当下的我们继续派遣留学生“群趋东邻受国史”，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虽然，胡适对此曾有《非留学篇》，提出留学的目的就在于终止留学这种行为。但是，我们看到直至今日留学运动方兴未艾，这对于百年前的留学生来说不啻是一个讽刺——他们并没有终结留学，反而成为了现代留学生的榜样。这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在海外究竟学了什么内容呢？陈怀宇通过陈寅恪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的一个背影。
“有些中国学生后来学成回国，与寅恪齐名。１９１９年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包括陈寅恪、俞大维、林语堂、张歆海、顾泰来、吴宓、汤用彤、韦卓民、洪深九人，这九人均是学有所成的知名人物；而这之前有１９１８年毕业的赵元任，之后有１９２０年入学的李济，这真是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第一章 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４４）
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纷纷成为国内学术界的领袖，成为各个高校的校长，成为引领时代风气者。
“前述九人之中只有寅恪未拿学位，俞大维、张歆海两人分别拿到哲学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他人则拿到硕士学位。其中九人之中张歆海、汤用彤、韦卓民三人后来分别担任过光华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华中大学校长。林语堂１９５４年曾被新加坡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但未赴任。”（第一章 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４４）
似乎可以说，这些这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不仅仅在学术上对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暗示国内的学子，只有通过洋科举才能真正飞黄腾达。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是巨大的，尽管这些留学的学者尝试用在海外学习到的文化观念来论证自身文化的价值，但是却无法改变国人对于洋学术的崇拜。这就好像对于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无法改变传媒对于陈寅恪形象的塑造一样。那么，在西方取回了“汉学”与“文化史观”的陈寅恪，真的将理性和文化自信带给国人了吗？我想，陈怀宇这部著作并没有带给我们答案，或者依然再重复着陈寅恪及其同时代留学生的悲剧。人们所期盼的陈寅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事实上陈寅恪更像是一部悲剧，现代留学生们依然代代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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