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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杭州老虎洞窑瓷片堆积坑说起1996年至2001年间，考古工作者对杭州老虎洞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龙窑窑炉、素烧炉及一些工场作坊遗迹等，特别重要的是清理了20余个瓷片堆积坑。老虎洞窑址的瓷片堆积坑是极富特色的一种处理窑场残次品的方式，大量器物打碎后挖坑掩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烧制品外流。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老虎洞窑址的南宋瓷片堆积坑，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从杭州老虎洞窑瓷片堆积坑说起
1996年至2001年间，考古工作者对杭州老虎洞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龙窑窑炉、素烧炉及一些工场作坊遗迹等，特别重要的是清理了20余个瓷片堆积坑。老虎洞窑址的瓷片堆积坑是极富特色的一种处理窑场残次品的方式，大量器物打碎后挖坑掩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烧制品外流。
纵观我国历代窑址对于残次品的处理方式，一般都是随意倾倒处置，只有在需要对所烧器物严格管理的情况下，才会采用挖坑填土掩埋的方式。公布的考古发掘简报介绍了该窑址的位置、窑炉，窑场建筑物营建非常精致，南宋瓷片堆积坑中出土许多器形很大、造型仿青铜器的宫廷祭祀用器等，综合了诸因素后认为，“杭州老虎洞窑址即是文献记载的南宋‘内窑’窑址，也就是学术界所谓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这样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那么，什么是修内司官窑？营建修内司官窑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修内司官窑始烧于何时？修内司官窑究竟有多长时间的烧造活动？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老虎洞窑址的南宋瓷片堆积坑，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宋代官窑设置考述
南宋《坦斋笔衡》论陶器中有关修内司官窑的记载如下：“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俟矣。” 北宋、南宋朝廷分别在政和年间以及宋室南迁后两次自置窑烧造了分别名为“官窑”和“内窑”的器物，它们遵循了同一种制度。“内窑”由于叶文中指出窑址所处的位置在修内司，所以学术界又称其为“修内司官窑”。
宋室南渡后置建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故京遗制指的就是徽宗时期宫廷规范祭祀礼仪以及 ... 合乎礼制的祭祀用器。从历史文献中可以得知，北宋初期宫廷使用的陶瓷器物最主要的来自于越窑和定窑制品。这些越窑和定窑制品只是一些普通生活用瓷，它们与宫廷祭祀用器无关。宋神宗元丰元年为了表示祀天“尚质贵诚之意”，祭器中部分青铜器如、簋、尊、豆被陶器所替换。需要说明的是，宋代文献资料中提到的“陶器”大都指的是瓷质的祭祀用器。所以元丰元年以陶器替代部分青铜祭器的质地应该是瓷器，且很有可能是定窑制品。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和叶《坦斋笔衡》都谈到由于定窑有芒从而被北宋朝廷认为不堪用。但是无论是在现代考古研究书籍还是史书记载中，都能够找到在北宋中晚期以至到南宋时期，定窑制品中的生活用品同样与诸如汝窑、钧窑制品那样极受统治者青睐或者被用作宫廷装饰陈列用器和赏赐后宫嫔妃用物的描述，如刻有“奉华” 铭文款的汝窑、钧窑、定窑瓷器都是北宋晚期宫廷使用的器物。
元丰元年以后朝廷只是在祭天仪式时“所设簋尊豆改用陶瓷祭器”，到了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设立议礼局后提出除了先前祭天时需用陶瓷礼器以外，以后祭祀感生帝、神州地祗（即祭地）也应使用陶礼器，从而最终确立了宋代宫廷祭天地和配享祖先等礼仪活动中必须使用部分陶瓷礼器的制度，宫廷自置窑烧造陶瓷礼器势在必然。历史上的宋徽宗是个亡国之君，但是在政和年间，宋徽宗罢了议礼局设立兼具制定礼器样式和制造礼器功能的礼制局以后，集中新造了一批仿三代的“新成礼器”（其中应有部分陶瓷祭器）的行为，则是遵循了他“先王制器必尚其象，然后可以格神明”的宗旨。这就是“故京遗制”。
二、南宋修内司官窑的设置年代考证
承袭故京遗制的南宋修内司官窑，其建窑的主要目的亦应该是为了烧制一批陶瓷礼器。那么南宋朝廷究竟在哪一年需要自己置窑烧造礼器呢？宋室南渡初的十几年时间朝廷处于战乱时期，尽管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高宗仍自绍兴元年起先后在绍兴、临安、建康举行了四次每三年一祭的明堂大礼。明堂大礼作为国家重要的宗教活动仪式，必须要使用部分陶瓷祭器，故朝廷在绍兴元年和四年数次下旨越州烧造。关于烧造这些陶瓷祭器的生产窑址，经1998年联合考古发掘，发现寺龙口越窑址就是当时烧造这些陶瓷祭器的窑场。寺龙口越窑址南宋层有两种类型的制品，一种是传统越窑类的仿青铜器式器物和较精美的碗盘类产品；还有一些天青色乳浊釉产品，这种产品的工艺以及装烧 ... 完全有别于传统越窑烧制技术，器形大多是碗、盆、花盆、瓶、鸟食罐等。北宋晚期越窑已经全面衰落，但是还有个别窑场在烧制一些粗劣的民用产品。从绍兴元年四月礼部上书到九月十八举行明堂大礼一共只有近五个月的时间，朝廷不可能要求窑工采用一种全新工艺来烧制祭祀用器，只有利用现成的窑炉，采用越窑传统烧制 ... 才是最便捷可靠的。由于这批礼器样制是采用三礼图样式，所以高宗以及朝廷一些官员纷纷指责不合古制。绍兴四年八月三日高宗曰：“事天以诚为主，如器用陶匏之类，贵其质也，若惟事华丽，恐非事天之本”，由此看来，绍兴元年以来越窑寺龙口窑场 ... 的礼器纹饰繁复，与徽宗时期的新成礼器的样式断然不符。史书记载从高宗绍兴元年到绍兴十年、朝廷每三年一祀国之大典都是采用明堂一种形式，这表明了在绍兴十年以前，时局一直不稳定。在绍兴四年高宗因对祭祀用器制度不合古而耿耿于怀，但是要改造这些祭器的愿望直到绍兴十年也没实现，因此可以认定在绍兴十年以前，朝廷根本无力、无暇自己制窑来烧制陶瓷礼器。
南宋政权真正谈得上较为安定当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左右。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议和成功，特别是在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亲自至浙江临平迎回生母韦太后以及徽宗梓宫以后，宋金关系彻底缓和。臣僚们在绍兴十二年提议的“来岁举行郊天（即郊祭）之礼”的意见应该得以实施。“郊祭”不同于“明堂”的形式，它是在国之南郊设坛举行祭天的一种仪典，所需的祭器有别于“明堂”使用的那种，必须重新 ... 一批。这次绍兴元年以来的第一次“郊祭”对于南宋政权来说意义重大，但是要准备这次郊祭的祭祀用器同样面临绍兴元年那样一种时间紧迫的局面。《中兴礼书》记载这次郊祭所用“陶器由平江府烧造”，然而，平江府自唐以来就不是重要的瓷器产地，至今在平江府辖地内也未发现重要的青瓷器窑址。但是平江府却是砖陶制品的生产地，所以关于这批陶器的质地似乎有探究的必要。另据《续资治通鉴》记载绍兴十三年“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有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 似乎这次郊祭凡是应用铜 ... 的祭器最后皆以陶来代替了。“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这段话许多人将它理解为是南宋政权为了节俭的缘故，但是查找资料可以发现并不如此。如绍兴四年 ... 的明堂祭器就包括了铜、铁、竹木、陶瓷等等，可见绍兴十二年以前的几次明堂大礼基本上还是遵循北宋时期的习惯，使用各种材质的礼器。使用部分陶瓷礼器遵循的是事天尚质的古礼。但是《中兴礼书》这段话是绍兴十三年的特殊事例，几千件原该由铜 ... 的祭器权以平江地区的陶制品所替代了。
绍兴十三年十一月郊祭刚结束，太常博士刘进言：“国之大事在祀。……今时方中兴……望明诏有司讲求祀典，凡不可阙者，并先次复旧，其他以次施行。”从刘的上奏可以得知，南宋政权是从绍兴十三年左右“时方中兴”并且把恢复旧制的国家祭典作为“中兴”的一个重要内容。果然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高宗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在调集了各部门相关人物成立礼器局以后，立即开始了 ... 礼器的工作，并在绍兴十四年七月命有司改作祭器，三年乃成。关于这三年来围绕 ... 礼器的相关内容史书中记载较为详细，从这些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为了 ... 这批依政和六年徽宗皇帝明文诏书已行旧制的新礼器。第一，朝廷为此成立的礼器局除了调集懂礼器的门下省、户部官员段拂、王以外，还有修内司的王晋锡且由王晋锡负责制造。二、除 ... 郊坛使用的礼器外还有供太庙用的祭器，这些祭器除了其他材质以外，强调部分祭器须用陶器。三、为了存放这批新礼器除扩充了太庙建筑以外还设立了祭器库。四、新礼器在绍兴十六年全部 ... 完成，考古制度严格，高宗极为满意。这批新礼器存放在太庙和祭器库中，需要时随时取用。直到南宋中期的赵彦卫在他所著《云麓漫钞》还写道“今之太常所用祭器雅乐，悉绍兴十六年礼器局新造”。新礼器的 ... 时间整整延续了三年，就大规模 ... 礼器方面，南宋文献唯一记录了在这三年中烧制这批新礼器的详细情况，以后南宋时期的所有历史文献中，再也没有像这样兴师动众大规模制造礼器的记录。如果南宋时期朝廷有必要自己置窑烧制陶瓷祭器的话，这三年是最恰当的，而老虎洞窑址的那几个浅浅的用土覆盖填埋的瓷片堆积坑则是这次朝廷烧制祭器活动过程的真实纪录。
三、对修内司官窑停废的推测
叶《坦斋笔衡》“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 很可能是指在绍兴十四至十六年南宋宫廷烧造祭器（其中应有部分生活用瓷）这件事。在完成了这项任务后，宫廷没有必要再自行管理如此一座动员朝廷许多部门、花费大量精力、财力的窑来专门烧造其他生活用器。
南宋初期朝廷对于生活用瓷的使用性质不一定像今人想象的那么等级森严，如笔者见到两件釉下刻篆体“进”字款的南宋越窑器物残片，“进”字笔迹一模一样应该出自同一人之手，但是一件碗底由工匠后刻上“≡≡”(坤)字即坤宁殿用物；还有一件器盖后刻“清河”字款很可能是绍兴十二年被封为清河郡王的张俊府第用物。
所以在集中精力烧造完新礼器以后，宫廷所需生活用瓷完全可以采用由下一级官府管理的专为官府烧制陶瓷器物的窑场来解决，于是就有了“后郊坛下别立新窑”这一说法。《中兴礼书》有这样一段记载“（绍兴）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工部状，据辖军器所申，契勘见承指挥，添修太常寺景钟等，数内铜钟祭器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三件，缘上件礼器原系礼器局制造，今来除铜器、竹木器，本所差人编检相验可以添修外，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付乞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这段记载中由于有“见委临安府添修”，所以往往被作为在绍兴十九年以前修内司官窑还没有建立的依据。但是也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由于此时“修内司”内窑以及为烧制新礼器成立的机构已撤销，所有这三年来烧造活动的废品也已被挖坑填埋处理干净，只好下令其后朝廷另立的属临安府管辖的“郊坛下新窑”来烧造。由于两窑成立的目的以及主要烧造物不同，所以与（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相比较，后郊坛下“‘新窑’大不俟矣”了。
摘自：《收藏界》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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