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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封建帝王、官僚都是依靠压榨农民来维持寄生生活，他们没有根本冲突。封建帝王的第一要务是防止有人篡夺天下，而吏治的贪与廉并不马上影响到统治。因此封建时代惩治贪官总是前紧后松，雷声大雨点小。 历朝历代都有贪官，如何惩治贪官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古代社会在政...
封建帝王、官僚都是依靠压榨农民来维持寄生生活，他们没有根本冲突。封建帝王的第一要务是防止有人篡夺天下，而吏治的贪与廉并不马上影响到统治。因此封建时代惩治贪官总是前紧后松，雷声大雨点小。
历朝历代都有贪官，如何惩治贪官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制度上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设置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僚体系。为了保证这套庞大的官僚机器正常运转，历代统治者总是从文武两方面入手加以整治，来防止各级官员因受贿贪污、巧取豪夺而吃得太饱。
让贪官们胆战心惊的“皮场庙”
武的一手起源很早。据说在舜时创立的五刑中就有“鞭作官刑”。从云梦出土的《秦律》来看，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处置也极严。顾炎武《日知录》卷五总结了历代惩贪的法律：两汉对贪官赃十金以上均处以“弃市”刑，即在闹市中执行死刑后将犯人暴尸街头，并规定其子孙不得为官。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规定“贪赃三匹者皆死”。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宋朝发誓不杀士大夫，可是对贪官赃吏仍处以“弃市”。元朝也对赃吏“轻者杖决，重者处死”。
历史上惩治贪官最有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出身寒微，深知贪官赃吏欺压百姓、激起人民强烈反抗的道理，因而对赃官处罚极其严酷。据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写的《草木子》记载：“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高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叶子奇本人就曾被牵连下狱过，对这场面有亲身经历，大概不会吹牛。如此看来，明初官府是一文一武、一德一威，双管齐下，官吏们胆战心惊，政治还算比较清明。
明朝陆容写的《菽园杂记》中说到一个太仓老和尚智暕谈明初：“洪武年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认为，明初“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乎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而上哉”！他认为洪武时期简直比得上“文景之治”，比“贞观之治”还要好很多。
戒石铭成了各级衙门的点缀
在文的方面，一个主要的举措就是颁布种种“官箴”，告诫官员要廉洁自律。
对官吏颁布种种劝慰、勉励的箴文，其由来很早。《尚书·商书·伊训》就有“儆于有位”的说法。据考古发现，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的竹简中，就有一篇叫“为吏之道”，告诫官员要做到“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这“五善”。清代史学家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七考证了汉代以后一些著名官箴文本，比如汉代扬雄写的《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以后崔骃、胡广增写的《百官箴》。而隋初隋文帝的宠臣何孚，在龙州当刺史的时候，写过《刺史箴》，刻在州衙大门外的石碑上。
后世流传时间最长、传播地域最广的就是所谓“戒石铭”了。它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主孟昶（９３４—９６５在位）所撰写的，颁发给各地州府，要求刻写在衙门里树立的石碑上。当时全文共二十四句，九十六个字：“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所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
以后北宋灭了后蜀，宋太宗赵匡义又从这个戒石铭里选了四句十六个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亲自抄写并颁给地方官吏。到了南宋高宗时，又再次命令诗人黄庭坚书写这个戒石铭，颁发到各州县，要求刻石后放置在“座右”。
从此这十六字铭文就被一直沿用，经历了宋、元、明、清四朝，长达七八百年。明太祖朱元璋又命令将刻写了戒石铭的石碑，树立在各级衙门大堂院落的中央，让长官在坐堂审案时抬头就会看见这块戒石。以后这块石碑就一直是各级衙门大堂的主要点缀。
为何封建时代惩治贪官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古代朝廷用这软劝硬逼的两手整顿吏治的目的，一是要官吏们依法守法，不要过度剥削、超越朝廷尺度，避免出现“土崩”的现象，防止迅速激化阶级矛盾。二是要避免官员腐化堕落，使封建官僚行政体制不能正常运转，造成上下隔绝、尾大不掉之势。第三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造成“天子圣明”的思想，传播“好皇帝”的理想。第四，也是“家天下”的守财心理，就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说的“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宋代笔记《北梦琐言》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审理一个赃官，有个侍卫在旁边为那个赃官说好话，李嗣源说：“食我廪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于是不由分说，连赃官带说客一起砍了头。
然而，封建帝王、官僚都是依靠压榨农民来维持寄生生活，他们没有根本冲突。封建帝王的第一要务是防止有人篡夺天下，而吏治的贪与廉并不马上影响到统治。因此封建时代惩治贪官总是前紧后松，雷声大雨点小，最多只是在建朝之初大张旗鼓地搞上几年，以后很快就以“道德感化”为主了。如东汉虽然规定赃官要禁锢其子孙，才过了五六十年，到了安帝时，刘恺援引“《春秋》之义”，“吾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要求停止禁锢。以后就因陈忠的建议废除了这一条。唐宋订立“弃市”之法，但实际很少实行，一般都得以特敕解除。宋朝建立三十多年后就停止实行弃市法，改为流放。而杀贪官最起劲的朱元璋一死，“皮场庙”、“皮囊袋”之类就听不见了，贪赃官仅仅流放而已。到了六十多年后的宣德年间，又改为出钱赎罪，等于宣告无罪了。
另外，作为“道德感化”、劝慰勉励的戒石铭，也遭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猛烈抨击。王夫之在他的《宋论》一书中认为，这个戒石铭是“儒术不明，申韩杂进”的杂种学术产物。他说戒石铭短短的四句话，是要灭绝人间最重要的天道，蔑视士大夫君子的情操，引导百姓丧失固有的忠厚和平的人性，使得老百姓一个个交相争夺、互相怨恨，简直就是一个充满“负面作用”的宣示。首先，戒石铭说官吏的俸禄是民膏民脂，“则天子受万方之贡赋，愈不忍言矣”，那就是将皇帝是最大的吸血鬼这个秘密给说穿了，王夫之说，这简直就是灭绝了人伦天道。其次，戒石铭宣示皇帝“取民之膏脂以奉汝”，就是公开宣称朝廷剥削了人民的血肉膏脂来豢养官吏，那不是在侮辱士大夫吗？“是以谓毁君子之风操也”。再次，这个说法推而广之，小官认为大官和自己一样是吸血鬼，而儿子也可以说老子是吃他的膏脂了，这样就动摇了整套伦常道德，于是民间都要“趋利弃义，互相怨怒”，而人类社会也就变成禽兽群体了。又次，戒石铭又公开了“下民”与官吏谁养活谁的道理，这不是在给“乱民”辱骂攻击官府提供借口吗？这样会导致百姓丧失天生的善良性情，丢掉忠厚和平的性格，都要起来和官府争论。这在王夫之看来是最大逆不道的了。最后，“上天难欺”四个字，正说明皇帝无法控制贪官，而只能恐吓官吏。而且“敬天，而念天之所鉴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责也”，与天打交道的只能是天子一人，怎么可以把这个权力下放呢？因此，王夫之认为，“君天下者，人心风化之所宗也，而可揭此以告天下乎”？可惜他只是个“在野派”，否则一定要将戒石砸烂而后快的。
贪官赃吏一代“胜”过一代
看来，戒石铭与皮场庙都没能阻止历代统治的腐败，而贪官赃吏倒是一代“胜”过一代，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金银化，贪官污吏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行贿、贪污、盗窃、敲诈也越来越方便。
明朝笔记《万历野获编》里总结说，唐宋的贪官，一般的赃物还是以实物为主，除田产外，如“元载（唐代肃、代两朝宰相）胡椒八百斛，蔡京蜂儿三十七秤，王黼黄雀鲊堆至三楹，童贯剂成理中几千斤，贾似道果子库内口糖霜亦数百瓮”。
而到了元明清时代，则以追求金银为主了。《廿二史劄记》里统计说，元朝阿合马利用职权，侵吞大量金银，夺取民产。而明朝武宗时，大太监刘瑾被抄家时，发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称”。奸相严嵩，广受贿赂，他的儿子严世蕃家，“埋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窟，凡十数窟”。后来被抄家时抄出的“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至又数百万”（《明史·奸臣传》）。可这样的贪官比起清朝的和珅来，只抵得一个零头。和珅家产达八亿两白银，抵当时国库二十年收入。（作者郭建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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