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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上所述，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下面以明代为例，说明言官系统的选任、职权，以及言官与朝政的关系。
传统中国为帝制，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但要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并不像孟德斯鸠所认为的“一个单独的个人根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即便被公认是专制皇帝典型的朱元璋，也深切认识到“纲纪法度，为治之本”。
然而，传统中国并不是马克斯·韦伯所总结的“法理型”国家，学界也通常不把传统中国作为法治国家来对待，传统中国更为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整顿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
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近代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
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所谓“钱粮刑名”)，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被现代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重视德行考察，因此，传统中国的律法是从道德规范引申而来。
总而言之，与西方道德与政治分离不同，传统中国是道德与政治合一的，这是理解传统中国官员的基本出发点。
如上所述，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下面以明代为例，说明言官系统的选任、职权，以及言官与朝政的关系。
1、言官选任尤为严格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 *** ，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洪武十三年(1380)，罢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5)，置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都御史与六部长官均为正二品，明人称为“七卿”，都御史下分十三道设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
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成为肃清吏治的重要依凭。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 *** 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从而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
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赅博，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总之，言官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
在选任程序上，一般有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在洪武之后，科举渐成定式，通过科举的考选成为主流，但是，通过科举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根据任期届满进行考核叫“考满”，分三年一考(初考)，六年一考(再考)，九年一考(通考)，同时还有六年一次的“考察”，称为“京察”，考核的标准主要有除革奸弊、伸理冤枉、扬清激浊等，非常完备。
2、言官尽职尽责，对皇帝也不放过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使得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
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能够有人身安全的保障。
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士气高扬，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的明武宗总是想着出巡，言官们堵住宫门，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
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为尽职尽责、替天行道的标志，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至于万历头疼不已，说这些言官是以“卖直”求荣，下令裁抑言官，使得很多岗位出现空缺，同时万历的朝政也就更加腐败，终于导致明王朝亡国。
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比如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对言官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严世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的时候，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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