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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東林黨，留給我們的第一印象便是鐵骨錚錚，慷慨壯烈。「”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東林黨代表了正義的一方。東林黨人是一群以拯救天下為己任的清廉的官員。然歷史上真實的東林黨是什么樣的呢？一、東林黨對明朝稅收的影響縱觀整個明朝，由於朝廷制度的原因，可以說是嚴重的重農抑商，這也造成了明朝的財政主要以農業稅為主。隆慶四年（1570）年左右，明朝每年的財政收入
東林黨，留給我們的第一印象便是鐵骨錚錚，慷慨壯烈。「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東林黨代表了正義的一方。東林黨人是一群以拯救天下為己任的清廉的官員。然歷史上真實的東林黨是什么樣的呢？
一、東林黨對明朝稅收的影響
縱觀整個明朝，由於朝廷制度的原因，可以說是嚴重的重農抑商，這也造成了明朝的財政主要以農業稅為主。隆慶四年（1570）年左右，明朝每年的財政收入約為3078萬兩，而其中農業稅占比高達81%，工商雜稅只占總收入的12%。萬歷年間，張居正改革稅制，開始逐漸加重工商稅的征收，然而由於東林黨人的干涉，工商稅先後三次被廢。
1、張居正去世：工商稅一次被廢。萬歷初年，張居正主持改革，而稅收方面的改革重點，就是加大了工商稅的征收。這極大的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這種情況下，東林黨開始形成。張居正死後，東林黨人開始對其進行清算，張居正一派官員遭到嚴重打壓，清算完畢後東林黨人立即廢除了張居正的稅收制度。
2、萬歷皇帝去世：工商稅二次被廢。張居正稅收制度被廢除後，萬歷皇帝明顯感覺到了國庫的緊張，因此仍然想方設法的從江南征收賦稅，但由於遭到掌管外庫的戶部阻撓，萬歷只能將征收工商稅的人物交給內庫。這便是所謂的萬歷皇帝貪財之謎，而實際上，萬歷三大征所用的錢，大部分是由內庫的工商稅進行支撐的。而在紅丸案、移宮案之後，東林黨開始在在萬歷死後再次把持朝政，掌權後的他們立即逼迫泰昌廢除了各地工商稅收，再次導致國庫開始吃緊。
3、魏忠賢去世：工商稅三次被廢。由於當時遼東戰事吃緊，空虛的國庫根本無法應對巨大的軍費開支，於是魏忠賢出現了，他再次開整工商稅，使得國庫又開始充足起來。然而好景不長，天啟皇帝死後，在崇禎皇帝支持下魏忠賢迅速倒台，東林黨再次掌權。於是工商稅再次被廢，至於遼東戰事吃緊，則是怎么省錢怎么搞，再加上將領的層層盤剝，導致遼東缺餉愈演愈烈，甚至激起兵變，而東林黨則將責任全部推到了遼東軍官身上，指責其貪污軍餉、指揮不當。
二、東林黨撤銷監察機構，官員貪污現象加劇
天啟皇帝駕崩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迅速倒台。至天啟七年（1627年）十二月，閹黨基本被清算一空，於是崇禎帝組建了一個全新的，以東林黨為首的內閣。東林黨人認為東廠等特務機構對官員的監察，就是對他們道德操守的嚴重懷疑，是對善於「 ”修身”的讀書人的一種侮辱，於是在這個全新內閣的建議下，崇禎撤銷了東廠這個最大的監察機構。緊接着，東林的「 ”君子們”再次向皇帝建議，應該撤銷分派往各地的其他監察機構和監察太監，例如各省的河道太監、茶稅太監等。
我們以河道衙門為例：早在嘉靖皇帝時期，由於當時洪水泛濫，嘉靖皇帝懷疑河道官員貪墨治河工款，於是派遣太監監督河工，這種監察讓各地官員「 ”深惡痛絕”，於是隆慶時期便被廢除。而在萬歷皇帝親政後，他不但重新派遣太監監督各地河工，甚至還予以了加強，要求各地河工款項一律要交由太監過目，甚至規定，一旦出現洪水，則立即處死監督太監。
這個做法極大的「 ”激發”了監督太監的工作熱情，這再次遭至了東林官員的憎恨，於是天啟朝後河道太監再次被廢。直到魏忠賢掌權之後，河道監察太監制度才再次恢復，不過隨着魏忠賢閹黨的失勢，這項制度再次被廢。
河道監察太監的被廢，直接導致從天啟元年開始到天啟六年魏忠賢掌權之前，全國上下河道修繕基本荒廢。而在崇禎撤回河道監督太監開始到李自成攻破京城為止，十七年間河道的修繕再次被荒廢。
三、明末農民起義同樣與東林黨人有脫不開的干系
明朝滅亡，除了遼東與後金的戰局不利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末天下各處的農民起義，而農民起義的全面爆發，同樣與東林黨人密切相關。
1、工商稅的減少導致西北農業稅加重，百姓苦不堪言。明末時期，南北發展差異巨大，北方依舊主要以傳統農業為主，而南方的工商業則極為發達。而由於進入崇禎年間工商稅再次被廢除，且各地稅監被撤回後，導致朝廷茶稅、礦稅、海關稅等稅收急劇減少，例如到崇禎十年（1637年），僅浙江一省的茶稅就從萬歷、天啟年間的二十萬兩降到了每年十二兩白銀。
明末由於小冰河時期的影響，天災不斷，再加上遼東戰事緊張，朝廷處處要用錢，導致國庫極為緊張。於是朝廷支出的重擔就壓在了農民身上，農業稅從張居正時期的二百萬兩，一直攀升到崇禎十二年的兩千三百萬兩，這還是在各地大災小災不斷的情況下，這導致北方百姓尤其是西北百姓苦不堪言，簡直到了賣子賣女也交不起稅的地步，百姓活不下去，豈能不造反。
2、不見「 ”開源”，只見「 ”節流”，基層小吏苦不堪言。解決朝廷財政困境，通常采取以「 ”開源”增加收入，以「 ”節流”則是節省開支兩種 ... 。然而到了崇禎朝之後，東林黨人不僅沒有「 ”開源”，還把原來「 ”開源”的各種稅收搞沒了。於是，兩策變成了一策，朝廷只能通過節省開支來維持運轉，然而即使「 ”節流”，東林黨人也不願觸及自己的利益。
在東林黨人的主持下，「 ”節流”被加在了基層小吏身上，例如驛站制度的改革，精簡驛站支出。於是原本為銀川驛站驛卒的李自成就這樣被裁撤掉了，欠下錢財的他丟了工作，無奈之下殺死了債主舉人艾詔和與他人通奸的妻子韓金兒，和侄子李過一起投軍，又因為官兵克扣軍餉，最終走上了造反之路。
四、明朝的財政危機與財政制度
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征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
1: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只得降而復叛。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至於後期加征「 ”遼餉”、「 ”剿餉”、「 ”練餉”等「 ”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至於最後「 ”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
至於有人所說崇禎內府有千萬兩巨銀，實屬無稽之談，已被鑒為訛傳，不必再辨。即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余財，何須要百官「 ”納捐”？最終延誤調兵。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現有可靠史料也證明，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明代的財政危機為何此般嚴重，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消失，即軍屯體系的破壞。明初的軍屯體系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
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余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余萬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而不幸的是，軍屯體系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 ”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着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系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獲。），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 ”打不起仗”的憂慮。
2:「 ”萬歷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嘩變，遍及各地軍衛。
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 ”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設想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在天啟、崇禎年間體現。
明朝是中國古代後期的一個重要的中原王朝，它滅亡的原因較為復雜，明王朝所患的病症是綜合性的。正如黃宗羲後來悟出的道理一樣，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復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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