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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国韩非子说：「”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西汉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唐代杜甫说：「”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北宋王安石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近代梁启超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商鞅中国历史上对于商鞅及其学说、政策的评价不一而足，褒贬不一。商鞅出生于卫国一个没落的宗室贵族家庭，姓公孙，人们称他为公孙鞅或者卫鞅
战国韩非子说：「 ”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 西汉司马迁说：「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唐代杜甫说：「 ”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北宋王安石说：「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近代梁启超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商鞅 中国历史上对于商鞅及其学说、政策的评价不一而足，褒贬不一。 商鞅出生于卫国一个没落的宗室贵族家庭，姓公孙，人们称他为公孙鞅或者卫鞅，后来因为他在河西之战中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卫国，秦孝公把商这个地方赐给他，封号「 ”商君”，因此后人就习惯上叫他商鞅。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通过改变礼制来教化百姓，但是他又担心百姓议论、批评他，所以犹豫不决。 一天，秦孝公召开朝会商议变法事宜，来到秦国的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面对秦孝公的犹豫，商鞅斩钉截铁地说：「 ”您应该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怕天下人议论您。况且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可以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可以使百姓获益，就不必遵循旧有的礼制。”由此，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同时，商鞅针对甘龙、杜挚反对变法的意见，提出了「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也就是，商鞅认为，礼制和法令都要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这就为变法的实施提供了舆论基础。 公元前356年，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第一次变法。 在变法前，为了取信于民，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诺：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就奖励他十金。商鞅见围观的百姓只是叽叽喳喳地议论，却没有一个人上去扛木头，于是把赏金增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个人抵挡不住巨额奖金的诱惑，面对可能被戏耍、被嘲笑的结果，把那根三丈长的木头从南门扛到了城北门。商鞅立即奖励了他五十金。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 ”徙木立信”的故事。当时，通过这一举动，商鞅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威信，大家开始相信，商鞅变法是动真格的，令行禁止，任何人都得遵从，没得商量。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实行连坐之法”，使得秦国日渐强大起来。 商鞅在秦国执政近二十年，使一度被称为「 ”以夷狄视之”的秦国跻身强国之列。 但商鞅变法也严重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在秦孝公的庇护下，商鞅尚能于政治舞台上施展拳脚，大放异彩。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商鞅最终难逃被车裂、灭族的命运。 商鞅虽然被诛 ... ，但新法并未被废除，后世秦国君主仍然多遵循其法，这也使得秦国逐渐在诸雄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 商鞅变法，被历代改革家们视为变法成功的典范。而商鞅本人也被称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商鞅将「 ”法”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 ”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他抨击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 ”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 ”先王之教”；他提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懂；他主张以法官、法吏为师，给百姓解释法令，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体内容。 不过，商鞅法治思想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这也是司马迁、贾谊、杜甫、朱熹等人批评商鞅的根源。 在商鞅看来，国家和民众是对立的，民富国便不强，国强民便不能富，如果想强国，就要让百姓保持贫困。 商鞅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统称为「 ”六虱”，他认为，只有保持贫困，百姓才会有奋进的力量，因为一旦富裕起来，百姓就会琢磨些奇技淫巧，就会去追求「 ”六虱”，而这些是不利于国家的强大的。 商鞅主张严刑峻法，他的法令是建筑在压制百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凡是政令、法令，都是不容置疑的，百姓们不得 ... 、不许议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风云人物也在时间的长河之中，沉沉浮浮，却从来没有被抹去、被遗忘。历史总能以它独特的厚重与深远，给我们最好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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