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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東歷史名人是指出生於我國山東省的歷史名人，山東省歷史上名人輩出，是儒家創始人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山東人常以與聖人同鄉爲榮，酷愛自己的家鄉。山東不乏剛勇之人，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路，就以勇敢著稱。《論語》記載：子路問孔子：君子應該不應該崇尚勇敢？孔子回答：君子崇尚勇敢沒錯。歷史上最早被稱爲山東好漢的人是秦瓊秦叔寶，近現代山東著名的人物有抗日戰爭期間爲國捐軀的國民黨上將級軍官張自忠等。春秋時期有：齊國大夫
山東歷史名人是指出生於我國山東省的歷史名人，山東省歷史上名人輩出，是儒家創始人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山東人常以與聖人同鄉爲榮，酷愛自己的家鄉。山東不乏剛勇之人，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路，就以勇敢著稱。《論語》記載：子路問孔子：君子應該不應該崇尚勇敢？孔子回答：君子崇尚勇敢沒錯。歷史上最早被稱爲山東好漢的人是秦瓊秦叔寶，近現代山東著名的人物有抗日戰爭期間爲國捐軀的國民黨上將級軍官張自忠等。
春秋時期有：齊國大夫晏嬰；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者孔子；他的學生曾子；兵家孫武；
戰國時期有：名醫扁鵲；哲學家子思；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創始人墨翟；建築工匠魯班；圍棋名手弈秋；軍事家孫臏；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學孟子；思想家_樑赤;
漢代有：醫學家淳于意，其女兒使廢肉刑的緹縈；西漢今文《尚書》的最早傳授者伏生；文學家東方朔；經學家匡衡；文學家韋玄成；農學家汜勝之；文學家孔融；經學家鄭玄；哲學家仲長統；文學家王粲；文學家劉楨；天文學家劉洪；
三國時期有：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經學家、訓詁學家、鄭玄弟子孫炎；
晉代有：數學家張邱建；文學家羊祜；玄學家王弼；文學家左思；書法家王羲之；
南北朝有：無神論思想家、天文學家何承天；詩人顏延之；文學家鮑照；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文學家溫子升；文學家王籍；思想家、教育家顏之推；名醫徐叔向；醫學家王叔和；史學有崔鴻；農學家賈思勰；
隋朝有：畫家展子虔；
唐朝有：天文歷算學家崔善爲；詩人儲光羲；文學家段成式；
宋朝有：學者胡旦；文學家王禹_；學者、文學家石介；醫學家錢乙；文學家晁補之；醫學家成無己；女詞人李清照；抗金英雄、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
金代有：歷算學家張行簡；水利家王居卿；圍棋名手劉仲甫；古代建橋工程專家王闢之；畫家張擇端；金石學家趙明誠；畫家梁楷；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丘處機；金末史學家孔元措；金代史學家、書法家党懷英；詞人、學者周密；
元代有：著名詩人和散曲家杜仁杰；史學家、文學家王惲；水利家賈魯；文字學家楊桓；散曲作家、文學家張養浩；散曲家楊朝英；戲曲作家高文秀；農學家及活版印刷術的改進者王禎；戲曲作家康進之；歷史地理學家、文學家於欽；四書五經註釋者董養性；
明朝有：機械家王詔；民間水利家白英；文學家謝榛；戲曲家李開先；散曲家馮惟敏；著名詩人、文學家李攀龍；抗倭名將、軍事家戚繼光；書畫家邢侗；文學家、詩人于慎行；散曲作家劉效祖；名醫畢藎臣；
清朝有：文學家、藥學家王象晉；戲曲作家、文學家丁耀亢；著名天文學家、數學家薛鳳祚；歷史學家傅以漸；經濟學家張爾岐；詩人宋琬；史學家馬馬肅；文學家田雯；詩人曹貞吉；史學家張昭潛；著名文學家蒲松齡；戲曲作家孔尚任；書法、繪畫家潘伍雲；詩人趙執信；書畫篆刻藝術家高鳳翰；醫學家黃元御；書法家劉墉；地方誌學家李文藻；學者孔繼汾；學者孔繼涵；經濟學家、訓詁學家郝懿行；民間名中醫綦灃； 著名金石學家、校勘學家和書法家許瀚；文學鑑藏家、古錢幣學家李佐賢；金石學家陳介祺；醫學家蔡玉珂；教育學家武訓；著名金石文學家，甲骨文的發現者王懿榮；藝術家孫中新；藏書家楊以增；著名學者和古籍編纂家馬國瀚；金石學家吳式芬；鍼灸名醫楊作質；兵器製造專家丁守存；名醫臧應詹；史學家、書法家吳潯源。[1]
形象特徵
山東人的長相，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那張舉世聞名的“國字臉”。代表性的公衆人物有老一輩的如趙丹，中生代的唐國強，新生代的黃曉明，等等。他們都是大帥哥，但長有一張“國”字臉的，不僅是男人，山東的女人也普遍具備這一特徵，如林青霞，長得越來越像趙忠祥的倪萍。
一位曾在19世紀到過山東的德國人回去後著書說中國人不但黃皮膚黑眼睛，而且臉都是方方的，以至現在還有很多德國人以爲“國”字臉就是中國人的“國臉”。這只是一個粗糙的誤解，那個德國人可能只到過山東，而沒有到過中國的其他地區，沒見過南部中國人是長什麼樣子的。
更多的科學家認爲，山東人的臉蛋之所以呈“國”字型，和他們喜歡吃煎餅、大蔥有關。因爲這些食物難以咀嚼，所以，久而久之，也就練就了山東人特別發達的“咬肌”。一般人咬不動的，他們咬的動。一般不需要死勁咬的食物，他們也會習慣性地在嘴裏多咀嚼一番。而“咬肌”一發達，腮幫子和下頜處，就會變得寬闊，整個臉型也就會變的方正起來。但也有因“咬肌”過於發達，導致腮幫子鼓起來，使得整個臉型上窄下肥的，如著名山東籍作家莫言先生。[2]
性格特點
山東人的兩條底線
在《闖關東》中，對山東人大仁大義有很多表現，例如老三朱傳傑開辦山河煤礦的時候，初衷就是爲了賺錢，爲了讓他們的家業更加興旺，但是當日本侵略者進入東北的時候，面對國仇家恨，他毅然決定炸掉山河煤礦，誓不讓煤礦落到日本人手裏。在國仇家恨面前，個人利益毫不猶豫服從了國家利益。
山東人的“江湖文化”
無論是對待朋友還是陌生人，山東人都很仗義。2007年孟祥斌的救人事蹟成了現代社會中山東人“捨生取義”的典型，而當我們的民族遇到危難的時候，山東人也往往都會走在最前方。
在山東人的道義層面，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也有着自己的感受，在他的印象中，山東有“兩個很好的東西”，“一個是山東還沒有丟掉一種沉重感，沒有脫離地面，脫離土地就飄起來了；第二個是，山東人對自我批評和公開的批評以及總結走過的道路等方面都令人感觸很深。”
山東人更喜歡“學而優則仕”
在韓毓海的觀念中，山東人重視教育，首先是受孔夫子的影響，“孔子講自己三十而立，實際上是指他從三十歲到三十五歲之間開始開科收徒，開始了教育事業。在孔子之前辦教育是辦貴族學校，而孔子是最早辦平民學校的，我想這對中國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的精神都有影響。”
關於山東人“尊師重教”的特點，韓毓海舉了一個例子：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是山東臨清人，他非常懷念、感念他自己的老師，也寫了很多懷念他的老師的文章，季老的意思是說，“我過去呀，只是讀書，不知道讀書對於社會、對於人生有什麼意義，之一個告訴我這個年輕人讀書應該對社會、對大衆有意義的就是胡也頻老師。”
在韓毓海看來，山東主要是在人文方面出了很多人，同時孔子的教育當中也包括“學而優則仕”，“就是說我們山東從政方面的人多一些。到現在，我們山東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就不僅僅是生產產品了，而是要生產品牌和生產意義了。因此我覺得對山東的大專院校和科研所而言，應該有意識地把科學和學術的研究做一個儘可能地提升。”
山東人的“生意經”和“酒文化”
山東人給人的印象一般都是忠厚而保守，跟“精明”、“算計”似乎不怎麼搭界，那山東人到底會不會做生意呢？在吳建民看來，山東人外表粗獷，但內心細膩，“有人說山東人特別不會做買賣，特願意被別人騙。實際上，我經商八年了，並沒有感覺山東人特別願意被騙，也沒有感覺山東人特憨厚。實際上外粗內細是中國文化，也是齊魯文化非常推崇的一個東西，外表很含蓄，內心很聰慧，這是很多人追求的一種東西。我感覺山東人最根本的經商性格，就是齊魯文化影響之下的誠信、勤奮。”
在許多外地人的眼中，山東人的關係網很多是通過酒場建立起來的，對此吳建民則認爲，酒文化是世界性的，有人說山東人喝酒很猛，但是很多意大利人、俄羅斯人更能喝，不少深圳、廣州人也很能喝酒，“能喝酒、抽菸，是一種交際的 ... 和手段，但是這種 ... 和手段不能過於強化，如果我們山東人自己把自己說成是通過喝酒才能做買賣就有一點自貶自嘲了。”
山東人的性格缺陷
《山東人還缺什麼》一書總結了山東人的六大不足：土、保守、要面子、自戀、不會做生意和缺乏契約精神。該書作者張西庭在節目現場詳細闡述了山東人“不拘小節”的缺點，“舉幾個小例子，在電梯門開的時候，你發現，裏面的人還沒出來，外面的人已經往裏衝了。女士優先這個東西，好像是一般規則，在咱們山東卻大大咧咧地不大注意這個事。還有一個，高檔寫字樓裏，卻總有白領在電梯裏頭帶着一口蒜味，應該說這都是一些小節，咱們平時不大注意。”
而酒文化的盛行也的確讓山東人的性格留下讓人詬病的地方，張西庭說：“我聽說，一個外地企業在我們山東的某一個地方要投資，我們山東人很豪爽啊，來了客人總是吃好喝好，吃好還是第二位的，主要是喝好，幾場酒下來把客人喝到了桌子底下，客人就跑了，他說什麼呢？他說，‘我有多少錢，經得住你們那麼折騰？’可見太盛的酒風對正常的生意還是有影響的。”
韓毓海教授則認爲，山東人講究情義、講究和諧、講究先來後到、講究不緊不慢，從某種意義上確實值得弘揚。但是有些方面山東還是應該向上海學習，“我們說上海人心很細，山東人往往就看不起上海人，說上海人真是太小心眼了，但是去上海以後你會感覺到，上海的快速發展主要是表現在細節方面，比如說一句‘謝謝你’、‘歡迎’。”[3]
人文精神
禮樂文化起於夏、商，西周達到高峯，是中國五千年文化史上出現的之一個完備的文化形態，至今有着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禮樂文化是一種制度文化，它以“禮”爲社會秩序的基礎和核心，“明貴賤，辨等級，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禮的規範和準則。禮分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五種。“五禮”的節目繁多，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涵蓋了國家、社會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樂，通常與禮相配合，行什麼樣的禮，配什麼樣的樂。西周時期，對夏、商禮樂文化在繼承的同時進行了大膽的改造，制定了周禮，使禮樂配合，文質彬彬，盡善盡美，展示了一個偉大成熟文明國度所擁有的和諧與典雅。主持制定周禮的是周公，他由此成爲西周時期禮樂文化的代表人物。
禮樂文化直接孕育了儒家文化。孔子說“禮”，認爲殷對夏、西周對殷皆有所“損益”。他本人於春秋末期對周禮也有所“損益”。所謂“損”，就是拋棄不合時宜的成分;所謂“益”，就是繼承和創新。孔子一生“據魯”、“親周”、“故殷”，整理“六經”，其主要貢獻就是直承中國悠久文化傳統尤其是西周文化傳統，並有所“損益”，從而創立了自己的思想文化體系和儒家學派。孔子是儒家文化創始人，也是春秋時期禮樂文化的代表人物。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大變革大轉折的重要時期。它是“禮崩樂壞”的時代。隨着西周王朝的衰微，傳統宗法等級專制政體逐漸失去效能，周天子對各諸侯國和整個社會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五霸迭起，爭鬥不止，天下大亂。由周天子專制的一統天下，發展成諸侯林立的政治主體多元化。正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強國相王；以至於秦，卒並諸夏，滅封地，擅其號。”
春秋戰國又是思想大解放大發展的時代。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各自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提出自己的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辯難，於是就出現了思想領域裏“百家爭鳴”的局面。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對文化傳統進行反思，紛紛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創說立論，構建各自的思想理論。這些新思想新理論不斷滲透與擴展，匯成了浩浩蕩蕩的文化思潮，深刻影響了諸侯國統治下的整個中國社會，猛烈衝擊着傳統專制統治秩序和思想意識形態。這種生動的局面，爲齊魯文化代表人物的脫穎而出，爲齊魯文化產生髮展，開闢了道路，創造了生動活躍的社會環境。
戰國時代，七國爭戰不休，卻爲學術繁榮創造了良好社會環境。在東方的齊國出現了足以與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時代呂克昂學院相媲美的稷下學宮。學宮位於齊國都城臨淄的稷門附近，因此後世將其命名爲“稷下學宮”。它創建於齊桓公在位時期，並在齊宣王在位時期達到鼎盛階段，延續了一百四五十年之久，是戰國中後期的學術文化中心和百家爭鳴的主要場所。
稷下學宮匯聚了“諸子百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謂“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陰陽家、雜家、名家、縱橫家、兵家、小說家等等。戰國中後期的重要思想家，大部分都曾活躍於稷下學宮。在稷下學宮鼎盛時期，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所有學派，彙集了天下賢士上千人，任其“不治而議論”，有76人被尊爲“上大夫”。其中著名學者有孟子、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予、季真、環淵、彭蒙、田巴、魯仲連、荀子等。凡到稷下學宮的文人學者，無論其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等如何，都可以自由發表學術見解，互相爭辯，共同研討，著書立說。一時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學派雲集，蔚爲大觀。
稷下學宮的創建，開闢了民主議政的先河，不僅促進了齊國的昌盛，而且爲齊魯文化的融合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儒學代表人物，曾進駐稷下學宮的，前有孟子，後有荀子。他們爲齊文化與魯文化的融合發揮了有力的推動作用。孟子在齊國居住時間長達十幾年，他的學術思想受到了齊學的薰陶。如孟子關於“養浩然之氣”的思想，就是受稷下先生尹文等人“氣論”的影響。在稷下學宮，荀子“最爲老師”，“三爲祭酒”，即出任學宮主持人，在齊國、魯國文化合流中起了關鍵作用。他兼顧齊學，因而豐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學思想，同時又通過學術交流，把儒學思想在齊國文士階層傳播開來。在此背景下，齊國文化和魯國文化走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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