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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整体上来看，从1928年7月至12月，5个月内，南京国民...与12国签订了12个含有关税自主内容的条约。中国无疑在争取关税自主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当时有人在《东方杂志》上撰文评论说：“十年来所斤斤争执的关税自主，已不知开过多少会议，花了多少金钱，到了今日卒能载诸约章，成为事实，自不能不说是党国外交上的一件成功。”
从整体上来看，从1928年7月至12月，5个月内，南京国民 ... 与12国签订了12个含有关税自主内容的条约。中国无疑在争取关税自主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当时有人在《东方杂志》上撰文评论说：“十年来所斤斤争执的关税自主，已不知开过多少会议，花了多少金钱，到了今日卒能载诸约章，成为事实，自不能不说是党国外交上的一件成功。”“这不独是中国外交史上绝无”，除日本外，与中国有主要商贸关系的国家都已经承认中国拥有关税自 ... ，中国终于可以在1929年2月1日开始实施新税则。 《东方杂志》 过去已有若干经济史学者判断，1929年税则的性质为财政性关税，根据王良行的研究，学者对于包括1929年税则在内的南京国民 ... 南京国民 ... 的历次修改税则的评价情况如下：赵淑敏认为它具有“相当的妥协色彩”，不能保护“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工业……与强大的外货与外资竞争”。孙翊刚主张1929年国定税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同意的关税自主，是有条件的，是有范围规定的，实际上关税净是不自主”。他认为1929—1934年间历次税则修订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关税收入”的“财政关税”。石柏林虽然不否认历次税则修订时，“多少还是考虑过关税壁垒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业”，但也强调“南京 ... 争取关税自主的主观意图”和“直接目的”是“为了扩大税源、增加收入，以弥补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1929年国定税则可说是不以保护民族工业为动机。郑友揆的研究有大量的数据为证，观点基本与石相同。与以上观点不同的研究，目前为止笔者所见仅有王良行通过对1929年税则的各种数量分析，王氏指出“1929年税则似乎是一种兼顾财政目的的保护性关税”。 签约现场 其实施以后关税收入的猛增，是理由之一，另一项依据是1929年进口税则的竞争性进口商品（国内有同类产品的所有进口商品）税准的增长远低于非竞争性进口商品（国内无同类产品，且找不到相近替代物的进口商品）的增长。根据表315，1928年非竞争性进口商品的税准为5.1%，竞争性进口商品的税准为4.1%。1929年前者增至17.2%,后者仅增至9.0%。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一项，1929年税率增至22.2%，比1928年的5.1%增长了4倍还多，而必需品是民众必须消费的，国内也无可替代性产品，所以进口量弹性小，只会增加关税收入。这样的税率反映出来的关税政策只能是财政性关税。 国人庆祝 1929年新税则的实施，是协议关税以来中国首次打破一律值百抽五的规定，实行有差等的七级税率，“即将各种物品微分七类，就其性质，课以差别之税率。两两相较，已觉此胜于彼矣”。它的实施使税准大幅提升，关税收入大为增加，稳定了国民 ... 财政的同时，巩固了其政权。由于它的制定是在满足英法美日要求的前提下，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对于中国弱小的工商业起到的保护作用十分有限。这个税则，虽比以往都进步，但肯定不能让民族主义者和工商业者满意，“惟当时 ... 声明新税则系过渡性质，有效期间一年，一年以后另定完全自主之国定税则，故舆论虽表不满，而已其为暂局，则亦认为无重大关系”。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六卷》，2015年版。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浙江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萧宸轩 以上内容由（历史认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本文标签：关税进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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