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品] 苏轼的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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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名家名品]苏轼的书法艺术宋苏轼致子厚宫使正议尺牍宋苏轼致知县朝奉尺牍宋苏轼致梦得秘校阁下尺牍宋苏轼次辩才韵诗宋苏轼覆盆子帖宋苏轼桤木诗卷宋苏轼前赤壁赋卷（一）宋苏轼致长官董侯阁下尺牍宋苏轼致坐主久上人尺牍宋苏轼跋语宋苏轼尺牍宋苏轼尺牍纵28.6cm、横40.2cm。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和革新精神，在书法艺术中也体现出来，并且取得卓越的成就。

[名家名品] 苏轼的书法艺术

宋苏轼 致子厚宫使正议尺牍

宋苏轼 致知县朝奉尺牍

宋苏轼 致梦得秘校阁下尺牍

宋苏轼 次辩才韵诗

宋苏轼 覆盆子帖

宋苏轼 桤木诗卷

宋苏轼 前赤壁赋卷（一）

宋苏轼 致长官董侯阁下尺牍

宋苏轼 致坐主久上人尺牍

宋苏轼 跋语

宋苏轼 尺牍

宋苏轼 尺牍 纵28.6cm、横40.2cm。

宋苏轼 李白仙诗卷

宋苏轼 黄州寒食诗帖 纵34.3厘米、横78厘米。

宋苏轼 阳羡帖 纵27.5cm，横22.6cm。

宋苏轼 行书答谢民师论文帖

宋苏轼 行书致定国承议使君尺牍

宋苏轼 祭黄几道文卷

宋苏轼 行书洞庭春色赋

宋苏轼 行书中山松醪赋

宋苏轼 隶书柳州罗池庙碑

宋苏轼 致季常尺牍 纵27.6cm 横45.2cm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苏洵的长子，人称“苏长公”。与其父、其弟苏辙并称“三苏”。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访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儋州，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为人正直、性旷达，所传忧国忧民之说，为世称道。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诗与黄庭坚齐名，称“苏黄”。词开豪放派的先声，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能画竹，学文同。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本文介绍他的生平和书法艺术成就。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字子瞻，一字子平，又字平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从小接受优良的文化教育，因其父苏洵游学在外，曾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识字。苏轼自幼聪颖，才气横溢，奋励有济世志。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轼中了进士，后除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英宗治平二年（1065），值史馆。神宗朝，因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任杭州通判，转任密、徐、湖三州刺史。元丰二年（1079），御史李定等人从苏轼所作诗文中罗织“诗讪朝廷、讥切时政”的罪名，苏轼因而被捕下狱。这即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由于多方营救和神宗母亲太后的说情，苏轼在牢中关了四个多月，便释放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被召还京，迁中书舍人，后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复迁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又因和执政者政见不合，他认为不应当尽废新法，因而为旧党一派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后又回京，官至礼部尚书。绍圣元年（1094）又贬知英州，再贬惠州，授琼州别驾，一直贬官到儋州（今属海南省）。徽宗立，移廉州、永州，至英州复任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直到临死前半年才获赦，北归途中，因病卒于常州（今属江苏），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在政治上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也有革除弊政、为民谋利益的要求和具体行动，在担任地方官期间都卓有政绩。作为文学家，他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苏诗各体皆工，尤长七言，甚至“嬉笑怒 ... 之词，皆可书而诵之”。苏词创立豪放一派，突破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爱、离愁别绪的内容与格调，又是一大革新。

　　苏轼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和革新精神，在书法艺术中也体现出来，并且取得卓越的成就。

　　苏轼敢于创新。“唐人尚法”，他却认为执笔无法，书法乃无法之法。他斜执笔，用侧锋，遭人讥议，却笔挟伟力豪气。他置“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训则于不顾，用既肥又扁的字形，吐露萧散风神。他在书法作品中抒发他的才情学识，把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个性情绪的触发都在作品的笔画中表现出来。

　　苏轼虽然天分很高，但他之所以能够自成体势，自辟门户，自树一帜，实赖长期的砥砺和探索。

　　苏轼的书学渊源，黄庭坚有过论述：“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指王羲之），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城悬（柳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颜真卿）、杨风子（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李邕）。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又说：“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徐浩），笔圜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颜真卿），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出苏轼从早年到中年直到晚年的书法变化及其特点。

　　苏轼从晋人处问津。苏轼之子苏过也曾说过：“吾先君子，少喜二王书。”从苏轼早岁作品，比如《治平帖》的姿态秀媚、风流韵胜，即可见一斑。苏书行草的丰秀、潇散，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影响，尤其是二王尺读书艺的风格，同样在苏轼的尺牍中体现出来。苏轼从晋人处求门径，别有会心，自有见地。他在《书所作字后》曾说：“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其法度，乃为得之。”他认为执笔无定法，关键能使笔流转而将书家的气息宣泄出来，在晋人为韵，在自己则写意。根据这个原则，他作书取斜执管、虚而宽之法，自开门径，终得晋代书家的审美精髓：一切自由活泼，力去斧凿雕饰。

　　南朝齐的王僧虔对于苏轼也颇有影响。王僧虔是王羲之的四世族孙，官至尚书令，工真、行书，对于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著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他的行书，精致丰赡，而且神高气全，有一种风流气骨。苏轼之学王僧虔，明王徲登在《治平帖》跋语中即已提到：“苏文忠书法出自王僧虔，仰希江郢小郡帖，谁谓不由晋辙哉！此书之迹全类僧虔。”今人侯镜昶也认为，苏书源出王僧虔、徐季海，以后参以《东方画赞》，并直溯钟繇，加以变化，遂趋精深。

　　从唐贤处继承，是苏轼书法的又一源头。他对颜真卿最为钦敬，受其影响很深，且常自比颜鲁公。黄庭坚曾有评：“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苏轼首先激赏颜书的变法精神，这是与他自己的创造精神相吻合的。他又心爱颜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健豪迈之气，颜书的丰腴雄媚的笔画、端庄厚重的结字、元气充盈的章法，都用心采撷。清代梁（山献）《评书帖》中说：“东坡书世谓出于颜，细观其转折顿挫，实本《圭峰》，《姑熟帖》内《归去来辞》转折皆然。”明代王世贞也说过：文忠“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其子苏过早就说过：“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转引自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从这些评论都可看出颜真卿其人其书多方面地影响了苏轼的书艺。然而苏轼学颜而有变化，自加熔铸，且能与之相颉颃。

　　徐浩、杨凝式、李邕等人的书艺，也是苏轼书法的渊源。徐浩，字季海，官至太子少师，封会稽郡公，人又称徐会稽。皇帝四方诏令，多出其手。苏轼曾有诗云：“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可见苏轼对徐书很有研究，早年、中年写的有些字，风格与徐浩接近。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东坡于少师（指徐浩），神似非形似，观其笔势，殆可伯仲。”但苏过却说：“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说明苏之学徐只是一个方面。宋人对杨凝式很崇拜，苏轼从杨书中仿其欹侧取态，得其跌宕雄杰之致，汲其萧散古雅之趣。苏武自云：余书“稍放似杨风子。”李邕，又称李北海，以行书书碑，豪气挺拔，遒劲飘逸，又多变化。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云：“至《李思训碑》、《任令则碑》之荡轶，《端州石室记》之敦朴，《麓山寺碑》之遒劲，《李秀碑》之肃穆，《卢正道碑》之精丽，《灵岩寺碑》之静逸，《龙兴寺额》四大字之雄厚，既各造其妙，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法华寺碑》为最胜。”因此，苏轼学李邕又效其书的风格纷呈。苏轼又学柳公权，且评论“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店氏六家书后》）。

　　苏轼既向前代名家学习，对于当代书家也常留意。他对欧阳修很钦佩，多有触悟，曾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文忠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眉丰腴，进趋晔如也。”他也赞赏蔡襄，说：“……蔡君漠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而对当时世人推崇的李建中、宋宣献，则有所贬抑，谓“宋寒而李俗”，“格韵卑俗”。苏轼分析蔡氏书学模式也即是他自己学书的路子。苏轼自况：“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漠。”其他如王安石、黄庭坚、米芾、秦观等，苏轼同他们都有过书艺上的探讨交流。特别是对米芾和黄庭坚，他评：“米芾行书，王鞏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两人堪称知音，常常探讨书艺，一次，苏轼说：“鲁直（黄庭坚字）近字里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两人相与大笑，以为深中对方之“病”。

　　苏轼从前代和当代书家中汲取营养，他一生的坎坷遭际也无不影响和促进他书艺的成长，终于达到卓然自立的境界。黄庭坚曾就他的生活阅历评说：“东坡书早年用意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其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矣。”可见苏轼生命之波澜，至黄州一变；苏轼书法艺术，在黄州也随之一变。历炼越深，其书艺也愈加超越自我。他至儋州后又为之一变，如元郭界《苏轼书离骚九辩卷跋》中云：“东坡先生……，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在苏轼那里，书艺与他的文学成就一样，随着生命的流走，阅历的加深，愈益闪放光辉，通向美妙的境界。

　　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写意、乐心、游息，可以不计工拙，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生一乐。苏轼认为在明窗净几的环境中挥毫，且笔砚纸墨又极精良，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欧阳修曾有书法“乐心”说，苏轼也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怀晚岁，则犹贤于博奔。”他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这是一种获取心灵 ... 、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 ... 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

　　书法既为寓意，当自出新意。苏轼就自我剖示过：“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宋人尚意趣，有苏轼振响于前，又有黄庭坚反“俗气”、米芾讲“真趣”继响于后。而一以贯之者，即是不作“奴书”，超越世俗，让书法自由地抒写性灵，表现意趣！

　　苏轼认为，新意之出，当在变法，因此他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不拘古人成法，广学博取，变化镕铸，才形成独特的风格。他的“变法”书法观，曾遭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黄庭坚则反问道：“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黄庭坚、米芾都从苏轼的变法观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书法既求寓意，所以不必计较工拙。苏轼曾说：“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苏轼书法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或谓其书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也有辩：“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庭坚可谓深识苏轼书艺之妙谛。

　　书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矫揉造作。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论书》）书法作品既是自我心灵的坦露，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在火候未到时苦求其“佳”，“佳”偏偏不来；待瓜熟蒂落时，“佳”不召而自来。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犹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也不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当然，苏轼指出的“不失法度”是辩证的，主要的法度即是“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如能神而化之，则法意互得，互辅互行，无意于佳而自佳。苏轼的书艺便是如此，大小不论，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法既求寓意，当以晋贤为榜样。苏轼在《题王逸少帖》诗中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苏轼在这里指出张旭、怀素，追求世俗所好，欺世盗名。他赞赏钟、王书法中的萧散韵趣，他称道谢道韫（王凝之妻）的书法澹雅丰容，潇洒超脱，有林下之风。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赞赏王献之短短两行十二个字，“气压邺侯三万签”（邺侯，指唐代李泌）。在这一贬一褒中，透露出苏轼书法审美的理想是以晋人风格为依归的。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他认为书法艺术不能仅靠一种秃笔堆成山的苦练，高品位的书法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读万卷书，学养深厚，学问与艺术间相互渗透，才能妙悟通神，才能够手眼不凡，新意迭出。这两句诗含意深刻，耐人体味。

　　苏轼的“寓意”说，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凝结出宋代书法审美的“尚意”思想。黄庭坚就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米芾在《书史》中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是以游戏态度来看待书法。从书法中看到娱乐性，可以说是传统书学中的新的认识。宋代书家尚意，摆脱唐法之束缚，追求晋书的真趣。但是晋人书法之韵趣是与彼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时代、环境、社会意识、风尚不同，宋人已不可能恢复到晋代那样崇尚玄学、崇尚清谈，也不可能像晋人书法那样冲淡神远。因此，同样是追求真趣，宋人与晋人并不一样。宋人书法放纵不羁，恣肆横逸，在率直中得其意；晋人书法是在新鲜活泼、自然天成中得其韵。朱熹说到宋代书家，“至于黄、米而欹侧怒张之势极矣”（《朱子文集》）。今人宗白华也说：“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宋人虽未达到晋人那种神韵，但毕竟与唐人风格迥异，他们创造出新的书艺境界，这与苏轼的书学观念和实践是密切相关的。

　　编辑：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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