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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對官民的房屋、服飾、器皿之類一向有明確的規定，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立法極爲嚴苛。但自明末清初始，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刻意追求物質享受，對金錢的態度有了新的改變。江南作爲全國經濟發達的地區，社會生活也變得相當奢侈，“下江俗尚浮華，其人文而少實”，主要表現在飲食起居的奢侈無度和嫁娶、喪葬的鋪張浪費等方面，被視爲“越禮僭制”的情況比比皆是。1、江南在飲食上的奢侈風
我國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對官民的房屋、服飾、器皿之類一向有明確的規定，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立法極爲嚴苛。但自明末清初始，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刻意追求物質享受，對金錢的態度有了新的改變。
江南作爲全國經濟發達的地區，社會生活也變得相當奢侈，“下江俗尚浮華，其人文而少實”，主要表現在飲食起居的奢侈無度和嫁娶、喪葬的鋪張浪費等方面，被視爲“越禮僭制”的情況比比皆是。
1、
江南在飲食上的奢侈風氣始於明代後期，此時，不僅自家飲食多鋪張浪費，宴會也日漸增多。縉紳宴請官長都是“一席之間，水陸珍饈，多至數十品”，士庶以及中等以上的人家則是“新親宴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餘品則是尋常之宴矣。”不僅縉紳、富室如此，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常常相互宴請，席上也是山珍海味雜陳，如過於簡樸，則會爲人所恥笑。
裝食物的器皿在當時也是極爲講究的，明代末年“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樣，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攢盒，俱以木漆架架高”。至清代順治朝前期，這種奢侈之風得到一定的控制，宴請之席相對於明代末年要簡樸些，從順治朝後期及康熙朝，奢侈之風捲土重來，且越演越烈，“一席之盛，至數十人治庖”。
據記載，當時江南凡是中流社會以上的人家，無論正餐、小食，都要力求精美，有的人家甚至每餐都要讓廚子準備幾十桌飯菜以供主人選擇，“席費千錢而不爲豐，長夜流酒而不知醉矣。”
兩淮八大鹽商之冠的黃均太，每天早餐都要有燕窩、蔘湯，並要食兩枚雞蛋，而其所食之雞蛋並非是在市面上可以買到的，而是庖人於家中“畜養母雞百餘頭，所嗜之食皆參術等物，研末摻入”，其飲食之奢侈可見一斑。
2、
在中國封建社會，朝廷對各個等級的人所着之衣飾都有嚴格的禮制規定，不能僭越，清代也不例外。從順治朝後期開始，僭越者則日漸增多，越制服飾比比皆是，“國初，衣履率從儉約，制度不敢逾……近多尚靡麗，閨閣被服綺繡，競尚巧妝，鏤金玉爲首飾，雜以翠羽明珠”。
當時，江南的服飾不僅與北方不同，即使在整個南方也是特殊和奢華的。清代文人龔煒曾對江南人在服飾上的奢靡做出如下記載：“予少時，見士人僅僅穿裘，今則里巷婦孺皆裘矣……家無擔米之儲，恥穿布素矣；團龍立龍之飾，泥金剪金之衣，編戶僭之矣。”
不難看出，此時尋常百姓也開始使用封建皇帝專用的龍的圖案作爲裝飾，足見當時江南奢侈風氣之嚴重，爲追求奢華的衣飾而不憚越禮僭制。江南在服飾上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蘇州和揚州。康熙帝時，蘇州的服飾已是所謂奇裝異服隨處可見了，當時竟流傳着這樣的歌謠：
“蘇州三件好新聞，男兒著條紅圍領，女兒倒要包網巾，貧兒打扮富兒形。一雙三鑲襪，兩雙高底鞋，倒要準兩雪花銀。”
這一歌謠反映出當時蘇州人在服飾上不分男女，不分貧富，極爲隨意。在樣式上，江南的服飾也不斷推陳出新，“衣則忽長忽短，袖則忽大忽小，冠則或低或昂，履則忽銳忽廣。造作者以新式誘人，遊蕩者以巧治成習。”揚州人穿衣正是“尚爲新樣”，“十數年前，緞用八團，後變爲大洋蓮、拱壁蘭顏色……近用膏粱紅、櫻桃紅，謂之福色。”
在當時，婦女的服飾更是極盡奢華，“或中人之產，營一飾而不足，或卒歲之資，制一裳而無餘，遂成風流，殆不可復。”女鞋以香樟木爲高底，女衫以二尺八寸爲長，袖子寬二尺，用錦繡鑲外面的護袖，冬天則用貂狐等皮毛鑲之，裙子則“以整緞折以細道，謂之百折，其二十四折者爲玉裙”，奢華之盛，竟流爲社會風氣。
3、
清初，江南官僚、富室的住所多爲亭臺樓閣、雕樑畫棟，“甲第入雲，名園錯綜”，一般百姓家也少有茅屋，多爲瓦屋磚牆。江南太興的季氏富甲天下，他的住所“繞牆數裏，中有複道周巡，鍵兒執鈴柝者，共六十人”，僅供養這些家丁、護院就需“月糧以外，每夕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
揚州城的文人蘇殷，號鳳卿，住在二敵臺下，其住所“門內正樓三間，左右皆爲廂樓，中有空地十弓，臨河庋版，中開水門，樓上七間，兩廂樓各兩間，別爲子舍……”
清代文人葉夢珠在《閱世編·居第》中介紹故京兆尹王公的居所是“南面臨街，重堂邃宇，爲東關之一甲第。”陸文裕的居第是“堂宇宏邃……重堂複道，庭立三門……中堂五楹，制極寬敞。”這兩處住所的建制都與相府規制相同，極盡豪奢之能事。
當時，江南不僅私人住宅極盡豪奢，私人園林也極爲發達，居中國之首。縉紳、富室多“好亭館花木之勝”，在大宅院內或風景秀美之處建造園林。商人們更是競相奢靡，廣建園林，當時園林之多，不勝枚數。這些園林“皆以重資廣延名士爲之創稿”，設計獨具匠心，園中的亭臺水榭、屋宇通道、甚至一花一木、一山一石都精心設計。
揚州園林之勝，甲於天下，最爲華麗的園林當數容園，“園廣數十畝，中有三層樓，可瞰大江，凡賞梅、賞荷、賞桂、賞菊，皆各有專地，演劇讌客，上下數級如大內式。另有套房三十餘間，迴環曲折，迷不知所向。金玉錦繡，四壁皆滿，禽魚尤多。”
再如揚州江畹香侍郎家的江園“迴廊曲榭，花柳池臺”，園中養有黃鸝，每年春季，鳥聲婉轉，“莫不爲之神往”。揚州的九峯園中“奇石玲瓏，其更高者有九，故以名園”。
蘇州園林也極負盛名，其園林之多，竟有“城裏半園亭”之說。興建於明嘉靖年間的拙政園在蘇州城內是極有名氣的，蘇州閶門內的繡谷園則以位置獨特而聞名，即便是今天，蘇州園林仍是盛名遠播。
江南園林之盛，不僅限於揚州和蘇州，幾乎風靡江南的所有市鎮，如江寧的薛廬、胡園、又來園、韜園、隨園，常熟的東皋草堂、壺隱園、燕谷，通州的珠媚園，松江的嘯園、右倪園、塔射園，上海的豫園、日折園，太倉的南園，吳縣的獅戶林和著名的逸園等。
建設這些園林耗資巨大，一園之設，少則幾千兩銀子，多的甚至要花費上萬兩。如尉園，以湖石而聞名，該園的湖石都是從它處移植而來，“移植時費二十餘萬金”，可見園林興建之費甚巨。但當時的官僚、貴族、富室和商人卻不惜花費巨資興建園林，誇富鬥麗，足見江南奢侈風氣之勝。
4、
婚喪作爲上對父母養老送終、下對子女成家立業的人生大事，其重要性自古就非同一般。明清時期，紅白喜事的大操大辦以江南爲最甚，在當時人看來，由於經濟原因而造成遷延將就、有失體面是不能容忍的，其中所需要的錢物也非日常普通消費可比，鋪張求盛時或有之。
江南的婚嫁以華靡相競，財帛相高，而以“質素爲恥”。地方風俗如此，很多尋常百姓不得已而勉強隨俗，“其中殷實之家，豪自喜籍以誇耀，鄉鄰者固不乏人，至於勉強狥俗，剜肉成痏，而黯然不樂者甚多”。索要彩禮是江南婚姻禮俗之一，甚至有先寫定草貼，然後再締結婚姻的。
婚嫁娶親無論貧富，都要先擇吉期，定好花轎，富室的彩轎要“費至數金”，尋常百姓對於花轎的選擇上也多選光鮮華麗的。男子要在迎親前一天入浴，“動輒費數十金”。婚禮當天，男女雙方家中均要大宴賓客，一般還要請人演戲，耗費巨大，富室爭相奢侈，貧者也“稱貸效之”。
同時，婚姻還被當作攀權附勢的手段，一些商人爲了與士大夫攀親，耗費千金而不知吝惜。如果嫁出的女兒死在夫家，女方的母親定會率所有親屬到女婿家爭鬧，若此女是被女婿謀斃的，“甚至奢列殯殮用途，婿家即貧，亦必須傾其家，蕩其產而後已”。
江南喪禮之弊端有四：“曰用鼓樂也，設筵席也，作佛事也，淹葬期也”。通常舉喪之家都會廣集親朋，“侈陳筵，宴至三日、五日、七日而罷，居喪者既無戚容，赴吊者循爲故事，甚至有紅冠列坐，喧呼聚飲者”。一般還要於停喪之地，連日演戲，舉殯之日則在“途中扮演雜劇、戲劇”，使本應哀傷的凶禮全無悲傷之意。
在明末，喪祭弔奠用品尚精巧，“然不過以泥塑人物，彩絹裝成山水故事，列於筵上，以示華美而已。”入清以來，喪祭弔奠用品則“以葷素品裝成人物模樣，備極鮮麗精工，宛若天然生動，見者不辨其爲食物，亦莫辨其爲何物矣。一筵之費，多至數十金，飾一時之觀，須臾盡成棄物”。
父母的喪事一般要設道臺，請高僧作佛事，“謂爲父母資冥福，免罪想也”，花費極大，這種行爲也讓當時的一些人甚感詫異，發出“且爲人子而必視其親爲罪人，可乎”的感嘆。購置墳地也是一項巨大的開銷，江南人講求風水，爲買到風水寶地，不惜耗費巨資，“竟有墓未成，家己破”的情況出現。因此，貧寒人家多有葬親之難，有停棺數十年不葬者，有累數棺不葬者，足可反映江南風俗之奢所造成的開銷之巨。
5、
江南的奢侈之風，除了表現在飲食起居和婚喪等大的方面外，還表現在一些細小的生活方面。有人恣意揮霍，有人爲了某種嗜好而花費無度，也有人爲了誇富而流於奢靡。吳縣某人醉酒歸家時，“蹴金傷其趾”，大怒，發誓要在一日內將錢用盡，於是召集故人、遊士及妖童、豔娼之屬第二天在湖上相聚，“是日，艤舫西憐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資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己盡矣。”
有好馬者，畜養數百匹好馬，每匹馬每日花費數十金，“朝自城中出，暮自城外入，五花燦著，觀者目炫”。有好蘭花者，其家中“自門以至內室，置蘭殆遍”。“有欲以萬金一時費去者，使門下客以金盡買金箔，載至鎮江金山寺塔上，向風颺之，頃刻而散，沿緣草樹間，不可復收。”又有爲向人誇富者，“以三千金盡買蘇州不倒翁，頃齡水中，水道爲之塞者。”各類奢侈之事爭奇鬥異，不可勝記。
運營/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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