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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末“小东林”复社：清谈误国 继东林党而起的是复社，称为“小东林”、“嗣东林”。其实，复社具有更多的民间性质。崇祯皇帝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想收回王权。但东林开辟的风气已经蔚然全国，民间...
明末“小东林”复社：清谈误国
继东林党而起的是复社，称为“小东林”、“嗣东林”。其实，复社具有更多的民间性质。崇祯皇帝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想收回王权。但东林开辟的风气已经蔚然全国，民间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力量非常很强大。以结社为例，各地的各色社团多得不可胜数。这一时期的天主教活动采取了很多民间结社活动，以配合复社。
崇祯二年（1631），太仓张溥联合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江南应社，成立复社。和东林书院一开始就议论政治不同，复社成立时是标榜研究古学，复兴文化：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或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致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有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复社。
天主教徒也组织起来，成为明末民间力量中的一支。当时王征在陕西立“仁会”，已见前章介绍。崇祯七年（1634），王征在家乡建立天主教平信徒慈善救助团体“仁会”。在《仁会约》中，王征交代立会宗旨：“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超意实，大旨总是一仁。仁之爱用有二：一爱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仁会强调“天”和“人”两方面的结合，看似像“天人合一”之类的儒家命题，其实它反映了基督教给儒家思想带来的变化。“爱天主”无疑是灵性信仰，“爱人”就经常会有世俗的做法。这是一个“灵与肉”、“天国与现实”、“宗教与社会”的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普遍命题。以此观点看，仁会是一个以共同信仰作基础的平信徒之间的世俗利益团体。仁会“以救饥、衣裸、施诊、葬死、舍旅、饮渴七端为急务”。这些社会救济服务工作和传统的善堂没什么两样，但不可忽视的差别是：中国的善堂一般是同宗同族、同行同乡的组织，而仁会是同信仰的基督徒的组织。在经营上，仁会也有西化色彩。入会者每天出银两一分，作仁会基金。另“有会督、会辅，专司贮收、易置、传银、散给等事”。用会员制，分享权利和义务，设专门的财务和监督，是一种相当西化的社会团体。
“仁会”是天主教徒的全国性组织，在杭州，杨廷筠用一千元作本金，组织“兴仁会”，以帮助教徒的生活和学习。“兴仁会”的活动包括设立义馆，让幼童入学。据《口铎日抄》的记载，福建基督徒也有很多会社，相互以“社兄”、“社弟”相称。有福州“普终会”、泉州“贞会”、永春“主保会”、福清“圣母会”。艾儒略神父的态度是支持这些会社，向传教方向引导。在上海附近，潘国光神父指导了三个社团：“圣母会”、“天神会”、“苦难会”。“圣母会”敬礼圣母玛丽亚，“苦难会”敬礼耶稣。活动日在礼拜天，在圣堂观像默想，最后自打苦鞭，赎罪补过。这两个社团的宗教性较强。“天神会”则是一个和王征“仁会”、杨廷筠“兴仁会”相似的教徒互助团体，它偏重于儿童的教育和培养。上海地区更世俗化的社团是松江“文人会”，这是一个与几社同时同地活动，同样以科举成功为目标的社团。记载说：
中国人眈嗜文章，故这会的成绩很是可观。教士借给各种书籍，叫他们各自选取，悉心研究，于是文学理学双双并进。每见一般用功深沉的，入场考试，大都列入前茅。为此缘故，教士们译了算学书、《四史圣经》、《弥撒经典》、《圣事礼仪》、《圣多玛斯超性学要三十五卷》、《圣经直解》、《圣人行实》等等。还译拉丁大家西塞禄（Cicero）、塞纳加（Seneca）及其他哲学家之伦理书籍。
一般的理论认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缺乏基础，社会活动不够活跃。但是明末天主教结社运动表明，中国天主教徒曾经建立了非常积极进取的民间社会组织。“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文人会”鼓励教徒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也讨论制艺举业，从事“选政”，让入教儒生争取科场成功。
天主教徒结社与复社等一般文人结社有不同。复社止于经世治国，文人会进至宗教宣传。该会每月初相会，演讲各种学问。优秀者被选为代表去各教堂宣讲，帮助传教。神父们当然是要把民间社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传教服务。松江“文人社”受徐氏家族支持。徐光启孙女许太夫人是该社的赞助者，赠送书籍、钱物，对此柏应理和潘国光神父非常感激。
现在已很难知道像松江上海地区的基督徒“文人社”，与在同一地区活动的“复社”、“几社”具体有什么联络，但“复社”和“几社”的领袖人物确实都崇拜他们的同乡徐光启，并和徐氏家族有过深入的交往。我怀疑“几社”中的“景风”一派，其取名，很像是源于《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巨唐道光，景风东扇”一句。那时侯，松江府是徐光启的故乡，当时学者都在研究新出土的《景教碑》。复社中的许多领袖都自称是徐光启的学生，用“景风”名社是很可能的。
据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毕方济传》，毕方济于1622-1628在松江和上
海管理教务。有一次为一个九十人的大家族授洗，这家族中，秀才就有二十五人。另一次的大家族受洗仪式，共有八十九人。当时松江府文教大族全体入教，天主教基础深厚可见一斑，基督徒与文人们合流也很明显。
以天主教在京城，在江南的普及程度，苏、松为中心的复社、几社必然与之 *** 。陈子龙是后期复社的领袖。万历四十七年陈子龙父亲陈所闻举进士，座师为蒲州韩 ，山西韩氏子弟为天主教大族。韩陈两家后来成为世交，有很多诗句文往泛。陈子龙有许多天主教徒朋友。
陈子龙和徐光启及其家族有更好的关系。这首先是因为陈子龙对乡贤徐光启的为人、为官、为学都很佩服。崇祯三年（1630），陈子龙在北京拜访了徐光启，对他的“实用之学”有兴趣。谈到会见后的印象，他说：“忠亮匪躬之节，开物成务之姿，海内具瞻久矣。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他还说：“故相徐文定公负经世之学，首欲明农，裒古今田里沟洫之制，黍稷桑麻之宜，下至于蔬果渔牧之利，以荒政终焉。有草稿数十卷藏于家，未成书也。予从其孙得之。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陈子龙见到的是《农书》稿本，徐光启晚年奋力所著。死后由其孙尔爵保存。陈子龙等人编定为《农政全书》，和徐家关系很密切。从陈子龙和徐氏的交往看，两个上海大家族有一致的倾向。同样崇尚实学，信任西学。抗击清兵，有士人气节。
复社的主持人张溥、吴伟业、徐天麟和徐光启也有不一般的关系。崇祯四年会试，徐光启任廷试读卷官。徐光启极赞赏张溥的策论。他们在被取为进士后，拜访了座师徐光启，被前辈的检朴生活和刻苦治学感动。“闻公方究泰西历学”，“往问所疑。见公扫室端坐，下笔不休。室广仅丈，一榻无帏则公起卧处也。”徐光启则对张溥“勉以读书经世大义”。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徐光启要他们留心“经世之学”，这可能是对他热衷名声，参与党争的劝诫。谈话对张溥影响很大，他自称“退而矢感，早夜惕励”。后来复社确实改变了一些重文章名声，不重学问实际的做法。一个全国性的社团领袖，在士林已能一呼百应，能这样尊重前辈，可见徐光启的学说在复社一辈青年人中有号召力。张溥后来一度还在徐光启左右侍读，“亲见公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
复社人物同情“西学”，研究“实学”的迹像是非常明显的。原先复社“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这个青年文人联谊团体在明末越来越严峻的事实面前，开始考虑现实问题，研究学问。社员当中，张溥、陈子龙等领袖人物自己向徐光启学习“农政之学”，使大江南北士人关心国计民生蔚为风气。这方面，几社比复社更明显，“松江几社以经济见”。在他们进士及第后，所谓“功成名就”之后，都把学问重点从文章转向经济，由追逐名利的才子文人成长为深厚负责的学者志士。
复社社员从讨论文章到关注学问，和东林党关心“西学”还有区别。如果说万历、天启时，东林党对耶稣会士的兴趣主要在于政治、伦理、道德学说，那么崇祯时的复社士大夫则开始对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地理、军事、制炮、水利、农政等学说感兴趣。他们主张把它们接续在象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一路学问上，这些学说在当时被称为“实学”。崇祯十一年（1638），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李雯等松江同乡，遵徐光启遗训，一起编刻《皇明经世文编》。序文中，陈子龙说：明朝二百七十年，至今有“三患”。“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士无实学”。“无实学”，故明朝无有用之才。徐光启是明末“实学”的代表，他说：“公博学多闻，于律历、河渠、屯田、兵法，蘼不究心，独得泰西之秘，其言咸裨实用。”
虽然复社的某些社员在后期转向“实学”，但如果要把这些学问“经世致用”到能够挽救明王朝的覆灭，已为时太晚。复社成员中，除方以智、黄宗羲、王锡阐、顾炎武等人粗通天文、算学外，在制历、造炮、领军、戌边上都还离不开传教士作顾问。复社的主要精力仍然是在“门户之争”上。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复社还在举行虎丘大会。大会最盛大时，虎丘山下，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山西、福建聚来数百条船，千余车轿。几千人一起诵诗作文，寻找情趣，交换朋友。这种民间结社确实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间”，但清谈不能代替学问。“实学”在明末的最后几年得到提倡，但还未成为士大夫的共识。后来，清初的江南士大夫怀着亡国之恨，对此追悔莫及。后悔没有掌握实学，陷入门户之争，清谈误国，召致明朝灭亡。这种情绪在原先的复社成员，后成为清初学问开山人物的顾炎武身上看得很清楚。不过，顾炎武除了谈天文历算和偶尔谈澳门外，绝口不言天主教，很奇怪。
其实，复社同人是讲论“西学”的。王鸣盛作《陈言夏传》：“陈瑚，字言夏，苏州太仓人。弱冠为诸生，当明季天下多故，与同里陆世仪相约讲求经济。”另钱仪吉《碑传集》收王鎏《陈瑚传》，说陈言夏和陆世仪是十五岁开始的朋友。陈二十一岁时，“两人忧天下多故，乃讲求天文地理、兵农礼乐之书，旁及奇门六壬之术。”于此可见，陈和陆这两位名士在崇桢末年和大家一起讲求“经世学”，“天文地理”是“西学”的特长，而“兵农之学”是徐光启和耶稣会士在崇桢年倡导的。明末人讲“经世”，有明显的“西学”渊源。陆世仪对“西学”有正面的评价。清人编《皇朝经世文编》，收有他的《思辨录·论占天》。他认为“西学”是科学，而非迷信：“西学决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此说殊近理。”可见复社人士承认耶稣会士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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