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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世界人权宣言》贡献中国智慧1947年初，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决定设立人权...会，负责起草一份对于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标准。data-filtered="filtered"张彭春在该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张彭春贡献了来自中国的智慧，避免了西方话语对于“人权”概念形成彻底的垄断。上述对于“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阐述最终被体现在《宣言》的第29条中。
1948年12月10日，平津战役正在华北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左右中国未来命运的战争已经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当时的国人可能无暇顾及万里之外发生的另一件大事：联合国大会当天在法国巴黎以48票赞成、0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世界人权宣言》。
data-filtered="filtered" 《世界人权宣言》
那一天，有个人的心情想必极为复杂：作为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人权 ... 会 ... 以及《宣言》草案的主要创作者，身在巴黎见证这一法案以无反对票的形式获得通过，他无疑感到欣慰和自豪；然而，作为曾经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和南开大学教授，北平和天津于他而言绝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座城市，古都和家乡何时可以告别战火、迎来真正的和平，是他内心最深的忧虑和关切。他是一位被遗忘的民国名流，他叫张彭春。
为《世界人权宣言》贡献中国智慧
1947年初，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决定设立人权 ... 会，负责起草一份对于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标准。美国战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被选为 ... 会主席，张彭春被选为唯一的 ... 。
哈佛大学法学院玛丽安葛兰顿教授的研究发现，“那个时期曾与张彭春一起紧密工作的人们对于他的能力印象深刻，特别是他能消除误解、缓解焦虑。起草过程中时常会发生分歧，他也有能力促进共识。”
加拿大人约翰汉弗莱当时担任联合国人权司司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将张彭春描述为人权 ... 会最令人尊敬的代表之一，是一位“妥协艺术大师”，也是一位务实的思想家，他“表面上是在引用儒家格言，实际却经常提出可能让 ... 会走出僵局的方式”。
智利代表埃尔南圣克鲁斯对于张彭春也十分钦佩，他非常羡慕张彭春能“将自己的汉学学识与对西方文化的广博了解相结合”。更令他感到惊奇的是，每当有人权 ... 会的代表提出自己想到的原创概念，张彭春经常能够讲出一个或几个文化传统中与之对应的古老格言。
data-filtered="filtered" 张彭春
在该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张彭春贡献了来自中国的智慧，避免了西方话语对于“人权”概念形成彻底的垄断。在今日的《世界人权宣言》文本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得益于张彭春的努力：
首先，主张《世界人权宣言》应当融合儒家思想，将“仁（良心）”的概念写入了《宣言》序言。
起草工作之初，张彭春就曾礼貌而委婉地告诫其同事避免使法案渊源过度西方化，他甚至建议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在收集世界各国的权利法案和条款前，先花上几个月时间好好学习一下儒家的基本知识。
在讨论《宣言》草案第1条时，张彭春提出，应当加入一个儒家的概念，与“理性”共同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特质。
他说，这个概念从字面上应当翻译为“人与人之间的感知”（two-manmindedness），在英语中也可以被表述为“同情”或者“对于同胞处境的感同身受”，这个概念就是“仁”。
张彭春的建议最终得到了采纳，但颇为遗憾的是，“仁”在英文文本中被翻译为了“良心（conscience）”一词，这多少曲解了张彭春以及儒家思想中“仁”这一概念的本意。
其次，坚持文本的开放性，让不同文化、宗教传统都能以各自的方式和角度解读《宣言》。
起草过程中，不少来自基督教传统深厚的国家代表反复提出，希望加入类似人类由“造物主”创造、人权由“上帝”赋予的表述，张彭春对此予以坚决反对。他在发言时提醒各国代表，《宣言》的宗旨是要使其能够普遍适用。
张彭春指出，中国有着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国人有着与西方基督教不同的想法和传统，例如要做善事、懂礼貌、守规矩以及善待他人。他作为人权 ... 会的中国代表，并没有强行要求将这些理念写入《宣言》，他希望他的同事们能用相似的角度考虑问题。
张彭春表示，对于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们而言，他们完全能从《宣言》开放性的表述中发现上帝的存在。张彭春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与支持。
再次，强调社会与经济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美法的权利体系主要强调公民与政治权利，例如言论自由、选举自由乃至推翻暴政的自由。鉴于此，英国和美国代表在起草过程中提出，《宣言》包括这些政治权利就够了，不应当包括那些并不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救济性的所谓“社会与经济权利”，例如工作权、教育权以及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
张彭春对于上述主张并不认同。他告诉各位来自西方国家的代表，远在其成为现代概念之前，经济与社会公正已经是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中国儒家理念。
在一次经社理事会的发言中，张彭春引用了一句儒家的格言来说明社会与经济权利的重要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张彭春的主张得到了苏联阵营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支持，《宣言》最终将社会经济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最后，支持“义务”与“权利”具有同等重要性。
在一次调停中，张彭春特别强调，要理解权利就必须将其与义务相联系。一个人只有意识到他的义务，他的道德水平才会进步，而联合国的目的应是增加人们的道德高度，不是促进自私的个人主义。上述对于“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阐述最终被体现在《宣言》的第29条中。
data-filtered="filtered" 张彭春
由于日益恶化的心脏病，张彭春于1952年辞去了在联合国的所有职务，并于1957年在美国去世。听到这一消息后，他曾经的同事、联合国人权司司长汉弗莱在日记中写道：“张彭春去世了。在所有人权 ... 会的代表中，他与我在精神与思想上最为投缘，我也最喜欢他。他是一位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位艺术家，在这些过人的天赋外，他还展现了外交才能。相比于那些随波逐流者，张彭春是一位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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