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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立三被免职之后被派往苏联受审和学习。新中国成立在即，李立三被安排领导...工作，他明确区分了党、政、工的关系，提出“把...办成真正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思想。在...途中，张闻天、...、王稼祥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三人团”，这“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
... 人应树立正确的“错误观”。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是正确的“错误观”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我党历史上很多革命领导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中国 ... 的历史上，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特别是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洛甫)、李 ... (罗迈)等，一旦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之后，经过痛苦的思想认识，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随时勇于修正错误，并且敢于坚持真理，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正确的“错误观”，值得今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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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许多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中，有的出国领略了异邦的“精彩”，这种中外的巨大反差使他们自然迸发出一种激进的革命 ... ，如瞿秋白对于新生俄国“饿乡”的憧憬，李立三等对苏俄“新世界”的企盼，等等。这种兴奋的 ... ，加之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的有限认识、粗率理解，在那个涌动着青春和朝气的时代，不免要受到为之颠踬的代价。
data-filtered="filtered" 瞿秋白
瞿秋白
瞿秋白主张过不合实际的“一次革命论”，这位具有诗人和作家气质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惨烈氛围中，简单把中国革命等同于“十月革命”式的“围城”，从而导致革命的损失。但此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曾说过的：“‘立三路线’不过是我‘六大’以前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立三路线’也可以叫‘秋白路线’。”最后，他因为被又一次的党内“左”倾错误所排斥，未能随队参加 ... ，进而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data-filtered="filtered" 李立三
李立三
李立三较之瞿秋白有更多和更大的深刻教训和反省。他曾是中国革命中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的一位主将，他的“左”倾错误是急躁的“盲动主义”，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之初的一个败笔。为此，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被当作了反面教员。
李立三被免职之后被派往苏联受审和学习。在苏联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他遭受到各种批斗和打击，他对自己的错误也负疚不已，难得的是他坚持党性。1946年，李立三回到国内，并按组织的要求化名工作，当时有些单位请他去讲党史，他坦诚地讲述“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期间，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他回答说：“我就是李立三呀。”一时全场肃然，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新中国成立在即，李立三被安排领导 ... 工作，他明确区分了党、政、工的关系，提出“把 ... 办成真正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思想。然而，他的这种正确意见和主张却受到了批判，最后竟被免职，“文革”中更因此遭受到迫害而殉难。李立三此前因“左”倾错误被免职处分，此后却因坚持真理而被免职处分，历史在这里显示出它的沉重。
张闻天
张闻天曾被称为是党内“左”倾领导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在临时中央时期，以他为代表，在文艺、宣传等领域已经逐渐开始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和其作用，开始在某些局部问题上质疑并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侧重于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
在 ... 途中，张闻天、 ... 、王稼祥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三人团”，这“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张闻天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成为全党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经过整风，他自觉地从事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又以“让贤”的姿态使党的领导实现了平稳过渡。
由于自己曾经有过“左”倾错误，并且对之有过沉痛和深刻的反省，因而对于相似的错误，他有着敏感的觉察。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张闻天发言批评“ ...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张闻天在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为 ... 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未能产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反而使张闻天蒙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这段铩羽的经历，依然不能阻止张闻天坚持真理的决心。在“文革”的“流放”途中，张闻天又写下了著名的“肇庆文稿”，仍是以批判“左”倾错误为核心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张闻天的经历，典型反映了党内那些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的领导人的风范。
data-filtered="filtered" 李 ...
李 ...
李 ... 年轻时曾是 ... 和蔡和森等的挚友，后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 ... 欧洲支部的筹建，是中国 ... 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 ...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
晚年李 ... 对此深有体会，他揭示了党史上“左”倾的起源，之所以会发生种种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思想路线上“误读”马克思主义以及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以及“唯我独左”、放任群众的心态。以至于在农村暴动中实施所谓“ ... 尽土豪劣绅”的“烧 ... 政策”，并将之引入城市，对自己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特别是盛行的“唯成份论”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视为所谓“小资产阶级”，将之驱赶到革命阵营之外，对知识分子更是严重不信任。以后这种纠结的心态不仅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而消失，反而逐渐弥漫开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晚年李 ... 还撰写了《回忆与研究》一书，总结了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在他看来，错误的发生和严重化，不能局限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这里体制的健全尤为重要。
1980年， ... 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当时胡乔木曾做说明，他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 ... 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 ... 同志提出的。李 ... 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
当时李 ... 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李 ... 以为，所谓“封建残余”不外是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如“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最后就不免发展成悲剧。李 ... 这么说，自己也不断反省，当年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整风，曾经错误批判了王实味，到他晚年，在他的坚持下，终于为王实味实现了 ... 。(摘自《北京日报》有删减，作者：散木 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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