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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他叫谈迁，浙江海宁人，字孺木，号观若，又自署「”江左遗民”，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学家。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15岁取得海宁县诸生（秀才）资格，后科举不第，遂以为他人做记室（文案工作）为生计。生平无他好，惟好书，为人诚朴无粉饰，晚年仍为生计和撰写著作而四处奔波。顺治十四年冬（1658），卒于陕西汾阳，享年六十四岁。《国榷》是谈迁主要代表作，其撰述的原因、经过，谈迁在《国榷·义例》中有简单说明。天
他叫谈迁，浙江海宁人，字孺木，号观若，又自署「 ”江左遗民”，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学家。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15岁取得海宁县诸生（秀才）资格，后科举不第，遂以为他人做记室（文案工作）为生计。生平无他好，惟好书，为人诚朴无粉饰，晚年仍为生计和撰写著作而四处奔波。顺治十四年冬（1658），卒于陕西汾阳，享年六十四岁。 《国榷》是谈迁主要代表作，其撰述的原因、经过，谈迁在《国榷·义例》中有简单说明。天启元年（1621）「 ”读陈建《通纪》，陋之，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百卷。” 《国榷》有两稿，一稿经过二十多年心血成稿。喻应益为其作序，现存。喻应益，江西新建人，字叔虞。俞《序》对《国榷》一稿评价很高：「 ”孺木《国榷》足兼《尚书》、《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书也……是编且当献而藏之金匮石室间。” 但不幸，一稿在顺治四年（1647）被窃。当时谈迁已经54岁，打击非常大，「 ”拊膺流涕”。但他并没有放弃，仍坚持重撰：「 ”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 为此他给明朝前内阁大学士藏书家嘉兴钱士升写信，请求借阅书籍、抄录史料，重撰《国榷》，获得钱应允。后又向归安、吴兴、钱塘等各地的藏书家借阅、抄录史料。重修之路十分艰辛：「 ”冰毫汗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剑；予病类之矣!” 家国兴衰、人生蜕变和学术嬗变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巨大转庚点。1644年，处于这一关头的明代士大夫们，己开始面临着一个最大最难的也是最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关于生与死问题的抉择。 该作出何种选择？究竟是毫不犹豫仕新朝，站在满清一方，像龚鼎兹等人；抑或是以身殉国，以死效忠，类似于倪元璐等一样；还是作为忠明的遗民出现。 易代变迁，谈迁选择了彻底成为「 ”明遗民”，用这样一种自处的生存方式，拿起手中的纸笔，将满腔故国之思寄托在史书的修撰上。谈迁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一个贫民，他认为既然存活于世上，就必须为自己在新的一片天空下作一番事业，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生存选择提供佐证。 自古以来，修史总是作为一种「 ”鉴往事，知来者”的文化观念，根植于儒家文化体系中，无论治世，抑或是乱世，修史总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或扬长避短，或褒贬善恶。 而明末清初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乱世时期，更是为大批史学家修史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对国家和社会前途命运的担忧成为他们致力于撰史的动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 ”促使他们对过去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走向的探讨”。 明清易代对于像谈迁这样的史家而言，不仅仅是变了天，换了皇帝，更是正统、道统如何继续维持的问题。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在他们心中泛起了巨大的涟漪，经历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后，思想上同样经受了一番冲击，必然希望从根源上找到明代社会何以走向灭亡。 而修史则是他们表达这一心理变动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史学家，以史言志可以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他们政治立场的平台。然后站在史家的立场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并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去评价有明一代的统治得失。 谈迁的遗民心态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算他与许多仕清人士如钱谦益、吴伟业等交游，从其处获取大量藏书资料用于《国榷》的编纂，也始终保持着一个书生的骨气，选择做「 ”明遗民”，从没想过仕清。 但是时代的巨变使他无法抵御，也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社会渐趋稳定，亡国之筋逐渐隐没在他生存的背后。「 ”明遗民”赖以维系的生存尊严似乎也慢慢消逝不见。 面对这样的境况，谈迁甚感困惑，这种矛盾心态促使他必须为自己的抱残守缺、安身立命寻找解脱，消解易代带来的焦虑不安情绪，那就是将故国之思寄托在《国榷》一书的修撰，再加上其「 ”性好博综，久不遇，益肆力于子史百家之言，尤谙列朝典故”，所以利用发愤著史的契机，以此重新寻找身为「 ”明遗民”存在的文化价值：存道以存天下。 对于自己生死之际的选择，虽然他们抱残守缺，但是从内心深处他们向往为国献身的死节之士，况且他们认为自己只是由于时代所迫而存活下来，但是与殉国者从事的是一样的事业。 对于这一遗民群体的史家来说，修史的意义己经超出了史学价值和学术价值本身，而升华为一种精神财富，是生命的动力、斗争的武器，甚至是遗民人生的追求与一生的总结，这种「 ”然余之不死也，以死而为无益，故不死也”的人生境界成为了以谈迁为主的明遗民史家毕生所追求的动力和财富。 经世精神是明末清初遗民史学兴起的政治文化背景，「 ”所经之世，为明清之际之乱世；所律之用，自然为反清复明的大业。”治史，自古以来就是学人学问中事，文人也以治史为其名山事业。国亡之后，明遗民学人以存「 ”国史”为后死之责。 黄宗羲说过：「 ”国可灭，史不可灭。”在野的知识分子们很多都以「 ”存国史”为「 ”存明”的信念，这是一种特殊的史学情结，这种情结使得着史成为「 ”明遗民”们保存自身儒家文化传统的一项事业。因此，在他们的史学作品中，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还是评论，字里行间充溢着「 ”明亡追究”的永恒主题，「 ”凡为史者将以明著一代兴亡治乱之故，垂训方来”：反思明亡原因成为了明遗民治史的重要动力。 谈迁也不例外，《国榷》的成书正反映了其以史经世的信念。他与《国榷》一人一书合一，它在17世纪是一个典型的象征，是一大批明遗士子紧抱着「 ”故国”的情结而怀旧、思痛、总结与借鉴的一个典型象征。 后来，龚自珍说出了一段更经典的话：「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 撰稿/默默【读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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