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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从表面来看这件事是汉朝人重义轻利的代表，是汉朝任侠之气风行的体现，但就如同《后汉书》将其归到《党锢列传》一样，这个事件的本质还是一个政治事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开端，也是士族与宦官争斗的延伸。
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后汉书·党锢列传》 与后世文气压过武气不同，有汉一朝，民间尚武之风尤盛。汉朝承接战国跟秦朝尚武的风气，百姓好勇斗狠，重义轻利，好任侠行事，从郭解到张俭，皆是任侠意气的代名词。 史料记载，张俭因为触怒宦官，被官府通缉，四处流亡，朝廷下令有胆敢收留窝藏张俭的皆与张俭同罪，而张俭望门投止，也不管认不认识，看到有人家的地方就进去躲避，时人慕其名节，纷纷接纳，虽然张俭最后幸免于难得以流亡塞外，但是收留过他的人家被处死者数以百计，宗族亲眷被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甚至郡县都因此变得残破不堪。 从表面来看这件事是汉朝人重义轻利的代表，是汉朝任侠之气风行的体现，但就如同《后汉书》将其归到《党锢列传》一样，这个事件的本质还是一个政治事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开端，也是士族与宦官争斗的延伸。 「 ”诛宦”的政治正确 张俭之所以被追捧，以致让人们争相破家相容，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诛宦是东汉士族孜孜以求的政治正确。 我们看张俭所做的事情，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当时的中常侍侯览在家乡强占田屋以修私宅，张俭上书弹劾被侯览扣住，因此惹恼了张俭，直接带人把侯览的寿冢和豪宅全部给扒了，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当然对张俭其事也有不一样的记载，《袁纪》中还指出了张俭 ... 了侯览母亲连带家人宾客一百多人： 俭行部至平陵，逢览母，俭按剑怒曰：‘何等女子干督邮，此非贼邪！’使吏卒收览母， ... 之。追擒览家属、宾客，死者百余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园宅，井堙木刊，鸡犬器物，悉无遗类。 但是主流史学界还是认为这一记载是虚构的（笔者本身认为根据以往士族对待宦官的态度，张俭应该是动了刀子的，但是侯览母亲的死应该与他没关系），所以张俭本身就是做了一回强项令，但为何天下人不顾家破人亡，也要保他？ 因为对张俭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待士宦之争的态度，而诛宦一直是东汉士族中的政治正确，从东汉建立之初就注定了这种风气的存在，谁又敢骑墙，谁又敢做叛徒呢？ 士宦不两立从建国之初就决定了 东汉的光武帝虽然是刘氏复辟，是中兴，但当时在许多人眼里，刘氏就是天命已去了，而且其作为一个开创者，本宗室的力量及其单薄，虽然依赖了河北豪强取得了天下，但是我们从度田上可以看到其颇有些尾大不掉的样子了，所以刘秀急需一个强大的嫡系班底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而这也就是之后在东汉政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外戚与宦官的组合。 这两支力量相互依靠又相互钳制，是皇权驾驭外廷的重要工具，而士族当然不甘心被老实压制，明明当初天下都是大家一起打的，总不能还是让我当狗吧，所以士族的理想愿望是玩虚君政治，而外戚跟宦官偏偏挡在皇帝前面，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灾害、造反、战争，甚至是有啥天人感应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先诛宦，再说别的，而因此它也就成了某种政治正确，甚至是许多人刷声望的工具。 张俭事件是东汉第二次党锢的导火索 往小了说张俭只是宦官对强项令的打击报复，往大了说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开端。 当时侯览派人给张俭安排的罪名可是结党营私，而《党锢列传》中记载的被抓的可不仅仅是张俭一人。 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干为「 ”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为「 ”八顾”，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 ”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 士族中这么多优秀的青年子弟，都受到了党锢的牵连。 要知道党锢可不是说着玩的，士族为什么能被称为士族，士族又凭什么可以鄙视豪强，不就是可以做官嘛？现在来个党锢，终身不能出仕，一代还好，两代三代那士族岂不又要衰落成豪强，因此党锢一出，士族与宦官的战斗就算是进入白热化阶段了。 而这个时候，对张俭的态度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了。 包庇他，你就是坚定的诛宦派，大家都是好兄弟，就算事发了历史也会记得你，你的家族跟子弟大家也会帮你照看，而你要是去揭发，那你就是大家的阶级敌人，等着跟宦官们一起遗臭万年吧。 虽然汉朝士人不会想的这样功利，但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如此。 例如张俭就曾经逃到孔融的兄长孔褒家，而孔褒当时不在还是少年的孔融替兄长做主收留了他，之后事情泄露，孔融与孔褒被拿，二人争相揽罪，最后朝廷定了孔褒的罪，将其问斩，而孔融却因而闻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名，州郡以礼策命，都不到。 党锢之祸的本质是皇权与士族的争斗 虽说党锢看起来是士族与宦官在斗的你死我活，但其背后真正角力的主角是皇权与士族。 东汉政治的本质是标准的天子与士族共天下，而宦官只是天子手中的政治工具，与士人的精兵强将相比，宦官团体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皇帝想平衡，自然只能对士人进行压制，而这对士人集团自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看到这种「 ”凭什么的”思想让士族对宦官的态度愈发激烈，甚至对宦官持着一种不论好坏，要全部诛 ... 的观念。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时，朱瑀偷看窦武的奏折后大 ... ：「 ”宦官中有违法乱纪的，当然要诛 ... ，但是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罪过呢？竟然要一个也不放过。” 《范书·窦武传》：（朱）瑀盗发武奏， ... 曰：「 ”中宫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 而且比起宦官还能遵守皇命，有所约束，越是士人动起手来反而越是肆无忌惮。 东海相黄浮将不法的中常侍徐璜之侄徐宣全家逮捕，在未得天子诏令的情况下将徐宣全家不分老幼的严刑拷打，最后还将徐宣弃市，可谓狠戾至极。 如此这般，不听皇命就敢「 ”法外 ... 人”，且抓一个逃犯而已竟然被所有士人破家相容，这又如何不让皇帝恐惧，因此只能借宦官之手采取党锢这般釜底抽薪的举措了。 最后总结，党锢政策其实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只是皇帝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而借宦官的手对士族进行的一次打压而已，但这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士族的反扑，使士族对皇权愈发的缺少了敬畏，张俭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之后士族行事愈发激烈，先有阎乐劝进皇甫高，后有党人八及之一的王芬联络陈球弟子华歆等人废帝，再到最后汝南袁氏直接玩了把大的，坑了大将军何进与宦官同归于尽，而外戚宦官皆亡，皇权没了依仗的力量，各路野心家就纷纷登场了，士族也开始了逐鹿天下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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