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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的撙节财用思想南宋供养着几乎与北宋数量相当的军队、比北宋更多的官员，并且其战争比北宋更为频繁，可想而知国家财政支出只能更为浩大，入不敷出危机依然严重。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仍不断提出节省财政支出的对策。从总体上看，这些对策大多是对北宋一些观点的重复，少有新意。兹以朱熹和叶适为代表，略加介绍。
朱熹的撙节财用思想 南宋供养着几乎与北宋数量相当的军队、比北宋更多的官员，并且其战争比北宋更为频繁，可想而知国家财政支出只能更为浩大，入不敷出危机依然严重。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仍不断提出节省财政支出的对策。从总体上看，这些对策大多是对北宋一些观点的重复，少有新意。兹以朱熹和叶适为代表，略加介绍。 朱熹认为当时财政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一是军费开支巨大，「 ”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101]。二是「 ”今朝廷之财赋不归一，分成两三项，所以财匮……凡诸路财赋之入总领者，户部不得而预也。其他则归户部，户部又未尽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于内藏库、封桩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102]。当时，另一著名学者陈傅良亦云：「 ”每欲省赋，朝廷以为可，则版曹以为不可；版曹以为可，则总领所以为不可；总领所欲以为可矣，奈何都统司不可也。陛下亦熟念之欤，则以都统司谓之御前军马，虽朝廷不得知；总领所谓之大军钱粮，虽版曹不得与故也。于是乎中外之势分，而职掌不同，事权不一，施行不专矣。职掌不同，则彼此不能以相谋；事权不一，则有无不能以相济；施行不专，则前后不能以相守。故虽欲宽民力，其道无由”[103]。由此可见，北宋时财权分割，国家财政经费不能统一协调的问题至南宋依然存在。三是「 ”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104]四是由于统治阶级挥霍无度，穷奢极侈，浪费了巨大的财富，「 ”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105] 有鉴于此，朱熹在理财上特别强计「 ”撙节财用”[106]，「 ”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107]。朱熹坚持自西周以来的「 ”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并对此注入新的内容。宋代之前所谓「 ”量入为出”，通常是指依据财政收入来安排财政支出，以便使财政支出不超过财政收入。朱熹则把「 ”量入”进一步延伸为对收入的准确计量，而计量的目的不仅在于使财政收入确实可靠，更在于考虑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并且使各地区的财政负担与其贫富状况相一致。这种思想贯彻了量入为出和合理负担相结合的财政管理原则，集中体现在他以田赋为例而设计的一个「 ”量入”的计算办法：令逐州逐县各具民田一亩，岁入几何，输税几何，非泛科率又几何，州县一岁所收金谷总计几何，诸色支费总计几何，有余者归之何许，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毕集，然后选忠厚通练之士数人，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有余者取，不足者与，务使州县贫富不至甚相悬， ... 力之惨舒亦不至大相绝矣。[108] 朱熹有很强的儒家民本思想，他把朝廷「 ”撙节财用”同爱民、恤民联系在一起。他说：「 ”臣闻先圣之言，治国而有节用、爱人之说。若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109]因此，他认为「 ”爱民必先于节用”[110]。如上所述，由于当时国家财政负担最多的是养兵，所以他主张：「 ”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111]。这里，他把治军作为问题的根源，只有治军才能省赋，省赋才能恤民。朱熹所处的时代正是宋金对峙时期，他虽不是武将，但对这种 ... 局面认识得很清楚。因此，他治军的思路是「 ”国家蹙处东南，恢复之勋未集，所以养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则兵又未可以遽减。窃意惟有选将吏核兵籍可以节军赀，开广屯田可以实军储，练习民兵可以益边备。诚能行此三者，而又时出禁钱以续经用，民力庶几其可宽也”[112]。首先是「 ”精练禁兵，汰其老弱，以为厢兵”[113]。裁减老弱冗兵，不仅可增强军队战斗力，而且又减少军费开支。 其次，朱熹主张实行屯田：「 ”今日民困，正缘沿江屯兵费重。只有屯田可减民力，见说襄汉间尽有荒地。某云：当用甚人耕垦？曰：兵民兼用，各自为屯。彼地沃衍，收谷必多。若做得成，敌人亦不敢窥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战，便是金城汤池。兵食既足，可省漕运，民力自苏……则州郡自宽。迟之十年，其效必著”[114]。屯田之举可谓一举数得，一可解决兵食，二省漕运之费，三能节约大量开支，四可减轻百姓负担。对于宗室俸给渐多给财政带来的负担，朱熹认为「 ”事极必有变。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遗请给。初立此条，止为贫穷全无生活计者，那曾要得凭地泛及”[115]。不言而喻，朱熹意思是如按最初规定，宗室中只有实在贫困无着落的，才能够请孤遗俸，而现在是普遍享有，州郡和百姓哪能负担得起？因此，朱熹主张予以削减。 当时，文武官吏的俸禄支出也是庞大的，「 ”某人曾记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几万贯，武臣及内侍等五六十万贯”[116]。朱熹认为文臣武将的俸给也要削减，以缓国家财用耗屈。对于统治阶级的挥霍奢侈，朱熹则以理学家的角度，劝谏统治阶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该「 ”正心”，「 ”存天理，克人欲”，宫省事禁，惠康小民，「 ”一切扫除妄费，卧薪尝胆”[117]。
本文标签：朱熹中国古代史宋朝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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