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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不出名单的“国宝工程”在追查天龙山佛首线索的过程中，历史性资料的匮乏成为谢冰和专家们的头等难题，许多文物流转的历史在国内断了线，只能从外国藏家和学者那里描个大致轮廓。在李晓东看来，法理依据的缺失成为文明古国追讨境外流失文物的一层透明天花板。
中国：列不出名单的“国宝追讨工程”
国宝追讨纪实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与跌宕起伏的中华民族历史联系在一起，是很多中国人心头难解的结。近日，圆明园内两件流失多年的国宝级文物——12生肖中的兔首和鼠首在异国被拍卖一事，再次燃起国民追讨海外流失国宝的热情。
在这个事件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国百年流失文物的回归之痛。这个困扰中国的世纪难题，也同样令希腊、埃及等其他文明古国倍感焦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文物，和希腊的埃尔金大理石、埃及的法老像等一样，从遗失到回归的道路，注定是崎岖曲折的，然而却是我们一定要走的。
一尊佛首的“非典型”回归
在文物收藏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香港凤凰卫视《投资与收藏》制片人谢冰的一个深切体会是“入行越深，对中国流失文物的痛惜越难以名状”。在巴黎吉美博物馆，谢冰亲眼看到法国文物商伯希和从敦煌石窟掠走的大量绢画；在美国各博物馆，他看到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而在斯德哥尔摩国立东方博物馆见到的仰韶时期的彩陶，被誉为世界之冠；中国美术史的大作——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也已经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我们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古代先贤的杰作，不得不远涉重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冰唏嘘不已。
在谢冰的计划里，探访博物馆只是他搜寻流失文物的一条线索。近十年来，经谢冰促成的回归文物已经难以计数，而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去年一尊国宝级佛首——天龙山佛首的回归。
天龙山佛像一直是中国文物界的隐痛，与云冈、龙门石窟的高大、宏伟不同，天龙山石窟更以其造型娴熟，比例适当，线条柔和，雕刻精美而著称。在一个世纪前遭受了空前的洗劫之后，洞窟内所有的造像头部被凿下，更有大批造像全身都被盗走，是中国石窟中遭破坏最严重、经历苦难最多的一座，而这些丢失已久的佛首和造像，至今仍未追回一尊。
“看到满窟的断首佛像和随处可见的凿痕砍印，那种感觉不亚于刀斧凿砍在自己身上，”谢冰回忆起初进天龙山石窟的情景，一脸的怆然，“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迎回哪怕是一尊佛首。”
2007年夏天，谢冰把要迎回天龙山佛首的愿望与世界拍卖巨头佳士得公司进行了沟通，希望通过他们在全球的强大网络，帮忙寻找到一尊天龙山佛首。2008年8月，纽约佳士得传来消息，从一位美国私人藏家手中拿出一尊天龙山佛首参与9月份的秋季拍卖，从资料中看，应是第十窟西壁主尊佛首。
“当时情势很危急，离拍卖只剩两个月，如果我们筹不到款，令这件国宝级文物从我们眼前再度流失，我们肯定于心不安。”谢冰对记者说。幸运的是，这一愿望得到了山西私人藏家强有力的支持。
资金有了保障，谢冰决定正式参加9月17日在纽约举行的这场拍卖。但在拍卖场举牌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确认，佛首真伪、佛首的流转情况、近年各大拍卖场同类佛首的成交金额，这一切关系到最终的心理价位。
在一个月内紧锣密鼓的调研验证工作中，谢冰联同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力图厘清佛首的流转历史。直到拍卖日凌晨四点，专家们方才最后定论这尊佛首确是真品，而这个结论成为佛首回归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当时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关于佛首真伪的信息，我们一点没有透露。其他买家先前都不了解具体情况。否则竞争的人太多，价格会更高。”谢冰说。
在第二天的拍卖现场，场上的竞投十分激烈，拍价从12万美元轻松起拍，却一路飙升至70万美元，最终山 ... 家力挫群雄以86.6万美元购得佛首。“木槌一落下我们都欢呼起来，一些和我们竞争的卖家向我们表示祝贺，但他们哪知道这尊佛首真正的价值呢，他们只知道我们赢回了一尊佛首，但不了解背后的故事。”
列不出名单的“国宝工程”
在追查天龙山佛首线索的过程中，历史性资料的匮乏成为谢冰和专家们的头等难题，许多文物流转的历史在国内断了线，只能从外国藏家和学者那里描个大致轮廓。
“流失到海外的佛首有多少，有多少又在国内藏家手里，我们完全无从得知，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从民间小说里寻找线索。”谢冰说。
而在天龙山佛像之外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国海外流失文物，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对于文物的大量流失，文物界一直有个让人伤心的说法：安阳殷墟虽在，但要看甲骨文却要去日本；敦煌依然，但敦煌学却在国外。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对记者举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在瑞典，有座只有两万人的小城Ulricehamn，小到北欧的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明它的位置，可那里却有个远近闻名的博物馆，它所收藏的中国一级文物，就有几百件。特别是中国汉、隋、唐时代的金银器皿，这些完整、精美的金银大碗在国内尚且很难见到，在这个小城的博物馆里却随处可见。“中国文物流失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由此可见一斑。”李晓东说。
中国文物界一个较早的估算数字显示，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座博物馆中，收藏着上百万件中国文物。可是，在中国的史学界、文物界，只有李学勤写过《欧洲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和李树中写过《海外藏中国历代绘画》一套，相对于浩瀚的流失文物，这样的调查量小力微。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先摸清流失文物家底，建立数据库和追踪系统，这样才能让抢救工作有的放矢。”李晓东说。
而这项浩大工程的复杂和艰巨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据记者了解，故宫博物院等机构近年来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是对某类文物的梳理，不足以搞清整体的情况，即便是一级文物，也往往因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做到完整全面。
有200多年历史的北京琉璃厂，在20世纪初就曾滋生出专门跟外国人做生意的“洋庄”。许多价值连城的国宝如著名的“昭陵六骏”、“帝后礼佛图”等，都在这个时候经由“洋庄”流走海外，而除了这些有文字记载的，更多的文物进了“洋庄”厚重的挂帘，从此无迹可循。
据李晓东介绍，近几年中国文物协会已与英国大英博物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多家世界著名博物馆建立了联系，陆续出版了一些系列图录和文献，“这也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这是中国的东西。否则，若干年后，不但我们不认得自家的东西，连别人也将其当成了自己的历史。”
归途的痛与难
全面调查文物流失状况，并不只是按图索骥的需要，更是讨还海外流失文物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
李晓东介绍，国际公约对文物讨还的举证要求非常高，成功的经验寥寥。1994年河北省曲阳县王处直墓武士浮雕被盗，后经外交途径成功追索。当时国家文物局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提供了被盗文物的详尽资料。包括武士浮雕质地、尺寸等原始资料和照片，被盗现场的照片和录像等。还重新打开已经封上的古墓，动用高科技手段，对墓中泥土作化学和微量元素分析，然后与浮雕上的残留物进行对比。
而对于流失海外100多年的文物来说，这些要求显然过于苛刻，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
“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很复杂。” 李晓东说，虽然很多是战争时期被掠夺的，但也有一些是被各国探险家和文化掮客“买”走的，像敦煌藏经洞的壁画和殷墟甲骨文；还有更早时候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合法贸易出口的大量瓷器，无法混为一谈。因此，“如果讨还时难以拿出强有力的文物流转证据，文物返回基本无望”。
而要弄清每一件流失文物的来龙去脉几乎不可能，即便弄清，判断文物是否返还的依据又在哪里？在李晓东看来，法理依据的缺失成为文明古国追讨境外流失文物的一层透明天花板。
来源：新华月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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