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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很早以前，我们就知道上古有「”结绳记事”了。也许有许多人都想不通，结绳怎么能记事？要如何打绳结，才能记录下「”今天我吃了老鸭粉丝汤”这件事呢？其实，结绳记事是一种比较简陋的记事方式，它多用于记数，难以表达出像「”老鸭粉丝汤”这么具体的信息。在文字面世并广泛传播之前，或者在文字尚未全面覆蓋的区域，人类为了记录和交流信息，曾创造出各种各样看起来很简陋但确实比较有效的...，结绳记事和刻木记事都是其中的
很早以前，我们就知道上古有「 ”结绳记事”了。也许有许多人都想不通，结绳怎么能记事？要如何打绳结，才能记录下「 ”今天我吃了老鸭粉丝汤”这件事呢？ 其实，结绳记事是一种比较简陋的记事方式，它多用于记数，难以表达出像「 ”老鸭粉丝汤”这么具体的信息。在文字面世并广泛传播之前，或者在文字尚未全面覆蓋的区域，人类为了记录和交流信息，曾创造出各种各样看起来很简陋但确实比较有效的 ... ，结绳记事和刻木记事都是其中的一种。它们作为「 ”前文字”或「 ”代文字”发挥了一部分和文字相似的作用。对先民来说，结绳记事这种方式无疑已经是文明的巨大进步，重要性无异于电脑之于当代的我们。 今天我们在博物馆中就能看到活生生的结绳和刻木记事——云南民族博物馆的「 ”人类的记忆——云南民族古籍文化遗产展”曾经荣获第6届（2003-200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即使在十五年后的今天再走进这个展厅，我们仍然能看出陈列之精心。 图片来自云南民族博物馆 上面这张图是什么？它好像只是一把胡乱捆在一起的小玩意，毫无意义。 但它分明又是有意义的。这是来自云南迪庆州的藏族指令木刻，按照博物馆展牌的解释，在木牌上部的六个缺口表示六背盐，下部的前三个缺口表示新俄、大通布（乡长）、半迪布（副乡长），后三个缺口表示三个侍卫官。这一捆「 ”杂物”中还包括有一支令箭，表示快出发；辣椒和火炭表示要服从命令，否则治罪，鸡毛和明子表示要日夜兼程。将这些「 ”杂物”的意义串联起来，人物、时间、事件都齐备了，这就是这个指令木刻作为整体想要表示的内容。 下面这一串云南元阳县哈尼族的绳结，你能看出它表示的是什么意义吗： 哈尼族卖卖土地的结绳账目，双方各执一根，每个结为一货币单位 佤族停战木刻，两个缺口表示你我两个寨子，三个缺口表示三天之内前来谈判 （一）「 ”结绳”与「 ”刻木”的初步分析 在我国古籍中，有一些关于上古时结绳记事的记录。比如《易·系辞》中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就意味着在文字出现之前，先民们曾用结绳的 ... 来传递信息。《说文解字·序》载:「 ”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共事。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这就把结绳记事的功用提高到了「 ”为治”的高度了，通过结绳来记录各类事件，达到治理邦国的目的。《庄子》中所描绘的上古理想社会中，人民传递消息就是靠结绳：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结绳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实在很重要，其地位直到仓颉造字，才逐渐弱化下来。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 ”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有了文字，结绳记事的 ... 就被「 ”移”走了，被取代了。文字显然是更优良的记事方式。晋代葛洪《抱朴子》说：「 ”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 怒族与独龙族的结绳记事，均代表十天后相会，拍摄于云南民族博物馆 通过绳结如何传递信息呢? 孔颖达《正义》引郑康成《注》说: 「 ”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种说法可以作为一种参考。结绳记事虽然在许多古老民族中都曾经出现过，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里，它的应用 ... 和意义有比较大的差别，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认同的固定模式。但结绳记事又有一些共同的前提: 第一，要掌握结绳的技能。制绳用绳以助劳作，这是先民们最常用到的生产和生活用具之一。在距今28000年的山西峙峪人遗址中，发现了有用绳迹象的箭头，说明此时已经能够制绳，并且用绳 ... 弓。在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陶纺轮和骨制网梭，说明此时原始人已经学会使用纺轮，制绳工艺大大进步，而且可以用梭来将绳结成网，提高捕获量。1958年在陕西宝鸡北首岭发现一只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的船形彩陶壶，腹部彩绘图案有如渔网。 船形彩陶壶，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二，有需要绳结来记录或传递的信息。结绳记事所记录的并不是一件完整的、具体的事情，要通过数个大小、外观近似的简单绳结要独立记录一个具体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只能作为提示帮助结绳者回忆重要信息，充当「 ”信物”。这起码意味着先民们的活动空间愈来愈广阔，不再局限在仅需要口传就能完成信息交流的某聚居地、某氏族之内，发生了比较广泛的社会交往，经济生活较复杂，趋于制度化、规范化，甚至有了记录或分析历史的需求。 第三，结绳记事还需要社会的普遍认可，形成进行信息交流的记事模式。它作为「 ”前文字”阶段的记事方式，在某一时域和区域内，需要有一套能够被大众普遍接受的理解方式，才能发挥其「 ”信物”作用。 佤族结绳账目，左三大结表示借出3元，中一大结一小结表示利息为半年1.5元，右三大结表示已借出3个半年 即使没有结绳记事，也可以通过图画、契刻等 ... 来记事。与结绳记事相同，刻木记事如果不辅以具体的文字记录，它充当的不过是「 ”信物”罢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 ”刻木记事”的记载主要有： 古文字中的「 ”契”字即指木刻，《说文》云：「 ”挈(古契字)，刻也，从㓞从木。”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可见契刻最初有记录数字之用。清代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根据「 ”契”的字形说此字意为「 ”刻齿于竹木以记事，丨象竹木，彡象齿形。” 刻木以识数，所刻之数多用以记录财富、日期等信息。比如《墨子》「 ”数人之齿而以为富”，这里的齿指的就是刻在木契上的齿数，齿数多寡代表财产数量。《列子·说符》:「 ”宋人有于道得人遗契者，密数其齿，告其邻曰：‘我可以富矣’。” 刻木多用来表示契约。即使在文字出现之后，由于文字普及程度不高，识字民众不多，仍给木契留下了大量空间。《管子》说「 ”子大夫有谷菽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战国策·齐策》中，冯谖通过焚烧记录债务的契约来表示宽厚，替孟尝君争取民心：「 ”冯谖……载券契而行。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这种券契可以视为早期「 ”借条”，是记录简单的数字账目的凭证。《书·叙》孔疏引郑玄《易注》云:「 ”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 哈尼族记工分木刻，拍摄于云南民族博物馆 从刻木记事的历史和影响区域来看，它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一直延续到数十年前。不过在文字流行之后，刻木记事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如果说商代时的甲骨文还只是使用范围很小、多用于占卜的「 ”神圣文字”，那么到了周朝，文字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张了，从神圣领域朝日常生活蔓延。在中原地区，结绳记事、刻木记事都不再是主流。而在中原文化中心区域之外，结绳记事和刻木记事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隋书·地理志》记载，自岭已南二十余郡的俚人、诸蛮，「 ”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宋人朱辅《溪蛮丛笑》说：「 ”结绳，今溪洞诸蛮犹有此俗。”苏东坡之子苏过在其《斜川集·论海南黎事书》中记录说，黎人「 ”无文书符契之用，刻木结绳而已”。到了清代，结绳、刻木仍在南方地区流行，张庆长的《黎岐纪闻》云:「 ”生黎地不属官，亦各有主，间有典卖授受者，以竹片为券。盖黎内无文字，用竹批为三……两家及中人各执之以为信”。严如煜的《苗疆风俗考》中说：「 ”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递传，以鼠牛犬马记年月，暗与历书合，有所控告，必请士人代书，性善记，惧有忘，则结于绳。”李调元《南越笔记》中也说：「 ”黎长不以文字为约，有借贷以结绳作结，可以左券。如不能偿，即百十年后，子孙皆可持绳结而问之，负者子孙不敢诿也。”光绪《定安县志》卷九亦称:「 ”黎人贸易称贷，截竹有一指之长，千钱刻一痕，剖开各执一为合同”。 随着文明的进步，结绳与刻木在较发达的社会形态中已经难觅踪迹，木、竹、草等 ... 的结绳与刻木实物也早已腐朽，难以找到实物遗存。好在除了史籍文献之外，我们还能通过民族学、人类学资料获得对这一记事方式的基本认识。 （二）从古代到现代：绵延千年的记事方式 我国有56个民族，1949年时，有一半以上的民族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字，对某些民族来说，结绳或刻木就成了一个不错的记事方式，一直使用到了现代。 比如解放前的独龙族还用绳结和刻木来计算日期。出远门时，每天打一个绳结来记日期，亲友约定某次相会时，就各持一根打上相等数量绳结的绳子，每过一天，就解一个结，全部解完时，就到了相会的时间了。 解放前云南独龙族把记事绳系在身上 罗江文教授则描述了独龙族以刻木记日期的方式： 木刻一般用削平的木板, 如果两人相约见面, 就在木板两边刻上对等的格数, 以表示路上走的天数, 中间劈开,各执一半, 每走一天削去一格, 剩下最后一格, 就是二人相见的日子。 这种方式和刘卫国在《「 ”刻木记事”考》（《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转引《云南西盟大马散佤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的佤族刻木计日方式一致，可见在相似的地理位置、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下，会形成相近的文化传统。在云南西盟佤族地区，佤族人在竹片上刻上缺口来代表天数，每一缺口代表一天，过一天则削掉一个缺口。 便于记录数量的结绳与刻木方式往往还用来生成契约。这些契约有的涉及商业交往活动，比如黎族用竹契和木契来订立债务关系；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双方各持一根作为田价标记的打结麻绳（如本文图2）；傈僳族以绳结为借据，记录借入与债款清还情况。 独龙族借贷木刻，下端四条横线表示四年还清。拍摄于云南民族博物馆。 婚姻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独龙族等民族用木刻来记录聘礼和陪嫁财物信息： 据载，贡山拉宛夺村独龙族某男欲娶茂顶村某女为妻，男方付女方聘礼大牛一头、小牛一头、 ... 死的牛半头、 ... 死的大猪一头、 ... 死的小猪三头、三头半猪的猪肉、男人背去的酒六瓶(每瓶20公斤)、女人背去的酒三瓶(每瓶10公斤)、大铁锅一个、小铁锅一个、铁三足架一个。男方在一根木片上刻上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缺口来记录上述物品，作为支付女方聘礼的凭据。后来女方因故身亡，双方未能成婚。男方就能拿出这根木刻与女方家人谈判，女方家人只得同意按木刻所记录的物品数量照样赔偿。——刘卫国《「 ”刻木记事”考》转引《云南怒江独龙族社会调查》 景颇族夫妻和解木刻，中间的横线表示头人，云南民族博物馆藏 结绳和刻木还可以作为事件凭证，用来传达比较简单的事件信息。比如普米族在作战时用「 ”散羊毛疙瘩（羊毛结绳）”的方式来通知队伍，独龙族以「 ”打木刻”通知各村寨作准备迎接土司收税。这种木刻通过在木片上刻出大小不等的缺口来表示收税的人物情况和下达各种指令，有时候还在木刻上捆扎鸡毛、火炭等物品，强调紧急。 独龙族传信木刻，大缺口表示来了一个大管家，三个小缺口表示三个随从，四个缺口表示需要四个背夫 像前文藏族指令木刻那样用各种不同的小物件来代表不同意义的做法，可以更准确地表示事件，使绳结或木刻上所记的事情更容易被看懂。比如在绳结前端系一块结实一点的土块来表示土地，这样就显得很直接明了。凉山彝族打冤家时，要先送附有鸡毛、火灰之物的传信木刻下战书，称为「 ”斯尔马”（ 四川民族调查组:《普雄县瓦吉木乡社会调查报告》，110页）。普米族传信时附带鸡毛，同样表示「 ”迅速”，相应地，辣椒可能表示激烈，木炭表示炽热，骨头表示坚硬。这样的做法在各个民族中都很常见，只是这种约定俗成的意义需要在形成共同认知的群体中才能被正确理解，否则会产生误解，比如下面的图片： （三）走向文字：结绳与刻木的衰亡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绳与刻木还代表着「 ”先进的传播方式”，毕竟它比口语传播更加稳定和规范，更符合不断扩大的社会组织规模的要求，如果想到在刻木记事时很可能还形成了作为文字雏形的早期刻画符号，那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结绳和刻木在神性时代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体系辉煌地出现在先民的生活之中，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进步表现。它们的优点很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优点要么被继承下去，要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第一，绳结和木刻的取材非常容易， ... 也方便。无论是搓制、编织绳子所用的各种植物和动物纤维，还是刻制木刻所用的竹木，在自然界中的分布都很广泛，获取难度不大。但是这些容易 ... 的绳结和木刻，其记事容量有限，往往只有涉事人及被告知人才能识读。 当文字兴起后，甲骨文主要以兽骨、龟甲为载体，加工难度较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目前没有发现殷商时期的竹木简牍，但《尚书》说「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可见这种竹木简牍很大可能上是存在的。它一方面利用了易得的竹木材料，另一方面，它的信息容量和可解读性远远超过了绳结和木刻。 楚简 第二，在部落、族群范围内，常常具有共同的结绳和刻木方式，形成了在某一民族、某一地区被普遍认同的固定模式。它其实具有族群标识的作用，为群体提供凝聚力。但由于它天然的模糊性，绳结和木刻的这种认同范围是相当狭小的，也许相隔百里的不同地域，相同形式的绳结和木刻就具有不同的意义。而文字作为一套符号体系，它更高效、更实用，影响范围显然更广，甚至可以覆蓋整个人类世界。 第三，记录重大事件、有历史意义的绳结和木刻可以整理分类之后集中保存。虽然目前并未发现能够确定为「 ”档案室”性质的史前时期绳结和木刻集中保存遗址，但倘若在三千余年前的商朝时大约已经出现了记录要事的典册，则其源头可能就是绳结与木刻。简册的形制更规范，更方便携带，容易整理、保存，所记录的事件也更清晰。 南京博物院战国竹简 第四，利用绳结与木刻以记事，这意味着先民们有意识地进行思维活动。这仿佛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却是原始人类精神成长过程中的一大步。这些绳结和木刻是契约或重大事件的见证，它寄托或直接象征着神性。我们很容易想到于省吾先生的一个观点：八卦原初属于一种八索占卜法，卜者在占卜时手持八条牛毛编成的绳索，抛之于地以预卜吉凶， 可以想象，在还具有原始民主、平等的氏族时期，人人都可以使用这种颇为简易的记事方式，人人都可以与神交流。但是当等级制出现之后，仅有首领、巫师能够沟通神灵，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颛顼「 ”绝地天通”的故事，反映的就是这种收拢神权的做法。相比绳结与木刻，文字的掌握难度更大，使用文字成为上等阶层的特权，这是符合等级制社会情况的。 良渚神 ... 面纹玉琮，此时与神沟通已经是巫师专有的职能 无论是结绳和刻木，都只能提醒和辅助记忆，而不能独立进行信息传达，不具有自我表述性。它固然可以用来很方便地计数，但所指的具体内容必须由涉事人通过记忆能力和口述来说明，因此结绳和刻木本质上都只是一种起提示作用的信物。在原始人思维能力提升而萌生出数的概念时，它是一种优秀的工具，但当这种思维能力继续提高的时候，结绳和刻木就显得相当简陋了，也难以满足发展了的社会需要。社会组织的规模扩大了，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社会关系愈来愈复杂，各种技术和经验的交流活动愈来愈频繁，相应地就需要有容量更大、更加明晰也更加独立的信息传播方式。 文字出现了，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不需要同时存在了，即使是与涉事人完全无关的第三方也能够通过文字来回溯场景，记忆的重要性被削弱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事件处理方式和社会认知体系被建立起来。结绳和刻木这种在世界许多民族中广泛存在的古代记事习俗，在文字出现以后，不得不悄然衰落。在很长时间之内，它还存在于文字之光未曾照彻的区域，但它不再是先进的交流方式，它终究成为了过去历史阶段留下的一道印记，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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