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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代耀州窑贡瓷问题探讨随着耀州窑黄堡窑场及上店、立地坡等窑区发掘，加之有蓝田县南寨、耀县柳林、三原县西秦砖窑、铜川红土镇东王村等地金代耀州瓷窖藏先后面世，耀州窑毁于金元兵火的传统文献记载已得到纠正。药王山保存的一通金代碑刻提及了大定年间贡瓷事迹，耀州窑金代贡瓷遂成为鉴藏界关注的一个问题。《耀州吕公先生之记》证实金代前期耀州窑继续向皇家贡瓷。
金代耀州窑贡瓷问题探讨
随着耀州窑黄堡窑场及上店、立地坡等窑区发掘，加之有蓝田县南寨、耀县柳林、三原县西秦砖窑、铜川红土镇东王村等地金代耀州瓷窖藏先后面世，耀州窑毁于金元兵火的传统文献记载已得到纠正。金代耀州窑可分为前后两期，金代前期延续了北宋青瓷的风采，既有偏青绿色、玻璃质感强的青釉品种，也有月白釉新品种，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反映耀州瓷在金国统治的北方地区受到欢迎，以色釉偏白者(今称月白釉瓷)为上，并多被用作茶具。药王山保存的一通金代碑刻提及了大定年间贡瓷事迹，耀州窑金代贡瓷遂成为鉴藏界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新面世的金代耀州窑贡瓷碑刻
铜川日报黄卫平率先发现《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提及贡瓷，该碑现存耀州区药王山南庵碑廊，碑文撰于金世宗大定15年，大定23年(1183年)刻立。碑文主要介绍道士吕中道的事迹，介绍他先在华原孙真人栖隐之地药王山升仙台“凿岩为洞”作“栖真之所”，后来去了金都城(今北京)。当时耀州派遣牛安国去中都“贡瓷器”，途中与吕相遇。涉及“贡瓷器”的碑文为：“大定癸巳(金大定13年，即1173年)……是岁冬。耀州使效牛安国贡瓷器至滹沱河南路，逢先生(吕中道)……牛生拜问：‘先生何往?’曰：‘吾久厌尘世，拉竹林寺长老南游天坛。汝至都下，传语张监史。’既至都……遂见张监史……”碑记由杨杲撰文，为了证明所记属实，石碑背面刻有“受语进京故事”者姓名与官衔，有“耀州商酒都监张荣”、“前耀州太守王浩”、“华原令王祥”等。
《耀州吕公先生之记》证实金代前期耀州窑继续向皇家贡瓷。在黄堡窑址出土过金代的龙纹装饰瓷器，有青釉贴塑双龙瓶、贴塑龙纹印模等。在发掘的北京丰台大定17年乌古论窝论墓等女真族官僚墓出土的月白釉卧足刻花钵等金代耀州瓷精品，不排除有些来自贡瓷或皇家赏赐。笔者曾观摩过景德镇湖田窑豪猪岭出土的刻“迪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铭北宋青瓷瓶底，其质量尚不及金代前期耀州窑青瓷精品。
二、对北京广安门出土耀州窑宋代贡瓷的质疑
在药王山金代贡瓷碑刻公布后，有专家对1953年北京故宫在广安门外基建工地采集的300多件耀州窑刻印花龙凤纹盘、碗残片提出质疑，怀疑它们是金代初期耀州窑烧造的贡瓷，而并非金人作为战利品自北宋汴京所掳获的贡瓷。
广安门外发现的这批龙凤纹标本以盘碗为主，在胎釉和坯件修整上都堪称耀州窑青瓷上品，装饰采用里印花、外刻划花，印花带有凸起的阳文效果，纹样组合多为一龙一凤，辅以洞石、花草、海水，龙纹形体矫健，后肢多与肢体缠绕。凤细长颈，有冠，凤尾飘逸。器外口下及近足部各有一道弦纹，在上下弦纹间任意刻划简单花纹，器里满釉，外壁施釉至足，足墙内外露胎，足底心有釉，近足及足部露姜黄色。这批器物从胎釉、纹饰、工艺看，无疑是进贡宫廷的供品。这批广安门外出土龙凤纹标本在故宫延禧宫古陶瓷研究中心有部分展出，从展出品种看，龙凤造型应该有数种。故宫展出这批标本中有一件龙纹印花青瓷标本，它在李辉柄《中国瓷器鉴定基础》一书中被介绍为宋耀州窑遗址出土标本(该书图号170)，需要厘清出土地。黄堡耀州窑遗址发掘时也出土有数种带龙纹的宋代青瓷残件，其中代表性的2件龙纹青瓷均为残片，其中一件大盘保留了底足，足径8厘米，盘心模印了海水戏珠龙纹，龙作三趾，龙身盘曲，被用作《宋代耀州窑址》考古报告的封面图，另一件比较残缺，西安近年城市基建中也出土有耀州窑北宋青釉印花龙纹大盘残件，与窑址出土海水龙纹盘大致接近，但是海水、龙首等细部略有不同，说明与窑址出土龙纹大盘不是出自同一件印模，但两盘的釉色、圈足和镟底做法都近似，大致为北宋中期同时代烧造。
三、金代初期耀州窑当地政权归属的频繁变动
金代初期耀州窑的历史分期比其他窑场复杂，主要是缘于靖康之变之后，耀州窑黄堡窑场所属的耀州曾先后在宋金之间反复易主，耀州窑研究分期中也相应增加了南宋期，为烧造器物断代增加了难度。
天会8年(1130年)耀州曾短暂归降金人，《金史》卷19记载“是时，宋张浚兵取陕西，帝至洛水治兵，张浚骑兵六万，步卒十二万壁富平。帝至富平，娄室为左翼，宗弼为右翼，两军并进，自日中至于昏暮，凡六合战，破之。耀州、凤翔府皆来降”。此事迹在《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第三也有记述，“九月……癸亥，宗辅等败宋张浚军于富平。耀州降。”
《金史》卷72·《彀英(本名挞懒)》列传详细记载了天会年间金宋在耀州交战，彀英率军设伏并收降耀州的事迹。但在《宋史》中却有这样的记载，绍兴元年(1131年)夏四月，“金泾原帅赵彬犯耀州，守臣赵澄击走之”(《宋史》卷26高宗3)，说明此期间耀州归属金人不足半年，耀州又重由南宋军队占据。从天会8年9月至次年4月，时间短促，政局未定，又恰逢冬季，耀州专门为金朝廷烧造贡瓷的可能性不大。
金天眷3年(11140年)，金朝分兵重占此前议和归南宋管辖的陕西等地，右监军撤离喝于5月自山西河中(山西永济西)渡河进入同州，并占据永兴军(西安)，在凤翔、邠州、泾州多次交战后，宋军退守陕西凤县的仙人原，被阻隔在陕北的宋军也南归蜀地，保存了军力，陕西遂被金军占领。绍兴十二年(1142年，即金之皇统二年)八月，“郑刚中分画陕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国，……以大散关为界”，至此耀州才彻底归于金朝的统治之下。耀州为陕北地区南缘，很可能有耀州窑工随陕北军民撤退到四川、陕南，这也可解释在为何在南宋时期，重庆涂山窑、达州瓷碗铺窑、梓潼窑等四川窑口在南宋时期都仿烧耀州窑风格的印花青黄釉瓷器，很多四川窑口都不使用南方常见的燃柴龙窑，而使用以煤为燃料的馒头窑。陕西、四川两省毗邻，通过嘉陵江和丹江两条水系两省联系紧密，两省古代窑业有一定交流，近年在达州市通川区发掘的瓷碗铺窑可为代表，该窑南宋初年兴起，元初废弃，烧造产品中多数为耀州窑风格的印花青瓷，其中罕见的海东青攫天鹅印花纹样见于该窑，在耀州窑上店窑场金末元初产品中也有近似图案。
涉及北宋耀州窑贡瓷的文献有数则，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记载，可知耀州窑向北宋皇家贡瓷单次数量有时候并不大，《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七志四十)亦记载有：“耀州……崇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口三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五。贡瓷器”，所记录均为北宋神宗和徽宗时期耀州窑贡瓷的史实。笔者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北宋末耀州窑贡瓷并非全数解送朝庭，实际烧造数量肯定要大于贡瓷量以备选或临时索需。
在宋金交替之际战乱不断，但从窑址出土北宋末到金代前期瓷器的连续性和丰富程度看，宋金交战并未带给黄堡窑场毁灭性打击。以往研究多认为在金国军队攻破汴京后，掠 获这批耀州向北宋皇家进贡的瓷器，后来带至金中都继续使用。当然还存在这样的可能：在耀州才归附金朝初期，耀州向金朝廷贡瓷有可能使用北宋末的贡余品，也不能排除金军在天会8年短暂占领耀州期间掳获北宋末期的耀州贡余瓷，并转运至金中都。
四、与带铭文金代瓷器比较
金代耀州瓷存世数量较大，现暂举几例，将北京广安门出土印花龙凤纹青釉盘碗与之对比，在胎釉和造型上存在明显区别：
玉华寺遗址新出土金代“窑户”铭刻款青瓷炉。铜川宜君县有玉华寺遗址，该寺
由唐玉华宫改宫为寺，为玄奘法师的译经及圆寂地，宋元明清香火延续不断。1999年寺址出土一件金代青瓷三足圆炉残件。炉口沿上刻有“口黄堡镇窑户李士清同献上玉华寺堂”等字样，系金代窑户为玉华寺献烧此炉的刻铭。南京博物院藏安徽萧县白土窑金代皇统元年白瓷残花瓶上刻有。“白土镇窑户赵顺”造花瓶一对并供奉入本镇南寺等内容，与玉华寺出土金代瓷炉的表述方式相同，可知金代管理下的耀州窑有比较固定的窑户之称。
金代大定十年盏范：系黄堡窑址发掘出土，范作圆形，多曲状斜腹，中空，下有可把握的圆形底沿，在圆形底沿上阴刻“大定十年”的草书纪年款，为淡黄色素烧瓷土胎，通高4.9、底径8.8、壁厚08~25厘米，为 ... 瓷盏的内模。
除了以上几件发表的带纪年铭金代耀瓷，黄堡窑址还出土有金代刻“大安二年”残片。实际上耀州窑带年款铭文的金代瓷器存世量还是较多的，笔者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铜川站整理考古报告的金代标本中曾见有数种，如贞元二年(1154年)七月刻划款青釉碗残件、明昌五年(1194年)刻划款青釉碗残件、泰和七年(1207年)款青釉枕等，《宋辽金纪年瓷器》一书还收录藏于海外的大定二年墨书款青釉刻花落花流水纹温碗(书中称为碗，从造型、尺寸及涩圈看应为金代温碗)，口径达20.3厘米。这些带纪年铭的金代青瓷在釉色、造型、底足时代特征都比较明显，与金代墓葬出土瓷器可以互为验证。通过观察这些这些带铭文的金代耀州窑青瓷可知，它们与广安门出土印花龙凤纹碗、盘存在一定差异。
五、宋金耀州窑龙纹瓷器比较
北宋末至金代前期的耀州窑分期是一项有待深入解决的难题，目前把广安门出土耀瓷推测为金初烧造贡瓷在证据上是不足的。这批印花龙凤纹耀瓷肯定非普通产品，定性为贡瓷是无疑的，但这批残片究竟可复原为多少碗盘个体未经确认。其整体色釉、纹饰近似，加之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有耀州“土贡瓷器五十事”，可知北宋耀州窑单次贡瓷数量有时候并不大，广安门出土贡瓷也许就是一次贡瓷的数量。
耀州窑址出土过多种带“熙宁”、“大观”、“政和”年款的印花青釉小盏，学术界不少专家认为可能是耀州窑为北宋宫廷烧造的贡瓷。北京故宫展出的广安门印花龙凤碗盘个别残留有口沿，器口较薄，釉色青中微泛灰，它们和西安新出土龙纹大盘都与北宋耀州窑青瓷吻合，另外广安门出土盘碗的辅助纹样为篦划出的水波纹，与北宋耀州窑刻花三鱼水波碗的水波纹也较近似。另外从耀州窑金代贴塑龙纹瓶、窑址出土金代贴塑龙纹印模，与耀州窑博物馆所藏北宋贴塑龙纹镂空香炉、西安出土北宋龙纹大盘比较，龙纹造型差异明显，金代耀州窑贴塑龙纹四肢及尾部粗短，而北宋耀州窑龙纹体态灵动、修长，长尾与后肢缠绕，与北宋定窑、越窑印花龙纹盘比较，造型基本类同，与巩县北宋皇陵雕刻的龙纹体姿一致，定窑、越窑、耀州窑在北宋烧造龙纹瓷器时图案选本大致一致，通过广安门出土瓷器可知，耀州窑贡瓷盘、碗同时印龙凤纹和海水、湖石，纹样更显生动活泼。
由于目前巩县北宋皇陵和北京金皇陵出土资料相对贫乏，反而是带有龙或凤纹的北宋定窑、越窑、耀州窑完整瓷器在海内外均有收藏，北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咸平3年)出土北宋秘色瓷除了云鹤纹套盒，还包括一件龙纹大盘残件，直径达到35.8厘米，西安新面世的耀州窑北宋印花龙纹大盘仅存盘心，但推算其尺寸与之接近。耀州窑在宋金皇陵出土情况仍不明晰，目前在辽、金贵族墓和窖藏中的出土量还比较丰富，也不断有一些未判定窑口的辽墓出土瓷器被鉴定为耀州窑产品，如辽开泰7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青瓷被定为耀州窑和越窑两大系统，其中的3件敞口青釉碗和5件花口青釉碗均符合耀州窑北宋初期青瓷的特点。
五代后周卫王冯晖墓出土耀州窑青瓷酒具、辽陈国公主墓中出土耀州窑青瓷碗、蓝田北宋“四吕”家族墓出土多种包镶金银耀州窑青瓷，这些新发现显示耀州窑青瓷精品曾受到上层统治者喜爱，由于宋陵和金皇陵的墓葬资料比较欠缺，广安门出土瓷器仍是我们了解成套组耀州贡瓷的宝贵资料，虽然海内外收藏有不少珍稀的宋代龙凤纹耀州窑青瓷，我们仍期待在宋、金皇陵的未来考古发掘中能出土耀州瓷实物，以解决耀州宋金贡瓷的一些悬疑问题。
来源：《鉴藏》 200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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