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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与画本属两个系统中国的绘画，虽可追溯到远古，但对绘画作艺术性的反省，因而作纯艺术性的努力与评价，也和文学、书法一样，还是东汉末年，下逮魏晋时代的事情。由这种古代实物的考查，可以明了我国的书与画，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系统。书与画的线条，虽然要同样的功力;但画的线条，一直在吴道子晚年的“如莼菜条”出现以前，都是匀而细的，有如“春蚕吐丝”的线条，这和书的线条，也是属于两种形态，自然需要用两种技巧。
书与画本属两个系统
中国的绘画，虽可追溯到远古，但对绘画作艺术性的反省，因而作纯艺术性的努力与评价，也和文学、书法一样，还是东汉末年，下逮魏晋时代的事情。谈到绘画，首先应打破传统的书、画同源，或书出于画的似是而非之说。从我国龙山期、仰韶期的彩陶，以逮殷代的青铜器，其花纹的情形，在今日犹可考见。这可以说是今日能够看到的中国最古的绘画。彩陶文化期的花纹，多彩多姿;青铜器的花纹，威重神密;但两者皆系图案的、抽象的性质，反不如原始象形文字之追求物象。一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一部分铜器上的狩猎、动物的花纹，带有活泼的写实意味。由这种古代实物的考查，可以明了我国的书与画，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系统。
书画的密切关联，乃发生在书法自身有了美的自觉、成为美的对象的时代;这依然是开始于东汉之末，而确立于魏晋时代。其引发此一自觉的，恐怕和草书的出现有关系。因为草书虽是适应简便的要求，但因体势的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书写者的个性，便于不知不觉之中，成为把文字由实用带到含有游戏性质的艺术领域的桥梁。由草书的艺术性而推及其他各体，乃至古代文字。所以在历史中最先在书法上受到艺术性欣赏的，当为后汉章帝时杜度的章草，由此流衍而为崔瑗的草贤，张芝的草圣。竹林名士，皆善草书或行书，因与其性情相近。而张彦远的《书法要录》，一开始便录有后汉赵一的《非草书》。非草书，是对草书加以非难。他对草书要加以非难，是因为当时人学习草书的风气，几乎代替了经学的风气。赵氏认草书为“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可是一般人，受了杜、崔、张的影响，引起了学 ... 狂潮。“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昃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以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息。”而“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这可以说是无用之物，所以他劝大家把这一番精力，应“用之彼七经”和“稽历协律”这一方面。由此不难窥见自杜度的草书成功后所引起的对草书的欣赏与学 ... 狂潮。我以为书法是在此种狂潮中才卷进了艺术的宫殿。书法从实用中转移过来而艺术化了，它的性格便和绘画相同。加以两者使用笔墨纸帛的同样工具，而到了唐中期以后，水墨画成立，书与画之间，更大大地接近了一步，于是书画的关系，便密切了起来;遂使一千多年来，大家把两者本是艺术性格上的关联，误解为历史发生上的关联。
即使在艺术性的关联上，后来许多人，以为要把画画好，必先把字写好的看法，依然是把相得益彰的附益的关系，说成了因果上的必然的关系。书与画的线条，虽然要同样的功力;但画的线条，一直在吴道子晚年的“如莼菜条”出现以前，都是匀而细的，有如“春蚕吐丝”的线条，这和书的线条，也是属于两种形态，自然需要用两种技巧。事实上，固然许多人善书同时也善画，但吴道子本来是“学书于张长史旭，贺监知章。学书不成，因工画”。而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倪云林，据董其昌《画旨》引顾谨中《题倪画》云：“初以董源为宗。及乎晚年，画益精诣而书法漫矣。”董又加按语说：“盖倪迂书绝工致，晚年乃失之。”在元以前，有许多名画人在自己的作品上多不署款，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不易被人注目的地方，主要这是怕不很高明的字破坏了自己画面的关系。我在这里不是说书法对绘画没有帮助，而是在指出绘画的基础，并非一定要建立于书法之上，而是可以独立发展的。沈颢《山水法》在《落款》项下谓“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这即足以证明绘画的成就，原与书法并无关系。宋以后，有一部分人，把书法在绘画中的意味强调得太过，这中间实含有认为书法的价值，在绘画之上，要借书法以伸张绘画的意味在里面。这便会无形中忽视了绘画自身更基本的因素，是值得重新加以考虑的。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徐复观
编辑：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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