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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標題：展覽解讀|朝向東方的沙海奇遇——世界交融離去的“馬可•波羅們”在中國留下的印記和中國文化對此的反響，從而使觀者看到西方與東方之間密切的跨文化交流，以及由此開啟的世界交融的新紀元。聖母與觀音《羅馬人民的保護者聖母瑪利亞像》（摹本）區域性，義大利羅馬聖安德烈教堂藏之一組以“聖母與觀音”為主題。聖母瑪利亞懷抱幼小的耶穌，是基督教藝術中最動人的形象之一，《亞歷山大的聖凱瑟琳的神祕婚姻》為手抄本中的
原標題：展覽解讀 | 朝向東方的沙海奇遇——世界交融
離去的“馬可•波羅們”在中國留下的印記和中國文化對此的反響，從而使觀者看到西方與東方之間密切的跨文化交流，以及由此開啟的世界交融的新紀元。
聖母與觀音
《羅馬人民的保護者聖母瑪利亞像》（摹本）區域性，義大利羅馬聖安德烈教堂藏
之一組以“聖母與觀音”為主題。聖母瑪利亞懷抱幼小的耶穌，是基督教藝術中最動人的形象之一，《亞歷山大的聖凱瑟琳的神祕婚姻》為手抄本中的一頁，長35釐米、寬26.5釐米，尺幅不大。同時期，還出現過不少象牙質的小型聖母子雕像。這類物件可攜帶，便於基督徒外出途中禮拜之用。所以，母與子的這種組合圖式便有了對外傳播的路徑。
《唐寅款送子觀音像》區域性，原件藏於美國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
同時，懷抱幼童的送子觀音，則是中國民間信仰中一個重要的形象表徵；中國文化中歷來就有“重生”、“貴生”的思想，由此在民間形成了龐雜的生育神信仰，“送子觀音”便是佛教與中國民間信仰雜糅的結果；但觀音懷抱嬰兒的影象，直到明朝才開始出現。不僅如此，中國古代社會中還存在一類母與子形象，就是佛教中的“鬼子母”形象。鬼子母傳說來自印度，可能於漢代已傳入中國；其形象至遲於五世紀後半已經出現；到八世紀，鬼子母形象已完全中國化。三類不同內涵的母與子組合在形象姿態上的相似，迫使我們去思索其關係。
本組最後兩件展品——《羅馬人民的保護者聖母瑪利亞像（摹本）》和《唐寅款送子觀音像》則完全出自同一母本。二畫在構圖、人物姿態上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但人物的面相、服飾和物件等特徵則一西一中，應和不同文化下的創作背景。“羅馬人民保護者聖母”型別，是基督教藝術中描繪聖母子的常見形式之一，其傳播至中國可能與來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例如，姜紹書在《無聲詩史》卷七《西域畫》中就有這樣的評述：“利瑪竇（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攜來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嬰兒，眉目衣紋，如明鏡涵影，踽踽欲動。其端嚴娟秀，中國畫工，無由措手。”這類西方畫作顯然對中國畫壇產生了影響。
十字蓮花
第二組為“十字蓮花”，主要以出土自中國的墓碑、法杖、銅鏡等宗教遺物為線索，講述了元明之際西方商人和傳教士從遙遠的地球另一邊來到中國，在貿易和宣教的同時傳播西方文化，甚至在逝世後將自己的身軀也埋在這異國他鄉，並在中國的藝術土壤中留下了十字架、蓮花、天使、聖人等文化符號，成為重要的裝飾元素和裝飾母題。
蓮花十字是中國景教的藝術符號；景教是基督教的東方教派，唐代傳入內地，元代得到空前發展。蓮花本身具有濃郁的佛教象徵意味，它成為中國本土景教的形式元素，反映了外來文化的中國化過程。須彌座祭壇式墓垛石碑額中央為蓮花十字圖案，而其兩側飄揚的天使則令人聯想到佛教中的飛天形象。
《十字形銅杖頭》，內蒙古博物院藏
十字形銅杖頭中，四臂等長、內細外粗，為景教十字架。十字交叉中心的圓餅內刻有一條“S”形陰線，使得中心圓形成一個類似於道教中的陰陽魚太極圖。關於陰陽魚太極圖的出現時間，學界尚存爭議。一些學者認為現存文獻中最早一張“陰陽魚”太極圖出自南宋張行成的《翼玄》，而也有人將其推至元末。但最起碼，此銅杖中出現了類似於陰陽魚太極圖的形式，確是事實。
揚州出土的兩塊拉丁文墓碑是義大利商人的兩個孩子的墓碑，碑文以古哥特體拉丁文書寫，碑文上刻畫基督教聖徒故事。但聖人所坐的是中式傢俱，墓碑邊飾也是運用中國傳統的唐草紋。中西方藝術元素很自然地被巧匠融於同一物中，傳達了當時中西方的來往交融訊息。
《揚州拉丁文墓碑（之一號）》拓片，揚州博物館藏
西學東漸
第三組為“西學東漸”，通過畫作、文獻和地圖等多種展品型別，反映了隨著時間的推進、中西交往的深入，遙遠的兩地在影象、書籍和技術等各個方面都有了互動，昭示著世界交融的一個新紀元開始了！
《利瑪竇與徐光啟像》，義大利羅馬中央國家圖書館藏
十六世紀末，利瑪竇作為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學習中文，在中國結交了許多好友，餘生都在中國度過，併成為首位葬於北京的西方傳教士。1605年到1607年，他和徐光啟把《幾何原本》的前六卷翻譯出版，之一次把歐幾里德幾何學及其嚴密的邏輯體系和推理 ... 引入中國，同時確定了許多我們如今耳熟能詳的幾何學名詞——點、直線、平面、相似等等。
《幾何原本》（中文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不僅如此，從1584至1608年，利瑪竇試製了至少12個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圖。利氏綜合中西方多個地圖資料，採用當時歐洲更先進的橢圓形等積投影法繪製。既補充了當時西方世界地圖中中國部分的粗率簡略，又完善了中國舊圖中關於西方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以來地理知識的缺失，是當時更先進的世界地圖。利氏為適應中國讀者的需要，將西方原圖中以本初子午線為縱軸的座標系，作170度平移，使原本處於東部邊緣的中國一躍而至靠近地圖中心但並非地圖中心的位置，與新發現的美洲隔海相望；這也使得傳統托勒密地圖中歐洲與地中海世界的中心位置在此被相對化。這都奠定了中國近現代世界地圖知識與觀念的基礎。當代世界地圖，通過各種高科技儀器測定，早已對地圖上的各地區獲得了非常客觀的知識。但其佈局，依舊延續自利瑪竇所繪世界地圖。
尾篇
新會木美人，新會博物館藏
沐浴中的女人，義大利烏菲齊美術館藏
當我們循著馬可•波羅的足跡往返於歐亞大陸兩端之後，最後來審視“新會木美人”、楓丹白露畫派《沐浴中的女人》、《加百列和她的妹妹》作品中的“窈窕淑女”，在驚異於她們之間面容、姿態和眉眼的神似同時，籠罩在歷史上的迷霧也漸漸散去，淡忘的歷史再次“浮出水面”。
正如陸九淵所言：“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當人們跋山涉水，遠赴異鄉，見證這陌生中的熟悉與親切時，一種“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的感覺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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