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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魯迅與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在新文化事業上都有重大建樹，是民國文壇上有名的周氏三傑。魯迅之母魯瑞中年守寡，含辛茹苦養大三個兒子，又個個成材，本應能安度晚年才是。1919年底，魯迅拿出自己的多年積蓄，並賣掉周家的紹興祖屋，買下了北京八道灣大宅，將母親從紹興接來養老，三兄弟帶着家眷同住，過上了大家庭的生活。成爲北京35中圖書館的八道灣魯迅故居好景不長，1921年，三弟周建人爲謀職去了上海，1923年，
魯迅與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在新文化事業上都有重大建樹，是民國文壇上有名的周氏三傑。
魯迅之母魯瑞中年守寡，含辛茹苦養大三個兒子，又個個成材，本應能安度晚年才是。1919年底，魯迅拿出自己的多年積蓄，並賣掉周家的紹興祖屋，買下了北京八道灣大宅，將母親從紹興接來養老，三兄弟帶着家眷同住，過上了大家庭的生活。
成爲北京35中圖書館的八道灣魯迅故居
好景不長，1921年，三弟周建人爲謀職去了上海，1923年，在羽太信子挑唆下，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倆激烈爭執、正式決裂，魯瑞、朱安跟着魯迅搬出了八道灣，把剛經營好的新宅騰給了羽太信子孃家的一家人。
1926年，魯迅離開北京，不久去上海，與周建人重逢。1936年，魯迅在上海病逝，年僅55歲。
1937年春天，爲安慰傷心的老母，定居上海多年的周建人攜王蘊如赴京參加母親八十壽宴，卻在宴席上與周作人爭吵翻臉，受羽太姐妹持刀恫嚇，不歡而散。
不久，盧溝橋事變後，身爲北大教授的周作人拒絕跟隨西南聯大遷往內地，最終變節，投身汪僞政權、成爲漢奸。1941年，周建人之子周豐三在八道灣家中拿警衛手槍，當着周作人的面自殺身亡。
1943年，陸續遭逢三子失和、長子早逝、孫兒自殺等慘劇的魯瑞，在北京去世，由次子周作人安葬，死後，她的牌位終於能由西三條衚衕21號搬回由周家出資購買的八道灣11號的大宅門。
魯瑞
羽太信子出身貧苦，是魯迅、周作人兄弟留學日本期間所聘請的女傭，後與周作人產生感情並私訂終身。
魯迅並未因羽太信子家世寒窘而排斥她成爲周作 ... 子，可這個日本“鳳凰女”剛在周家站穩腳跟，拿捏住膽小怕事的周作人，便把她母親、哥哥妹妹和親戚們全都接到北京，帶着羽太一家日本貧民登上了命運翻身的階梯。
爲人單純的魯瑞後來不解地說道：
“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裏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爲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裏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在羽太信子揮金如土、羽太家親戚雞犬升天的同時，周家卻兄弟鬩牆、魯迅早逝、周作人變節、周建人婚姻不幸，家庭危機重重。
她利用了與周作人的婚姻，讓周家爲羽太家的貧苦命運買單，讓周家三代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古人說，娶妻娶德，一個正直善良、有才有識的妻子，可以持家三世不衰，而一個自私虛榮、刻薄無情的妻子，只會給家族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周作人與羽太信子，就是這樣一個值得借鑑和警醒的婚姻標本。
1、爲養活弟弟一家人，魯迅回國工作
魯迅十五歲那年，父親周伯宜病故，他是長子，雖然長得矮小單薄，但面對一家婦孺，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挑起了家庭重擔。
父亡第二年，周家父輩們開會分房，分給魯迅一家人的既差且小，魯迅據理力爭、拒絕簽字，卻被叔父們厲聲訓斥，從此心底對大家族的幻想破滅。
但他又是善良的、重孝悌的，面對無助的母親、幼弱的弟弟，魯迅決心一生克己愛人，爲他們重建一個有情有義的溫暖家庭。
魯迅
1902年，21歲的魯迅前往日本公費留學、攻讀醫學，1906年，21歲的周作人也考取官費生，赴日本學習海軍技術。
周作人
兄弟倆在日本重逢，很是高興，遂與許壽裳、朱謀宣、錢均夫五人合租了東京的一處豪宅，取名“伍舍”，由於“伍舍”的院子很大，他們又僱傭了一名18歲的貧女羽太信子爲使女，以司清潔打掃等雜役。
羽太信子做事麻利、身材豐滿、姿色尚可，又有日本女人的恭謹，她看上周作人性格柔弱，對他頗爲殷勤，二人不久正式交往。
當年寓居日本的華人，很多都曾與使女有過緋聞，如孫中山與大月薰，蔣介石、戴季陶與重鬆金子，但將使女娶回家的，卻只有周作人。
因爲幼年家道中落、見過世態百相，魯迅對貧苦者天生有同情心，所以沒有阻攔弟弟與日本女傭結婚。
但他沒能想到的是，雖然出身勞動人民，羽太信子的價值觀和人生信條都與勤勞奮鬥毫無關係，她只想把這樁婚姻當成一塊命運跳板，儘快從貧困潦倒的底層脫身而出。
1909年，羽太信子與周作人結婚，擺脫了爲人做傭的命運。
羽太信子、周作人、羽太重久
但此時的周家兄弟也只是窮學生，勉強靠翻譯書稿的收入維持在東京的生活。周作人結婚後添了家累，身爲長兄的魯迅便不得不停止文學研究，回浙江尋找教職，寄錢到日本去維持他們的生活，而二弟夫婦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
其時的周作人年紀也不小了，自從去日本後，他的生活和日常事務就由魯迅打理，他自己則醉心於讀書與日本文化，很少感受到經濟困境和生活壓力。
1909年至1911年，魯迅在中學裏當兩門課教員的同時，還兼任日語翻譯，以微薄的薪水維持一家生計，而他寄給周作人的費用，不少被羽太信子拿回了孃家，羽太家的生活，因爲長女的婚事得到了改善。
1911年，身心疲憊的魯迅去日本督促周作人回國謀事，信子也跟着來到中國。
此時的羽太對魯迅還比較客氣，畢竟她與周作人在經濟和前途上都要仰仗魯迅提攜。直到1912年，魯迅還不時接濟羽太的孃家，1912年7月10日，他日記中曾寫：“午前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
如周氏兄弟的好友許壽裳所言：
“羽太信子對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
但她潑悍的個性在婚後即已顯露，據周建人回憶：
“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周作人）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館去講話。”
對此，周作人只淡淡地說：
“羽太患有臆想症，犯病如譫如囈。”
但妻子、大舅子、小姨子一起對他戟指大罵，讓周作人甘拜下風，這其實是門不當戶不對的惡果，周氏兄弟都是久居書齋的文人，而羽太一家人吃相惡、心機重，論到蠻不講理、撒潑打滾，周家一開始就不是羽太家的對手。
1912年，因小說嶄露頭角的魯迅應紹興同鄉、國民 ... 教育總長蔡元培邀請，任教育部僉事，周作人則在浙江當了四五年中學教員。
在此期間，信子安排自己的妹妹芳子嫁給了周建人，一次宴會後，她把喝醉酒的周建人與芳子關到一個房間裏，第二天早上起來，周建人已經說不清楚了，於是信子便幫兩人辦了婚事，遠在北京的魯迅得到消息，早就木已成舟，他也向來沒有門戶之見，並未介懷。
1917年，魯迅託蔡元培爲周作人在北大謀得工作，周作人來到北京，與魯迅團聚。
2、八道灣裏的恩恩怨怨，羽太信子揮金如土的生活導致周氏三兄弟決裂
從15歲起，魯迅就擔起了“長兄如父”的角色，對母親、弟弟、弟媳、侄子侄女們極盡責任，到1917年周氏兄弟在北京團聚，已經足足21年時間。
21年間，魯迅到處奔波、自奉甚儉，一心拉扯兄弟，特別是對周作人寄以厚望，當作自己兒子一樣處處督促、提攜、資助，他不滿意母親給他包辦的妻子朱安，但也不願爲了傷母親的心而離婚，只是把全副精力投入了大家庭建設中。
從左到右：前排芳子、魯瑞、信子；後排周建人、魯迅、周作人
此時的魯迅，早已青春不再，他喜歡孩子，特別是周作人、周建人新生的兒女們，是周家的第三代，被他視若珍寶，因此他願意自我犧牲，去成全弟弟們的家庭。
1918年，魯迅任《新青年》編委，發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等，從此一舉成名，而同年，周作人也在北大任文學院教授，並創辦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兄弟倆的文章，都以博學深知著稱，一個銳利有批判性，一個散淡雋永，很快成爲民國文壇的雙子星，且二人當時的薪水都不少，足以在北京安家立業。
於是魯迅決定買一所大宅子，把母親和三弟周建人都接到北京團圓，讓因爲父亡子幼而傾頹過的大家庭重新興旺振作，讓母親頤養天年，讓兄弟子侄成爲新的讀書世家。
這夢想，本來就極具封建宗祠家族的色彩，把大家族和家族傳承看得比自己的小家庭更重要，但身爲新文化啓蒙者的魯迅，畢竟是在儒家文化的教育裏長大，孝悌二字，他雖然多次在文章中質疑，卻至死都是他的行爲準則。
1919年夏天，魯迅看中八道灣11號的羅姓屋，談好的價格是3500多元銀洋，裝修需300多大洋，共4千元。
魯迅在京單身七載，租住會館，花費很少，已積蓄了2千多元，周作人由於要寄錢養妻小，拿不出錢來，魯迅便將紹興的祖宅賣了1千多元，再借債5百元，買下八道灣前後三進的大宅院。這棟房子，魯迅個人出資的成份在八成以上，他之所以耗盡全部資產，甚至不惜舉債，買下這套共有28間房子的豪宅，是看中後院的空地寬大，適合兒童遊玩，適合周作人、周建人以後安家樂業，亦可以實行他“兒童本位”的教育。
全家人搬進來後，魯迅把後進帶院子的大房讓給周作人和周建人兩個弟弟家，中間一進留給母親魯瑞和朱安，自己住在最外面一進，外進除去會客廳外，只有幾個淺陋的房間，而魯迅卻甘之如飴，他在門外栽上丁香與青楊，有種推己讓人、功德圓滿的成就感。
魯迅紀念館裏的八道灣11號模型
由於朱安懦弱自卑，魯迅也不大理她，八道灣便由強勢麻利的羽太信子當家。
從1919年底到1923年中，魯迅在八道灣住了三年多時間，此時他心滿意足、佳作頻出，寫下了《阿Q正傳》、《風波》、《故鄉》、《社戲》等小說和譯作一百多篇，名揚全國，家中高朋滿座，蔡元培、胡適、郁達夫、錢玄同等人都頻頻過訪他的“豪宅”。這個時期的魯迅作品，不再像從前那樣以筆爲刀、尖銳犀利，而是充滿了生活氣息。
而周作人在北大任教的同時，也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不斷發表白話散文和新文化啓蒙思想文章，獲得很高讚譽。
隨着周作人的地位上升，羽太信子聲氣漸漸不同往日，她不讓孩子們接近這座宅子名義上的大家長魯迅，讓他們把大伯買的糖全都丟掉，還囑咐他們不許去魯迅居所，要“冷清煞”沒孩子的魯迅。
但首先被逼離開八道灣的人是三弟周建人，自1919年底陪母親來北京後，十幾歲就當小學教員養家的周建人成爲北大旁聽生，一心投入學習研究，想在事業上追趕兩位兄長，平時只做臨時工作，收入微薄，三弟媳芳子很是不滿。
芳子雖是信子的胞妹，但常常向姐姐討錢、看人臉色的感覺肯定不舒服，因此遷怒於周建人。
一次，周作人帶着羽太姐妹坐車出去遊玩，周建人也想去，芳子冷冷地說：“你沒有錢，也想出去玩嗎?”而周建人深感尷尬的同時，坐在車裏的二哥夫婦卻一言不發、置若罔聞，令周建人心冷。
1921年，在胡適的幫助下，周建人在上海謀得商務印書館編輯一職，芳子拒絕跟隨他南下，周建人多次寫信來勸說均無效。
在周建人離家前，魯迅對他叮囑道：
“你這次出去，不要想家，不要想那麼容易再進這個家門，你在外謀生，自己存些錢，不必寄錢回來。”
他似是對後來發生的事情已有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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