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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梅新育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對外經貿爭端中，美國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歷時百年之久，跨越新中國建立前後和改革開放前後。而且，美國挑起對華貿易爭端浪潮，通常都與當時美國的經濟和外交戰略變動緊密相關。一、《購銀法案》兩敗俱傷中國近現代史上遭遇的歷次經貿爭端，論對中國經濟社會最為創鉅痛深者，莫過於美國...1934年制訂實施的《購銀法案》。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碩果僅存的銀本位大國，這部要求美國...持續高價收
文/梅新育
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對外經貿爭端中，美國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歷時百年之久，跨越新中國建立前後和改革開放前後。而且，美國挑起對華貿易爭端浪潮，通常都與當時美國的經濟和外交戰略變動緊密相關。
一、《購銀法案》兩敗俱傷
中國近現代史上遭遇的歷次經貿爭端，論對中國經濟社會最為創鉅痛深者，莫過於美國 ... 1934年制訂實施的《購銀法案》。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碩果僅存的銀本位大國，這部要求美國 ... 持續高價收購白銀的法案引發了中國白銀流失狂潮和全面通貨緊縮，結束了南京國民 ... 建立後的所謂“黃金十年”，終結了中國自明代以來沿用近四百年的銀本位制度，摧毀了當時中國的財政金融體系，為20世紀40年代中國市場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做了鋪墊。與此同時，該法案也沒能起到其倡導者所聲稱的“保護美國白銀生產部門”的作用；大規模向美國武裝走私白銀，攫取美國持續高價收購白銀暴利的日本軍閥，成為更大受益者。
從當時美國整個經濟外交戰略來看，《購銀法案》是美國國會1930年5月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以來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發展。《斯穆特-霍利關稅法》一舉提高了890種商品的進口稅率，引爆以加徵關稅為主要內容的世界性貿易戰，45個國家為此提高關稅以報復美國。但由於白銀持續流入中國這個唯一銀本位大國，當時中國東南沿海部分口岸城市得以在世界性通貨緊縮浪潮中享受著通貨膨脹驅動下的增長。而《購銀法案》卻敲響了這一“繁榮”的喪鐘，把中國東南沿海口岸城市徹底拖入1929年以來席捲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的深淵。
二、1979—1983年紡織品爭端：當代中國對外貿易戰的起點
新中國成立後，在前30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上沒有旨在爭奪中國內部市場的貿易戰，因為進口是按照計劃執行的；而現實中，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普遍遭受控制主流國際市場的西方國家種種貿易禁運、制裁措施，其出口貿易並不發達，基本上也很少遭遇旨在爭奪國際市場的貿易戰。日益常見的貿易戰是改革開放後發生的，而揭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戰大幕的也正是美國。
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署中美貿易關係協定，建立正常經貿關係；當年，美國便單方面宣佈對中國7大類出口紡織品實行限額。1983年，中美兩國就走到了貿易戰的地步：由於美方在紡織品貿易協定談判中要求降低中國大陸的配額年增長率，中方理所當然不願單方面讓步，美國在談判破裂後單方面宣佈對中國紡織品實施新配額，中國則宣佈減少或終止購買美國棉花、化纖和大豆。儘管雙方最終於1983年9月達成了第二個紡織品貿易協定，但中美貿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開了。
在1982年9月召開的 ... 十二大上，鄧小平同志在開幕詞中鏗鏘有力地說：“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由於彼時正值美國挑起的紡織品貿易爭端一步步邁向貿易戰升級期間，鑑於對美貿易在當時中國外貿中的分量，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毫無疑問也包括美國主動尋釁挑起貿易戰損害中國對外經貿利益。當時，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了大體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整體經濟實力與美國差距懸殊。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名義GDP，在1980—1983年間，美國依次相當於中國的9.4倍、11.0倍、11.7倍和11.8倍。中國 ... 在這場貿易戰中採取果斷措施，最終贏得了比較合理的新紡織品貿易協定，為此後中國紡織業發展，為中國外貿發展，創造了較好環境，更為今日應對美方強加的規模空前貿易戰樹立了典範。
三、“外貿奇蹟”引來懷璧其罪
以1979—1983年中美紡織品貿易戰為開端，中國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就成為全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更大受害者，“蟬聯”全世界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措施更大目標國，迄今已有近30年之久。美國又是對中國發起貿易爭端最頻繁、最激烈、規模更大的國家，直至今年這場貿易戰，一舉將全球貿易史上雙邊貿易爭端涉案貿易額紀錄提高10倍以上。倘若特朗普如其所威脅的那樣對中國全部對美出口都額外加徵關稅，這項歷史紀錄將提高百倍以上。即使成功應對解決了這場貿易戰，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的形形 ... 貿易戰也不會斷絕。
為什麼？原因來自中美兩個方面。在中國方面，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只要中國經濟貿易成長業績優良，貿易摩擦壓力就註定如影隨形，而且不一定僅僅來自西方國家。畢竟，在經濟成長的“中國奇蹟”中，“外貿奇蹟”堪稱最輝煌篇章。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資料，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僅有0.89%，而同年美國這項指標高達21.59%，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這項指標也有2.21%（作者注：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資料）。改革開放前，中國雖然初步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外貿絕對規模大幅增長，外貿商品結構實現了工業製成品佔比大幅度提升的優化，但由於從新中國成立伊始就遭受西方陣營長期全面貿易禁運，“巴統”對華貿易禁運清單竟然是對蘇聯禁運清單的兩倍，後來又被蘇聯東歐陣營如法炮製，加上國內體制因素，中國外貿總量在全球貿易中所佔份額提高甚微，甚至有所下降。1978年中國全面啟動改革開放以來，外貿增長速度持續高於經濟增長速度，在全球貿易中所佔份額持續大幅度提升。
1981年，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突破1%而達到1.09%。到2015年，中國這項指標達到13.76%，為近代以來更高峰。2016年（13.09%）和2017年（12.77%），中國這項指標雖然略有下降，但仍然遙遙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儘管中國名義GDP總量與美國之間仍然存在近60%的差距，但貨物貿易出口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長期保持這一地位。進一步對比分析中美兩國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指標，我們可以看到，目前中國這一指標基本上相當於美國在二戰之後和平年代鼎盛時期的水平。
正是基於中國外貿的上述成就和中國外貿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全方位貢獻，中國被國際社會公認為近30年來經濟全球化的一大貢獻者和受益者。對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取得這樣的成就，為此遭受一些貿易戰壓力，也可理解。
四、貿易收支逆轉改變美國貿易政策取向
在美國方面，貿易逆差等巨集觀經濟失衡問題日益加劇，導致其與各貿易伙伴之間的經濟利益爭端越發凸顯，更進而加劇了美國這個守成大國對中國這個新興大國的防範、遏制之心。
二戰之後初期，順差是美國貨物貿易收支的常態。1968年之前，美國僅1959年一年出現過6.01億美元的逆差，其餘歷年均為順差。1968年和1969年，美國貨物貿易分別逆差12.87億美元、9.80億美元，1970年順差7.97億美元，1971年逆差47.93億美元，1972年貨物貿易逆差翻番至96.63億美元，逆差從此成為美國貨物貿易收支的常態。1971—2017年間，美國除1975年一年順差29.75億美元之外，其餘歷年均為逆差，且總體趨勢是逆差日益擴大——1974年首次突破百億美元達到110.41億美元，1984年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達到1224億美元，2006年達到迄今年度貨物貿易逆差更高峰8921億美元，2017年為8628億美元。
貿易收支逆轉改變了美國貿易政策的取向。無須否認，儘管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前科”，但二戰後初期美國確實充當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領頭羊”，在此前60年裡主導制定了75%以上的現行國際貿易規則，美國本國的關稅率從大蕭條時期的40%～50%降至平均4%左右。直到20世紀70年代前夕，美國 ... 貿易政策的基調始終是“自由貿易”。然而，隨著貨物貿易逆差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成為常態，美國貿易政策發生了實質性轉折，美國人將與日俱增的貿易逆差歸咎於外國對美國貨物和勞務採取了所謂“不正當競爭手法”，“公平貿易”的說辭開始徘徊在白宮和國會山上。
早在1978年1月19日，卡特總統就在他的之一篇國情諮文中提出：“自由貿易也必須是公平的貿易。”1985年9月23日，里根總統在《貿易政策行動計劃》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貿易”的概念，並組成以商務部長為首的貿易反擊小組，規定其任務是查明和制止外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成為美國實踐所謂“公平貿易”政策之濫觴。此後，美國國會相繼通過《貿易與國際經濟政策改良法案》（1986年）、《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進一步強化了美國貿易政策轉向公平貿易的趨勢。後冷戰時代上臺的克林頓 ... 更前所未有地把“經濟安全”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公開宣稱：“經濟增長前所未有地依賴開闢新的國外市場和擴大世界貿易量。因此，我們在國際市場上堅持把進行公平貿易作為擴大貿易的國家經濟戰略的一部分。”從而徹底完成了美國貿易政策從自由貿易向公平貿易的轉變。美國曆經小布什、奧巴馬兩位總統後，特朗普 ... 通過同時向全世界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貿易開戰，將美國的公平貿易政策實踐推向了新高峰，而且首次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範疇。
所謂“公平貿易”政策，其基本觀點是認為美國市場開放度遠遠高於別國，別國藉此一方面廣泛運用傾銷、出口補貼等不正當競爭手段擠佔美國市場，另一方面築起重重壁壘，將美國商品、服務和資本拒之門外，致使美國貿易逆差居高不下。其主旨是：一方面，調整國內經濟產業，從根本上增強美國經濟競爭力；另一方面，由 ... 出面致力於消除貿易伙伴“不正當、不合理、不公平的貿易政策或做法”，為美國商品、服務和資本開啟有利可圖的海外市場大門。“公平貿易”論的一些論點未必沒有一點道理，問題是，在美國一貫的單邊主義作風之下，別國的措施“公平”與否，完全由美國單方面認定，這就使得“公平貿易”政策更多時候淪為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大棒。
五、新階段中美貿易戰不僅僅是一起事件
不僅如此，由於山姆大叔是個守成大國，佔據國際經濟政治霸主地位已經70餘年，因此必然格外警惕防範新興大國挑戰其霸主地位。
一般來說，守成大國遏制新興大國的策略，首選製造內亂，其次離岸制衡，最終選擇是硬實力對抗。其中，製造內亂包括三方面內容：誘導新興大國內戰；扶植親美勢力，開展“和平演變”；以民族宗教問題為突破口，製造內亂。離岸制衡策略包括政治軍事冷戰，如冷戰期間美國在亞洲組織所謂“共產主義防波堤”，為此大力扶植日本、韓國和臺灣；也包括冷戰後的經濟制衡，如近20年來西方經常唱空中國經濟，這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種離岸制衡策略。硬實力對抗策略包括軍事熱戰，也包括經濟競爭，而經濟競爭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貿易戰。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美國對新中國首先採取了硬實力對抗之熱戰策略，其結果是朝鮮、越南兩場戰爭失敗，中國則藉此一舉扭轉了鴉片戰爭以來的積貧積弱、任人欺辱形象。硬實力對抗之熱戰策略失敗之後，美國遏制中國策略重心轉向離岸制衡之政治軍事冷戰，但結果是中國在貿易禁運中自主建成了基本完整工業體系，而且打破了外交封鎖。當貿易和外交封鎖策略失敗，美國為了對付蘇聯轉向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時，美國對華政策中遏制的一面逐漸轉向製造內亂策略，但最終失敗。當前，美國遏制中國策略重心轉向硬實力對抗之經濟競爭策略，中美貿易爭端頻率加密，烈度上升，其來有自。正因為如此，中美貿易戰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個階段。
在近二十年來的美國總統中，特朗普的政治基礎最倚重美國實體經濟部門，他最重視重建美國實體經濟部門，期望通過貿易保護重建美國實體經濟部門產業鏈。在對外談判中，特朗普格外喜歡玩弄充斥著恫嚇和威脅、企圖一開始就把談判對手推向懸崖邊緣的“交易的藝術”，所以在中美貿易戰中，之一個回合就搞出對500億美元進口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大招，進而又威脅要對5000多億美元進口中國商品加徵關稅，這在以前的美國總統中是不可想象的。
六、結束語
貿易戰本身不是好事，但又是中國經濟成就的另類證明。為維護和發展中美關係，避免貿易戰，多年來我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貿易戰爆發前的最後一刻。既然某些事情不以我們的善良意願為轉移，那麼合理的選擇就是挺身迎戰。歷史證明，壓力可以成為我們進步的動力，中國的發展往往也是被壓出來的。我們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性優勢，只要我們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做好自己的事，在這場貿易戰中，我們終將迎來“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一天。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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